我们老说社会形成了一个善良淘汰机制，越是君子的人是最早出局的人，小人是最后能够站得住的人。
金雁，东欧问题研究学者。
姚监复：让我们看透中国社会的骗局
第一，王学泰像《皇帝的新装》里勇敢的小孩，戳穿骗局，他给了我们具有穿透力的眼睛，来看透中国社会的骗局。
第二，王学泰给了我们一面以史为鉴的镜子，在游民文化中可以看到现当代史上的很多事情。
第三，游民文化通过通俗文艺等形式，顽强延续到现在，对暴君对政治野心家，影响深刻，同样对暴民的暴行也有影响。影视剧中经常出现“暴君式好皇帝”、“暴民式英雄”。
第四，对游民的革命性和知识分子革命性的判断，都很了不起。会不会在新的合适条件下又出现新的“痞子运动”，是这部书极为重要的现实警惕意义。
姚监复，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三农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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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一个非常有力的解释工具
我觉得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有两个层次：一种学术著作是对某一个问题研究非常深刻，非常有启发性，它局限在一个问题的探讨上，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是通过一个研究，能够做出具有普遍性的概括，提出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概括。王学泰的著作属于第二个层次。游民文化是对于解释中国问题一个非常有力的，非常有解释力的一个概念。正像李慎之先生说的，王学泰先生对游民文化的揭示，蕴藏了中国两三千年历史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他对于了解中国以后的社会，中国现实以及未来的社会有很大的意义。
王先生说阿Q是游民，这个解释非常好，我们鲁迅学界讨论很多年都没有弄清楚，我觉得把阿Q看成游民更准确。鲁迅写《阿Q正传》重点说他是革命的，游民是革命的。他说以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实际上鲁迅已经预感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了这样深厚的一个游民文化的土地上，它所可能产生的革命和改革，只能是阿Q式的革命，也就是游民式的改革。我觉得这对理解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近现代的历史是有非常大的启发。
我看到当代很多知识分子，经常就想到流氓加才子，我甚至有时候说，中国当今的文坛没有才气不行，但没有点流氓气息也站不住脚，这个流氓加才子和游民文化有联系。
当下中国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形成非常严重的游民的问题，这种情况很令人心惊。
钱理群，学者，原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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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性
我特别想向王学泰老师表示感谢，因为他的这本书，给我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启示。大家都说张艺谋，张艺谋现在这个状况，包括从英雄开始大家对他很不满，包括表现，最早张艺谋从红高粱开始有比较正面的影响，现在评价比较负面，原因是什么？我在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张艺谋电影自己回顾的看，我把张艺谋电影从红高粱看起，一直看到去年的千里走单骑，看到一半我慢慢浮现王学泰老师在这本书那个视角，我觉得张艺谋不仅仅是一个摄影出身的很好的电影修辞学家，他是有思想的人，他的思想就是游民思想。
对张艺谋做的分析，我觉得还是其次。为什么在今天，张艺谋的影片也不能净化人，看他的东西也不是有多大的满足，为什么偏偏是张艺谋而不是别人，居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电影地位，得到这么广大的响应？甚至于在国外电影节上，西方观众都很认同他，因为他们认出张艺谋里面真正不同的东西，真正不一样的东西。张艺谋和陈凯歌之间，无论如何，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孩子王》，超过张艺谋的任何一部电影，但是西方人不认可。因为陈凯歌里有一个儒家思想，他有些东西会和人道，和西方衔接。张艺谋是真正陌生的存在，西方人会认同他。然后在我们国家也是大行其道，成为主流话语，张艺谋的电影从官方到民间全都推崇，这非常有意思。这里面蕴含的深刻的内涵，深厚的社会背景，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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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游民文化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王先生分析朱元璋很到位，游民在社会###中成功之后，掌握政权之后，会更加专制、集权，更加残酷。
历史上形成过一种游民文化，流民文化跟特定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后果是很可怕的。这本书的一个意义也在于让人们注意到这个现象，一定要从制度上让成为游民的人尽可能融入到当地社会当中。
雷颐，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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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了不起的洞察力和深刻性。
王老师这本书有两个非常大的贡献，第一个揭示了我们的社会中，还有我们的革命里，一些游民的痕迹。第二个就是民间通俗文化和游民知识分子问题。
张鸣，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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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如何走出历史的轮回
游民文化对于中国制度文化，整个的制度形态等等有很长远、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影响还会不断地显现出来。我觉得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么一个长时间的历史的东西，还会不断延续下去它的影响，那我们怎么能够走出这样一个历史的轮回？
王毅，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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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建议建立一门游民学
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们建立游民学的一个发轫之作，很坚实的发轫之作，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游民学。我联想到更多的是现实问题。这部书引而不发，吊起我们的胃口，给我们一个很广阔的思想和联想的空间。我觉得现在不能让这个空间继续空白，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填补这个学术的空白。
邵燕祥，著名诗人，杂文家。
家破才能造反：论游民意识的存在（1）
游民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这是被大多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认可的。但是这个阶层是否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其思想意识在文化史上是否具有重要的地位，则使研究者将信将疑。许多从事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的，对这个问题也感到疑惑。他们总觉得这是前人所不言、经典著作所不载的，因此也就难以确认。而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评价“农民战争”，如何分析底层社会，如何评价民间意识，如何评价《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这些伟大古典文学作品等许多重要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还是以谨慎为好，因此对我提出的问题颇多质疑。
我曾与不同意将游民意识、游民文化引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同事和朋友争辩过。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些大悖人情的描写难以得到完满的解释，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情态也很难为普通人所认同。例如，1960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像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其中的《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到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前“对天设誓”，打算今后干一番大事业。刘备对关、张二人说：“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
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底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
于是关、张二人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张飞跑到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大小十八口，只是因为不忍心，才带走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关羽的长子关平，放走了怀有身孕的关羽的妻子胡金定，后来胡金定生下小英雄关索。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办完这些事后：
将身回到桃源镇，弟兄三个便登呈（程）。前往兴刘山一座，替天行道作将军。
这个残忍而古怪的故事，大悖于华夏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识，不能见容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把它说成是要造反之前的农民的想法，更是捍格难通，因为与外界交往较少的农民更为重视家庭，追求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温馨。“家和万事兴”就是老百姓们的企望。台湾学者韦政通在《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指出，家庭的情感纽带维系着家庭中每一个人。家中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全家的成功，每一个人的失败则是全家的失败。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更是把家庭看成是自己的“安乐窝”，至今北方农村尚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谣谚。而且，农民多是聚族而居，不是谁想灭掉自己的全家就可以灭掉的，这是会震动整个宗族的。这种把家庭看作干“大事业”的累赘，必须清除干净的想法，只能是反映了沉沦在社会底层的游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铤而走险之前的独特的心态。《花关索出身传》的确也把蜀汉刘备等帝王将相争夺天下的历史看作到“兴刘山”作“替天行道”的强人的故事。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记载：建炎二年（1128）六月，建州兵乱，“军士叶浓等相与谋，互杀妻子以为变。是夜，纵火焚掠，盗本州观察使印，突城而出，进犯福州”。看来“花关索”中情节也不只是出于艺人想象，是有现实生活为依据的。明末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李自成是游民出身，他长期为驿卒。就不许与之无关的女人进入其营地，当遇到被包围或其他困难时，先要杀掉老羸妇幼以保存自己。见《绥寇纪略》卷八。直到民国时期，那些落草为寇的土匪，仍然是蔑视女人，视家庭为累赘，哪怕匪首是女子的也多采取这种态度，她们完全没有女人对家庭的眷恋。土匪完全是个男性的世界，女人只是他们的消遣对象。有个匪首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其妻子是小脚，跟不上队伍，就毫不犹豫地把她一枪打死了。有的首领仅仅因为眷恋某个女人，就会导致众叛亲离。（见［英］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P182—186。）家庭中的主要内容——女人，在游民生活中是没有地位的。这正像描写解放前###会生活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黑帮老大所说的，“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一样。
家破才能造反：论游民意识的存在（2）
《花关索认父传》中还有个情节也大悖于中国古代主流社会的道德观念，那就是在“孝”的问题上江湖艺人所提出的挑战。花关索长大成人后英勇非常，并有一身好武艺。当他到荆州来认父亲关羽之前，已经为父亲立了一个大功——为关羽追回了丢失的胭脂马（即《三国志演义》中所说的赤兔马）。可是因为花关索来历不明，关羽不肯认他这个儿子，骑上胭脂马便走，于是性格暴烈的关索“怒生嗔”，和他父亲翻了脸：
看你今朝哪里去，如何不认自家人。好生今日认儿子，做个遮枪付剑人。若是言声言不认，横山落草做强人。投了六国曹丞相，领其干戈动战争。来打兴刘铁脚寨，拿捉官员五虎人。
这段唱词中，关索竟声言，如果关羽不认他，他就要投靠曹操，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属于刘备一方的五虎上将。这是大逆不孝的。“孝”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上下一致认同的伦理观念，在下位的农民也与统治阶级一样重视孝道。佛教初传入时，因为不敬父母不讲孝道，很难在中国传播，后来中国化的佛教也不能不修改其教义以适合中国的国情，大肆张扬目莲僧救母的故事。曹操何尝是孝子，但他却可以以“不孝”的罪名杀掉孔子的后裔孔融。皇权专制社会这里的皇权专制社会就是指我们通常说的封建社会。用“封建”来定义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不符合实际的。详见后记。里，就统治者实际利益来说，他们最重视的伦理道德应该是臣下们对皇帝的“忠”，然而，他们不说“以忠治天下”，这是他们的聪明处。他们说“以孝治天下”，就因为“孝”的覆盖面更大，并且是能够被全体老百姓认同的，因为孝是维护宗法制度最重要的道德观念。而《花关索认父传》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孝”提出挑战，这种思想意识是超出主流社会所允许的范围的。用“民间思想”很难对这种现象加以说明，因为以宗法农民为主体的民间，对孝道不仅不会背弃，往往比统治集团中的人们更虔诚。《花关索认父传》中对“孝”的态度，只能是无家无业的游民才会有。《三国志演义》一个较早的本子《三国志传》中，删去了关索威胁其父要挑起战争的情节，当关羽拒绝认他时，他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