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自珍也被共产主义学说深深地吸引了。她多么想知道更多关于共产主义的道理。听说永新有的青年要到南昌去求学，她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主动找到他们，大胆地提出一个请求，把在南昌听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新鲜事，告诉家乡的朋友们。这些青年人答应了。
美丽的永新，美丽的女儿（5）
欧阳洛等人进了南昌第一师范学校，成了永新县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他们没有食言，果然把在南昌所能买到的进步杂志：《向导》、《中国青年》、《红灯周刊》等，源源不断地寄回来，同时还寄来了俄国的革命小说和《共产主义ABC》等政治书籍。
互相传阅这些书刊，是贺自珍和伙伴们最重要，也是最有兴趣的事情了。她常常在一盏小油灯下，读到深夜，那种入迷的劲儿，远胜过先前看侠客小说。这些书刊，打开了她的眼界，在她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像在她的心里点燃了一盏明灯。她懂得了一个真理：少数几个人的劫富济贫消灭不了所有的地主土豪、贪官污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天下劳苦大众齐心协力推翻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穷苦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放暑假了，到省城读书的学生回到了家乡，贺自珍同他们又重新聚到一起。已经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欧阳洛，是永新县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传播者。他详细地给大家讲了革命的形势，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意义，以及军阀混战的局面。讲的人滔滔不绝，听的人兴趣盎然，谈话往往从白天进行到傍晚，甚至深夜。
那时的贺自珍，又天真又幼稚。她以为革命的道路一经找到，共产主义社会马上就能实现。听完了欧阳洛的介绍，她忍不住站起来，挥着手，热情洋溢地说：
“从今以后，中国有希望了，人民有希望了。我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她哪里想得到，以后革命的道路竟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艰难曲折！
大革命的形势，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对这种政治形势，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观望的。福音堂小学女部原来就分为两派的学生，这时又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她们以对大革命是赞成还是反对，分成左派和右派。贺自珍同她的好朋友，是坚定的左派，豪门小姐都是右派。两派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争论。比如：军阀该不该打倒？共产主义好不好？对国共合作赞成还是不赞成？等等，都会成为争论的话题。贺自珍把从书刊上看到的道理搬过来运用，经常把右派学生驳得无法应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了。消息传到永新，革命左派为失去这位革命家而惋惜，更为革命的前途担心。永新县几个学校的左派学生，互相串联，决定第二天在龙家祠门前举行一次孙中山追悼会，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仰，同时也是一次对左派力量的检阅。贺自珍所在班里的左派学生，决定参加这个###。
第二天，她们身穿白色的素服，正在学校集合，准备出发，一个女教士赶来，声色俱厉地说：“学生的本分是读书，谁让你们参加什么会？不许去，一律不准请假！”她站在学校的门前，用她那肥胖的身子堵住了学生的去路。
贺自珍看到教士蛮横的样子，从队列中走出来，浓眉紧蹙，一双眼睛喷射着愤怒的火焰，质问道：
“孙中山先生是大众爱戴的领袖，是民国的总理。他去世了，我们中国人难道都不能开个追悼会来悼念他吗？”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爱自己的中国，我们尊敬爱国的英雄。我们一定要去参加追悼会？”
说罢，她一摆手，同学们一齐拥向门口。女教士看看阻拦不住，只得闪到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走了。
她们列队来到龙家祠，在龙家祠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学生了。贺自珍同他们一交谈，才知道他们也是冲破了学校的阻挠，才参加大会的。
追悼会开得庄严肃穆，很多学校的学生代表讲了话，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愿，把革命进行下去。
开完追悼会，同学们在回家的路上，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追悼会开得真棒！我们来对了。”
“我们会是参加了，可是回到学校，还不知会怎样挨罚呢，那两个坏东西是绝不肯甘休的。”
听着同学们的议论，贺自珍心里一动：是呀，要想一个对付的办法才好。她默默地思忖了一会儿，对同学们说：
“不要怕，我们有理就不怕她们。你们回家都准备一块木板，像一本书那么大，上面写上‘爱国英雄’四个大字，在木板上打上两个洞，穿上一根绳子，明天上课时带来。”
同学们有些莫名其妙。贺自珍悄声告诉大伙明天如此这般，大伙信服地点头答应了。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她们来到学校，女教士已经铁青着脸在等她们了。她把参加追悼会的同学，统统叫到前边来，命令她们跪下，向上帝认罪。她厉声威胁着：
“哪个不请求主的宽恕，就开除谁！”
看到左派学生要作难了，班上的右派学生撇着嘴，得意地发出嗤嗤的笑声。
左派同学早有思想准备，没有一个人跪下。
贺自珍说话了，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我们没有罪，爱国没有罪，我们用不着请求谁的宽恕。”
说罢，她带头把写着“爱国英雄”的木牌挂到胸前。同学们也把做好的木牌挂到胸前。她们又转过身来，面对着全班同学，昂然地站立着，让所有同学都看到“爱国英雄”这四个光灿灿的大字。
班上的同学惊呆了，女教士也愣住了，宽大的教室一片寂静。女教士完全没有料到这批女娃娃竟然如此有心计，显然是事前准备好的，她看惩罚进行不下去，事情只好就此作罢。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贺自珍和左派学生经常挂着这块牌子去上学，不仅在学校里挂，上学的路上也挂。她们故意招摇过市，用这种方法宣传革命，让县里的人们都看到她们向往革命的决心。
学校的这场风波刚平，家庭的风波又起。原来，不仅贺自珍，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在学校里都没有“安安分分”读书，也都去闹###、搞斗争。贺敏学因此被学校开除了，消息传到一向安分守己的父母亲的耳朵里，可把两位老人吓坏了。父母亲先是劝说，没有效果，一气之下就把他们三兄妹反锁在楼上，不许出去。然而，一把锁怎么锁得住他们向往革命的心呢？贺敏学首先从屋顶的天窗爬了出去，接着，贺自珍和妹妹也逃了出来。
这时，贺自珍要干革命已经铁了心。不论父母亲来硬的还是来软的，拿棍棒也好，流眼泪也好，都不能使她回头了。她对父母亲说：“我已经选择好自己要走的路了，就是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去奋斗，你们再说也没有用了。”
她那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党联系在一起了。她当然知道，按照父母亲为她安排的路去走，念几年书后，拿着毕业文凭，找个有钱人家出嫁，当个贵夫人，生活会平静、舒适得多。而她自己选择的道路，连她一时也说不清会有多么的坎坷不平。可是，她甘愿走这条艰苦的路，不愿意吃喝玩乐虚度一生。她这个决心已经下定，义无反顾了。
明月共潮升（图）（1）
贺自珍与李敏、外孙及朋友在苏州（1974年） “要再‘疯’下去，趁早嫁出去算了”
严寒的冬天已经过去，春色悄悄地来到树梢：柳树绿了，桃花红了，1926年的春天来到了。
贺自珍觉得，这一年的春天特别的动人，特别的美丽。大革命的形势经过迂回曲折，终于蓬勃地向前发展，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指日可待了。这大好的形势催开了她心底的春天。特别使她激动的是，在这一年的4月，她由一个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永新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欧阳洛、刘真、王怀等，奉党的命令，回到永新建团、建党，他们一致同意，首先吸收贺自珍这个热心革命的姑娘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她是他们家三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组织的一个。
几十年后，当贺自珍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感慨地说：“现在入团、入党都要个别举行仪式，在团旗下、党旗下宣誓。我当年入团、入党，是秘密、个别进行的。也没有写入团、入党申请书，只是口头提出，由介绍人个别谈话，传达支部的意见。以后同党组织是单线联系，由党组织指定专人向我传达支部意见，布置工作任务。”
成为共青团员的贺自珍，已经转到修水女子学校学习。她把学校作为活动舞台，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宣传革命。那时候，她能够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数量很有限，有的还是从别的学校借来的。怎么能把这些书刊都介绍给学校的同学呢？贺自珍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每天放学以后，她把要求进步的同学召集来，轮流朗读其中的好文章。可是，这个办法也有缺点，有的同学家里有事，要赶着回家带弟弟妹妹，或是烧火做饭，不能都参加这种聚会。于是，贺自珍又想了出墙报的主意。她用中楷字把书刊上精彩的文章或精彩的段落抄录下来，加上醒目的标题，再用红笔在最紧要处加上圈、点，四周还画上红红绿绿的花边，把墙报打扮得漂漂亮亮，吸引同学们来观看。对于那些热心革命的积极分子，她还秘密地发展她们入团。这样，在她和积极分子的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同学。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在北伐军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加紧进行群众工作，接应北伐军，支援和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贺自珍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她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永###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永新的党组织认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首先要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共产党员，让他们懂得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自觉地拥护和支援北伐战争。入党比较早的欧阳洛、刘真等，轮流给大家讲课。政治夜校是男女合校的，不仅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参加，一些拥护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来听课。这是永新第一个男女合校的学校。夜校一共办了几个月。
贺自珍更忙了。她白天在修水女学上学，晚上到政治夜校听课，还要抽时间做同学的工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她的妹妹贺怡，总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姐姐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姐姐做什么工作，她总是最得力的助手；贺自珍每天老晚才回家，她也从来没有早过。
两个女儿整天不着家，越来越引起两位老人的忧虑：她们是不是投奔革命去了？当革命党可是要杀头的呀！这天晚上，两位老人都没有睡，秉烛等待两个女儿归来，他们决定同女儿摊牌了。当姊妹俩有说有笑地推开家门的时候，迎面见到双亲端坐在堂屋，板着面孔。父亲劈头就问：
“你们又疯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家？”
平时最柔顺的妈妈这时也拉下了脸：“女孩子家，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贺怡性格泼辣，心直口快，一句话就把做父母的顶回去：“我们又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说闲话，谁愿意说什么就说去！”
贺自珍也慢声细语地说：“妈，您知道，我们做的都是正经事，要打倒土豪军阀……”
贺自珍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厉声说：“这就更糟糕，造反是要杀头的！连我们这两条老命都要搭上，你们还要这个家不要？”
母亲也赌气地说：“你们要再疯下去，趁早嫁出去算了。”
明月共潮升（2）
老人把他们的最后一招也拿出来了。
贺自珍感到，整天不着家，也该跟父母好好说一说了。她拉着妹妹坐到父母旁边，细细地同他们讲起国民革命的重要。土豪军阀欺压百姓，还用得着贺自珍多说？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比贺自珍了解来的多得多，他们自己不也是身受其害吗？从这点上说，他们也赞成、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