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研究了毛泽东的作战方案。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面对严重的局势，一筹莫展，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只得接受毛泽东的主张。
于是红军转战到了贵州，攻克了敌军兵力薄弱的黎平。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已在1934年1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出席了黎平会议，并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政治局的多数同志，肯定了毛泽东进军贵州的主张是正确的。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军队强渡乌江，攻下了遵义城。在那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回忆起遵义会议，贺自珍这样说：“现在，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遵义会议是怎么开的。”
“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要重新由毛泽东领导军队，这是要出席会议的二十多个同志举手表决的。毛泽东如果争取不到多数，就不可能实现这个转折。他是在最受打击、最受孤立的情况下从少数变为多数的。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他，了解王明路线的错误，他在上路（长征）以后，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勾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在长征初期，人们仍然不同他说话，而他却打破沉默，主动去找同志们谈话。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抓紧时间，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同志一个个地谈话，反复阐述他的意见：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我们不能同他们硬拼，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消灭敌人。”
毛泽东第一个做的是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开始他思想很“左”。1932年打赣州，说是“打下赣州，就是实现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他的主意。赣州没打下来，红军损失很大，这时他思想还没转弯。后来他看到，原来那么兴旺的中央苏区给丢掉了，长征开始后才几个月，八万多红军减少到三万，使他开始考虑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路线有问题了。毛泽东看到王稼祥思想的这些变化，主动作他的工作。毛泽东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质，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王稼祥对这些分析，都是同意的。毛泽东还谈到了自己对改变当前红军被动局面的战略策略，王稼祥听了直点头。他回想起毛泽东一贯的主张，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要改变现在中央领导的状况，由毛泽东担任军队的指挥工作，这个思想产生了。那时，王稼祥因负伤睡在担架上，毛泽东因身体不好，有时也睡在担架上，两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倾谈起来。要召开一个会议，总结一下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这个想法，就是在他们的交谈中酝酿出来的。
毛泽东第二个主动接近的是张闻天。张闻天原来也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开始使他清醒过来。在长征路途中，毛泽东主动要求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这样，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的机会。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向张闻天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张闻天都接受了。这为他后来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上起来反对博古，坚决支持毛泽东，打下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军委主席，但毛泽东对他的看法，一向与其他人不同。他常常对贺自珍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个执行者，真正的决策人，一个是李德，一个是博古。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以后，毛泽东同贺自珍谈起遵义会议，还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征程万里，比肩踏山河（6）
毛泽东也找其他军委、中委的同志谈，其中有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这些同志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也同意他的观点，谈一谈，是为了更多地增进了解。
贺自珍心里很清楚，毛泽东主要做这三个同志的工作，是为了在执行王明路线的同志中，把可以争取过来的同志，都争取过来。这样，在政治局和军委中，就争取到多数同志对他的了解和支持。他不仅做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还找中级的军政干部、以至普通战士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贺自珍曾这样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具体怎样同这些同志谈的，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们不在一个连队，行军时不在一起，有时宿营了，我去看他，他不在，同志们告诉我，他去找什么人谈话了。到了遵义后，他的活动我倒是知道一些。”
红军打开遵义城后，军委安排毛泽东在旧城的一栋洋房里住下，贺自珍同他住在一起。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洋楼，离开会的地点不远。他们夫妻住在楼上，警卫员住在楼下。遵义会议是在红军进入遵义后几天才开的。来到遵义后，毛泽东忙极了，抓紧时间做同志们的工作。在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敢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遵义是贵州省一个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市面很热闹，店家很多。有一天，贺自珍上街，见到有很新鲜的鱼卖。她知道，毛泽东爱吃鱼，就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点鱼。回来后，她加上辣椒，烧好了，等着毛泽东一起吃。谁知她从傍晚等到天黑，又从天黑等到深夜，都不见毛泽东的影子。她困得睁不开眼，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毛泽东才回来。贺自珍有些埋怨地说：“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吃饭了没有？肚子不饿啦？”
“还没吃饭，顾不上呀！”毛泽东这样回答。
“这么晚了，还忙什么？”
“找人谈话嘛。明天就要开会了，得抓紧时间做工作！”
他看到贺自珍因为等他还没有吃饭，便歉意地笑了笑，说：“来，我们一块吃吧，把你饿坏了吧！”
这样，他们的晚饭成了“夜宵饭”。
在这个关键时刻，忙碌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的屋子也是彻夜亮着灯光。周恩来的住所离贺自珍他们的住所很近，从贺自珍窗口便可以望到周恩来房里的灯光。第二天，她听到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为了准备这次会，熬了个通宵。他不但要准备会议的报告，还打了好多电话，布置警戒。他身体不好，带病工作，警卫员几次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明天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不布置行吗？最后，他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遵义会议召开的那几天，贺自珍觉得，会上、会下都很紧张。会上紧张，是两种意见斗争得很激烈；会下紧张，是没有出席会议的人，包括贺自珍在内，急切地盼望知道会议的结果，真是把眼都望穿了。
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回家吃饭。贺自珍想打听消息，又不敢乱问，只是试探地说：
“会开得可好？”
“现在同意我的人多了。”
“会上都讨论了些什么？”
“军事问题，李德、博古军事路线的错误。”
贺自珍觉得放心了。她有一种直感：情况已经好转，转折快要出现了。
果然，1月中旬一天下午，会议还没有散，贺自珍同几个同志正在一间屋子里抄写标语，一个女同志快步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说：“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了！”
在座的同志都欢呼雀跃起来，贺自珍也开心地笑了。
这个女同志对贺自珍说：
“中央让我们马上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各个军团，译电的同志忙不过来，你帮助一起译电好吗？”
贺自珍高兴地答应了。当时军委负责发电报的有四个人。贺自珍是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学会翻译电报的，能亲手把这个喜讯传到全军，是件光荣的事情啊！
这天，毛泽东回到家里，一见贺自珍，就欢喜地说：“王明的军事路线终于结束了，我也有了发言权。”
“是呀，现在好了，我们党有希望了。”贺自珍高兴地回答说。
会议精神迅速在全军传达了。毛泽东还亲自到一些军团作传达。全军士气大振，他们欢呼：红军得救了！我们的党得救了！
此后，毛泽东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战略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说过：“国民党的士兵有两条腿，我们的战士也有两条腿，可是他们的两条腿，走不过我们的两条腿。”他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带领红军四渡赤水，大幅度地迂回于云、贵、川三省的广阔天地之间，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
患难心相随（1）
丢下下一代
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自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要分娩了。休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到一间屋子，把贺自珍扶了进去。连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留下来为她接生。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的部队一支一支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最后，殿后的部队也走过去了。他们留下了话：敌人正在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四时前翻过这座白山，否则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连里的领导紧张地守候在“产房”外面，一面为贺自珍能否顺利分娩担心，一面计算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产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连门都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可能是因为靠近大路，被敌军多次洗劫，主人已经不在。贺自珍只能躺在担架上分娩。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热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去寻找。贺自珍生下了这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把她从房里抬出来上路了。贺自珍的担架上、衣裤上，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遥远而又艰苦。对这个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自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四个银元，交给钱希均，说：
“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自珍走了没多远，钱希均抱着婴儿又追上来，对贺自珍说：
“你赶快给小孩子起个名字，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相认。”
贺自珍摇了摇头，刚毅地说：
“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但是后来，贺自珍唯一留下的女儿李敏到了她爸爸的身边，自己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她牵肠挂肚地怀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没有留下个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
后来，她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后来，毛泽东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掉了，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由于长征路上筹粮困难，分娩后的贺自珍经常吃不饱肚子，当然更谈不上产后营养了。可是，就是这样一点微少的供给，她有时还慷慨地分给有困难的同志。有一次，队伍开进云南一个地方，缴获了一批云南火腿，每人都分到了一份。连里照顾她产后虚弱，给她分了个双份。贺自珍不肯接受这个特殊的照顾，她只留下一份，把另一份退回连部，恳切地说：
“我没有什么困难，把这些东西拿去给真正有困难的同志吧。”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把自己那份送来，放在贺自珍的手里，对她说：“你做得对，共产党员应该先人后己。”
贺自珍收下毛泽东送来的那份火腿，并没有一个人吃，而是同连里的同志一起分享了。
贺自珍分娩后不久，另一个女同志也分娩了。但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