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卧于虎皮沙发的
革命
你可听到
十八岁小英莲
凄哀的婉唱……
那年那个秋天，那本定性为“反革命地下刊物”的油印本《我们》，在头题位置刊登署名为“千夫”的政治抒情长诗《天问》。上面所引诗句，就是那首长诗的最后一节。
这是一本曾被广为传抄的地下刊物。据说，其编者作者印者也曾被秘密追查与搜捕。后来结果如何？全部情况，不得而知，公孙龟年只知道，他自己是一条漏网之鱼。再后来，“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虽然经过三年的“拨乱返正”，但“乱”有所拨、“正”却一直未返，不过有一点也是可以感觉岀来的，阶级斗争之弦似乎也并不那么绷得十分紧了。再后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那就是后来誉为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而列入反革命要案的这桩“《我们》事件”的涉案者，再也无人提起。随着“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日益响亮，一桩桩冤假错案平反，几乎所有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仿佛是一夜之间就被大风吹掉了。那次事件当事者之一的《天问》一诗作者“千夫”，虽然没见有人为之平反，但也从此再无人以“反革命”再提起再追究。倒是随着政治天空的日益清明，一位虽非“千夫”却又谐音“千夫”的诗人“纤夫”的诗篇，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出现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大小小报刊上，且声名鹊起，声名日隆。
纤夫是一位密切关注现实的诗人，他的诗作品题材广泛，诗思洋溢人类与历史的良心良知，且诗风大胆、泼辣、尖锐，具有极强烈的感召力与震撼力。而诗人自己却似乎是一个生性孤僻的避世隐者。读者从未见他与外界接触，从未见他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从未见任何报刊或典籍对他本人情况作过哪怕稍为详尽一点点的介绍，包括那些连篇累牍的对他诗歌进行评论的文章，也未见对他本人情况作过哪怕简略的介绍。
这只能解释为，诗人纤夫是刻意不想张扬自己的。
据说，几家权威诗刊诗报曾经向纤夫本人直接约稿，让诗人本人写写关于他自己，并把大量读者来信转寄给他，而均被他无声婉拒。
据说，有的报刊还派岀专人专程深入到他的通讯地，河南平顶山地区一个偏僻贫困小县一所乡邮政所，企图采访他，结果搞得采访者一头雾水。那个小小邮所惟一的工作人员，也即编辑部信封上“茹花团同志转纤夫收”的茹花团，听说竟是一位农家大嫂式的妇女，不仅诗人纤夫没能见上，连那位女人也没能见上。那女人每天背着背篓奔走在山乡邮路上，常常十天半月不见人影。到头来连诗人纤夫是男是女都没搞清。
其实，人们哪里知道，这位声名日隆的诗人，从他开始作为地下刊物《我们》的作者，到他后来名声大震，从来都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军人呢，一位后来最高职务升到正营职的军队干部。到《场》杂志转载他的长诗《老人家，请住手》时，他已经拥有十三年军龄。他从来没有从部队驻地的中国西北某省向外投寄过稿件，他的所有稿件都是先寄平顶山的妻子，再由妻子寄出去的。而他的妻子，也就是那位为他这位从无名到有名的诗人做信稿收转人的乡邮员，却是他心灵最隐秘最难言的疼痛。
纤夫的隐居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诗歌被社会关注。
那首被人称为他代表作的《老人家，请住手》的著名长诗，虽然首发在一家影响不大但却品位不低的地区级文学期刊上，但一经发表就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注意。当它先被一家省级文学期刊转载，接着又被号称“观察中国之第三只眼”的《场》杂志第二次转载，一年之后，纤夫诗歌创作又被最具权威的文学评论家牧也之先生评论之后，“纤夫”二字几乎就成了中国新时期诗歌的重要代名词之一了。直到这首诗被追查，公孙龟年受到处分，牧也之先生的评论《时代与民族的啸声——纤夫诗歌论》发表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全国大型诗歌创作会议上，还有评论家偶尔提到纤夫，甚至说“纤夫诗歌的出现是新时代的离骚”，“预示着中国新诗创作又一个高峰的到来。”不过那已是极其微弱的声音了。
纤夫著名了！因其诗优秀而著名，也因其人神秘而著名。
可是好景不长，我们这个时代可谓一个陵谷之变的时代，太容易令人著名，也太容易把人遗忘。就在牧也之先生发表评论，《场》杂志为纤夫带来空前声誉的那个夏天，诗人纤夫的某些消息也传了岀来，开始人们是从一些非正式渠道了解到的，后来又是通过正式渠道得到印证的。
大意是：这是一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动作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典型反映，作品要害是诬蔑党的领导、党的领袖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说我们社会的根本病根依然在于封建主义思想、皇权意识。一位职务很高的领导还点名批示，“为什么这样的作品能够发表并被一些人捧得老高，共产党人的良知与良心都跑到哪儿去了？这发人深省的”。其后，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全国报刊和出版社禁止发表和出版“诸如纤夫这样一类人的作品。”
从此，纤夫消失了！纤夫类的诗人号角也消失了！
纤夫和他的诗歌很快就被翻了过去，如翻了过去的一本日历，成为历史烟尘并被遗忘。尤其是诗界本身，诗界本身遗忘一位诗人，仿佛像吐瓜籽皮一样更随便更轻率，比社会其它各界更快也更为彻底。
诗界对“纤夫事件”反映，先是悄然无声，接着而兴起的就是一种类似“惹不起我还躲不起”的热闹：去它妈的吧，所谓诗和诗人良知良心！去它妈的吧，所谓责任感使命感！“读懂与读不懂”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展开了一场诗歌大争吵。与此相伴，各种不再关注现实而却五花八门、标新立异，以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各种旗帜相标榜的所谓现代化诗歌，犹如被时代巨网一网打捞住的鱼，挣扎着争领风骚，疯蹦乱跳，仿佛要在被烹饪之前，争着向社会的滚沸油锅做着最后的调情，爱你一次我就去死。诗歌似乎真的实现了现代化，诗歌如穿着T恤衫喇叭裤的无业小青年，招摇过市，出现在各种文学报刊上，玩世不恭地说着一些梦呓般的胡言乱语。
以纤夫为代表的那种充满使命感、责任感的中国新时期崭新诗歌现象，在诗界被两股力量彻底遗忘在脑后，一股是抱阶级斗争之残、守阶级斗争之缺的势力，把纤夫们看作“离经叛道者”；一股就是“诗就是诗”论者们，各种各样的现代派，他们说“纤夫们把所谓社会道义、历史使命、时代责任的这些大山压在诗的肩上，也太残忍了，太戕害诗了。”
诗界热闹得犹如猴戏。但读者似乎对诗界的热闹并不垂青。牧也之先生在一次诗歌现状调查会上，响亮地说，“我以为，以纤夫们为代表的中国新诗创作道路，是一条中国新诗真正哲学意义上的，以否定之否定为其根本特点的自我革命道路。此路不会平坦，但中国新诗最终将回归到这条光辉道路上来。可悲的是，我们至今对此没有自觉认识。纤夫号子，至少在今后十年不会有人比他更嘹亮更高吭，更能震撼我们的灵魂！”
牧也之先生的这番话，就是在《场》杂志组织的一次会上说的。那时，“纤夫事件”已经过去两年多时间。
诗人纤夫消失了。几年以后，文坛上又冒出一个“驮夫”，一个开始以报告文学，后来以带强烈纪实色彩的长篇小说走红的作家。但人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今日此驮夫也即昔日彼纤夫也。至少，对于公孙龟年本人的感觉来说，除一位素昧平生自号“玄鸟”的读者，知道“驮夫即纤夫也即千夫”外，是再没其他任何人知道这一点的。
014
经过一番自我培训之后，公孙龟年正式上班了。
公孙龟年的办公室在主楼五层，是与一位女同事共有的。
该女同事亦为复姓，名叫欧阳亚男，号称刊社“第二号社花”，很漂亮也很苗条，女人味十足。但公孙龟年还没见过，她正在休产假。
有“第二号社花”当然也就有“第一号”，“第一号社花”就是公孙龟年的顶头上司、总编室主任杨大康的妻子叶秀子。叶秀子确实长得很美，不但美丽而且很有风韵，她是那种令男人见过一面就难忘怀的女人。叶秀子与丈夫杨大康是大学同学，也是一位全省知名青年女画家，现任《场》杂志社美编室主任。对于叶秀子，公孙龟年总想起刚到刊社报到的那天那个夜晚，因叶秀子敲错门而第一次见到叶秀子的那天那个夜晚，他当时产生过的“她是借故专门来看他的”，那种毫无来由的奇怪想法。
说是正式上班，杨大康并没有给公孙龟年派定什么具体工作。
杨大康说得在理，总编室是个综合职能部门，工作几乎涉及到全社方方面面，公孙龟年的暂时任务就是随机而干、随机而学，先熟悉工作。所以事实上，公孙龟年在上班以后几个月时间里，仍然是属于一种自我培训状态，当然已不属于那种闭门读书，而是非常机动的听任同事们的召唤，谁叫就跟着谁学谁干。公孙龟年感觉，《场》杂志社总编室，如果能同部队机关建制比附的话，实在有点集司、政、后三大机关职能兼而有之的味道。人们说，总编室主任几乎就是社里事实上的第一把手，此话不无道理。为此，社里人们对总编室主任杨大康很有些闲言碎语。不过，以公孙龟年初来乍到，还属于旁观者清的眼光看，杨大康作为总编办主任，唐风事实上的第一助手，是非常称职的，既有水平又有能力，办事干练，事无巨细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周到妥贴。公孙龟年对杨大康很有好感的。
公孙龟年到《场》杂志工作后，依然保持着那种军人生活作风。早晨早早起床，然后到梅辉泊公园沿湖跑步晨操，然后回来洗漱，然后再到街上早点店喝一碗豆浆吃四根油条，或者一碗羊杂割两个烧饼。因而公孙龟年的上班，往往比同事们至少要提前半个小时。常常是等大家都来上班的时候，公孙龟年已经把自己的办公室，外带本层的楼道、厕所都已打扫拖洗得干干净净。有时还要把安装在一楼的电茶炉水也要烧开。这令行政处临时雇用负责主楼卫生打扫、主要领导办公室打扫、烧茶炉并往各个办公室打送开水等勤务的勤杂工崔大姐异常感动，逢人就夸他是活雷锋。
这位五十岁的勤杂女工崔大姐，还有她一个著名论点，借夸奖公孙龟年而到处宣扬，“文革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不对，现在你们知识分子总把自己当大爷也不对。俺看你们知识分子就是毛病多，给你们个好脸看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就把尾巴翘到天上了，就想把为人民服务当人民为我服务了。看看人家公同志，活雷锋哟！真正雷锋精神还是在俺们工农兵里头！”
崔大姐好长时间都称公孙龟年为公同志。
崔大姐原是市郊一座小化肥厂工人，长得人高马大，更像男人，说话也是粗门大嗓的。因她们工厂被一位农民企业家承包，她和那承包人有些过节，愤而辞职闲赋在家。又因她家和叶秀子家有点拐弯抹角亲戚关系，就被总编室主任杨大康临时安排到杂志社打杂。
公孙龟年被崔大姐宣传为活雷锋很快在全社出了名，同时也使他在编务部门同仁眼中变得有些异样，公孙龟年感觉出来，那是一些侧目之光，鄙睨之光。人们或多或少也真把他当勤杂工看了。
杨大康要公孙龟年“随机而干、随机而学”的工作安排，随着时间推移，不仅成为总编室同事们对他的随机使用，后来竟也成了其它部室对他的随机使用，哪儿有事哪儿人手不够，哪儿就来抓他的差。跟行政处同事到火车站和印刷厂纸库，随车装纸缷纸；为社里正在施工的宿舍楼工地装缷水泥、石灰、钢材，看场守夜；到印刷厂取送刊物校样并对红付印；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当然，他自己也乐此不疲，有些事情还是他自己主动去干的。比如，他本来睡眠就少，晚上看书累了又睡不着，于是就到水暖锅炉房帮助锅炉工烧锅炉。他在部队停职检查时就干过烧水暖锅炉，轻车熟路，操起铁钩把一台兰开夏锅炉炉火捅得火焰旺炽，拿起铁锨把煤粉撒得又均又平，他的高超技艺，让六位分三班轮流倒班的师傅都啧啧赞叹不已。
公孙龟年的活雷锋精神，似乎只有一个人最看不顺眼。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顶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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