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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风说，“住别人处或自己找住处，那不行！我们自己就有招待所，还能让你那样？”接着又对杨大康说，“你先和吴世民同志说一下，由他们行政处安排住处，咱们先去工厂。回来，你再领龟年同志到各部室转转，同大家见见面。至于吃饭事，也由你安排。”
杨大康马上出去安排去了。
唐风走到书柜前，打开一个书柜，抽出 16 开本一册厚厚的精装《场杂志社社史资料汇编》，拍了拍，其实上面根本没有灰尘，对公孙龟年说：“龟年同志，你先把这个翻着看看，以便对这里有个初步了解。随后咱们再慢慢谈，好吗？真对不起！”
当天上午，公孙龟年由行政处副处长吴世民，安排在一直被当招待所用的西小楼三层一间房里住下。随后公孙龟年又从老战友家拿来自己的行李，换下招待所的床单被褥等。下午，又由总编室主任杨大康陪着，挨门挨户到杂志社各部、处、室、办转了一圈，算是与全社人员见了面。晚上，由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总编室兼机动记者部的全体人员，在龟灵山庄为他设宴接风，算完成了对《场》杂志社新成员、军队转业干部公孙龟年的全部欢迎仪式。而公孙龟年也算完成了由军人到非军人的彻底转变。
接下来十多天时间，遵照总编辑唐风指示，公孙龟年一头钻在招待所那间小房子里，把那本厚达一千多页码的社史资料汇编仔细翻阅了一遍。同时还从唐风那里借来近几年的《场》杂志合订本也粗略作了浏览。
这期间，公孙龟年惊异地发现，在那本社史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里，竟把对他的长诗《老人家，请住手》的转载，和牧也之先生对他的评论，也作为两件“大事”记录下来。还以彩色插页形式，经剪裁和重新设计，把转载有他的长诗和发表有牧也之先生评文的两期刊物上，相关内容和版面装订其中。在相关诗人和评论家的说明文字中，对牧也之先生的介绍很详细，而对诗人纤夫的介绍却只有简略的一句话，“纤夫，为我国新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不过，就在介绍转载他长诗“大事”文字中，如下一段话却令公孙龟年吃惊之余，更生出几分心悸，“该诗及有关该诗的评论在本刊发表后，曾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通报批评。本刊内部也曾因此有过激烈争论。”公孙龟年不由暗暗叫苦不迭。转业之前填报“择业自愿”时，他填的是“希望能从事有关文字性工作，如新闻出版等”，没想到冤家路窄，他竟然被分配到这个《场》杂志社来了！
此刻，公孙龟年直后悔。
本来，他是能够转业回家乡河南的，可他自己却着意不想回到家乡去，非要转业在这个并非部队所在地的黄土高原省份。高旭旺为此事还专门问过他，为什么不想回老家去？他对高旭旺的正式回答是，我对研究中国历史感兴趣，华夏五千年文明，不了解这个省份还行？这是合情合理的理由，但他也分明能听得岀，老战友好朋友还有高旭旺话外音，是不是家中有什么不痛快事？可他却坚持就要转业在这个省。
这下好了，竟然转业到了《场》杂志！
如果说，当看了社史资料中有关他自己的“大事记”文字内容，公孙龟年产生的仅仅是某种心悸外，而当他又看到关于刊社院内那组雕塑的“大事记”文字之后，公孙龟年第一次走进这座龟城时，第一次看到院里那组雕塑时，心中就滋生过的那种“宿命”之感，简直就油然飙升为一种惊绝与惊骸了。这难道真是老天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归宿吗？此雕塑落成的时间，正是《场》杂志转载他的长诗《老人家，请住手》的同一个月。
那段记录雕塑的“大事记”文字是这样表述的：
198×年×月×日，组雕“龙子龙孙”落成。纤夫雕像作者为著名雕塑大师宗朝周教授。基座为灵丘河河床中挖出之一尊现成石雕贔屓。 为该雕塑之命名，本社曾组织征名活动，共征得名题百余，后经全社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三轮投票，从龙子龙孙、纤夫、驮夫、任重道远等十个候选名题中，选出“龙子龙孙”为其正式名题。此名题之作者为刊社创始人唐风同志。
公孙龟年心头发热，全身的血液都仿佛就要滚沸。
是惊绝？是惊骸？是激动？是心悸？是喟叹？连公孙龟年自己也说不清楚。在好几天时间里，他竟心神不宁，他甚至在经过莲花池时，都不敢去正眼看那组雕塑，仿佛那里藏着他的全部行藏、全部秘辛。
这期间，除总编辑唐风外，副总编辑秦路、宋玉，总编室主任杨大康，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动记者部主任刘玉屏——就是那天从唐风办公室摔门而去的矮胖子，总编室兼记者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其它部室的一些人员，也都来看望小坐。但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礼节性看望的这位军转干部，这位一米七八细瘦个头、厚嘴唇、大眼睛、脸庞消瘦而黝黑，坐亦胸脯挺直站亦腰板笔挺，始终保持军人仪表却又沉默寡言的公孙龟年，就是那个曾给刊社带来过一场龙卷风的著名诗人纤夫呢？而公孙龟年却感觉自己犹如逃犯，总觉做贼心虚，似乎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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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龟年确实是有点太过虑了。至少随着时间推移，公孙龟年自己感到了，自己确实是有点太过虑了。
这里的人们，上至总编辑下到每个普通职工，确实并没有哪个人对他表现出丁点儿异样，把他这个转业军人同大名鼎鼎的纤夫联系起来。
其中原因，正如后来，在公孙龟年行将结束他的尘世生涯之前，当人们得知，省委驻河阴县老城乡龟峁庄扶贫工作队队员——《场》杂志社党组书记、总编辑公孙龟年，也即著名作家驮夫，原来就是销声匿迹多年的著名诗人纤夫时，他对扶贫工作队队长白东明说过的那样：刚进刊社那些日子，确实如惊弓之鸟，总是疑神疑鬼，好像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底细似的。但后来事实证明，这是过虑的。在《场》杂志社，人们哪儿会对一个普通军转干部作什么“大名人”之想呢？其中，原委有三——
一是，光顾过《场》杂志的名人委实太多，无论是编辑部请来的，还是主动找上门来的，都很多，这里的人们对社会名流实在是司空见惯了。所以，对一个由省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以组织名义安置下来的排职转业军人，谁也不会对他无端去作名人猜测。反倒是，想到他“没岀息”也许会更多些。三十多岁的人啊，还只是一个排职小干部，能有多大岀息？
二是，能在《场》杂志工作，特别是那些能在该杂志采编部门工作的人，也大都拥有各自大小不等的知名度，也都是程度不等的大小名人，或者至少在许多人自己看来算得上是名人。因而对外来名人的光顾也就无所谓。杂志本身的大名气，把这里许多办刊人也养得傲气十足。这里很少见别的地方那种因名人莅临而产生“如雷贯耳”之类轰动效应。何况对“公孙龟年”这样一个名字的军转干部？能到《场》杂志工作，即便能够想到他可能具有“某种名气”，也是不以为然的。但实际事实却是，人们不仅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有什么名气，更多的人却认为，他恐怕只是一位靠后门关系，来这里滥竽充数的“大兵哥”而已。当时，无论什么人，能安排到《场》杂志工作，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不仅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幸运。
三是，公孙龟年以往那段能够声震海内外的人生，并不因为他叫公孙龟年，仅仅是因为他是“诗人纤夫”而已。而他的笔名“纤夫”二字，实在堪称是本名“公孙龟年”的一种最严实的包装了，简直可以说严实到密不透风、滴水未漏程度，没人知道“诗人纤夫即是公孙龟年”的。要么，为什么那本社史资料汇编中，以那么大篇幅记载“纤夫事件”，却在“作者简介”中对如此重要事件的当事人，没有注明“纤夫，原名公孙龟年”，而只有一句“纤夫，为我国新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语焉不祥的简单文字呢？
是的，根本没人知道，或者说也根本没人发现，他公孙龟年，就是现在也能够令人产生如雷贯耳效应的当年那个诗人纤夫！
在经过一段时间忐忑不安之后，公孙龟年心绪逐渐平静了下来。
心情平静下来的公孙龟年，总是想起老战友、好朋友的高旭旺。
高旭旺何许人也，公孙龟年原所在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
在公孙龟年心目中，高旭旺的恩情是难以言表的。
如果不是高旭旺在他出事并受处分之后，为他精心张罗，在军内为他频繁指派任务，频繁调动工作，频繁得令他如澳洲袋鼠一般不停跳动，从创作员、干事、后勤助理员等，直到最后成为一个工兵连排长，为他逐渐消除尽净“纤夫”的遗声遗色，从而使他从“纤夫事件”的瓜葛中解脱出来，还原为一个纯粹军人“公孙龟年”；如果不是高旭旺在他转业之前，消除掉他的档案中，有碍他前途命运的实质性内容，只在“受过何种奖励和处分”栏内，笼而统之填写上一句“曾受过留党察看处分”，而在不失原则性前提下，使“纤夫事件”实质性内容阙如；否则，地方上哪个单位哪个部门，能够接受一个、敢于接受一个笔名叫纤夫的诗人呢？能够接受一个、敢于接受一个被全国通报“所有书、报、刊编辑出版单位，不准再发表和出版其作品和有关介绍、评论文字”的“钦犯”呢？
公孙龟年在生出对高旭旺绵绵不尽感激之情的时候，也为自己过去某些小小狡猾伎俩而不无庆幸。比如，笔名“纤夫”，打从“文革”之后，他把那本地下刊物《我们》编者，给自己起下的笔名“千夫”，谐其音改为“纤夫”，第一次使用它公开发表诗歌作品时起，直到三年前不再发表作品为止，他从来就没有让这个笔名和本名“公孙龟年”，作为铅字一块出现过。他至今没有出版过自己的诗集，可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并应编者要求附带让作者自备“自我介绍”文字，以备刊用的时候并不少，但在那些文字中，以及在别人为他写的评论文字中，他从来没有让出现过，“纤夫原名公孙龟年”之类字眼。甚至，直到老实的妻子杜花团，把那封有关部门的追查信，封面上写着“转诗人纤夫所在单位领导收”的追查信，原封不动地转寄部队领导之前，连部队也没人知道，“纤夫”就是他公孙龟年。
这是公孙龟年刻意为之的结果，这也令他犯事之后受益匪浅。
在公孙龟年受处分不再发表作品之后，在他走马灯般转换过的那些部队工作单位里，即使人们知道他是一个曾经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也鲜有人知道公孙龟年即诗人纤夫。这既得益于高旭旺对他人事档案不失原则的技术性处理，也得益于他在部队养成的“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保密观念，和这种保密观念转化成的，对###染指的提防心态。当然从根本上讲，是得益于他犯事时，他的工作单位性质和对犯错误者的客观要求。
公孙龟年原来工作单位是一个部队绝密单位，素有“红色保险箱”之称的部队绝密单位，对外界接触是有严格规定的，包括向外投稿，既是不准涉密的，也是要求尽量不使用真名实姓的。
在这样单位工作，对于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据说战争年代一般处理方式是让其“消失”，这种“消失”包括枪毙，也包括使用其它技术性的“自然消失”；进入和平年代之后，处理办法则绝少使用“人身消失”的办法了，一般处理步骤是，先隔离涉密岗位，再进行严格的警告“洗脑”教育，最后才是背着处分转换环境。轻者留党查看、降职留用到非涉密单位工作，重者开除党籍军籍贬谪为民，或长期劳教或判刑服刑。但无论哪种处分，在岀事人员的档案处理上，其犯错误的具体内容，一般都是要进行“空泛化”处理的。其出发点，依然在于防止泄密。这也是公孙龟年的档案中，看不到丁点儿“纤夫事件”影子的客观原因所在。
当然公孙龟年自己的狡猾伎俩也不能不说是他后来的一种保护色。
对“文革”政治公孙龟年并非心无余悸。他那浓烈而又总显偏执的诗人气质，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思考，与他时时处处小心谨慎的行藏，常常是那样的不协调。他的诗作品表现得总是一种浓烈的入世情怀，而他与诗界却从来没有过直接性交往，连他的投稿，他与报刊编辑部的来往信件方式，都是特务性的，全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