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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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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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儒学传承
  孔子几乎将毕生的心力都放在政治上,但始终没能得其所愿,此后一直致力于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弟子们如众星拱月般推崇和一再传彰光大孔子学说,才使得孔子拥有了如今的地位和声誉。
  1孔门弟子
  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顾颉刚先生(1892—1980年,江苏苏州人)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写道:“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
  热诚的人……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由此可知,孔门势力的强大除了客观环境的因素之外,与孔子的人格也有很大关系。
  孔子晚年曾进行过自我总结,将自己的众多弟子进行了粗略的分类:有德行方面出众者,如颜渊、冉伯牛、仲弓、闵子骞;有政事方面出众者,如冉有、季路;有言语方面出众者,如宰我、子贡;有文学方面出众者,如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评价道:“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高柴)也愚,由(子路)也果,回(颜回)也屡空……”也就是说,弟子们各有所长和所短。
  孔子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们在孔子生前均不曾另立门户,但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比如:曾子作《孝经》,记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等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诗经》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为子夏所孔子讲学图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8)
传……),为儒家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埋下了伏笔。
  在孔门弟子中,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当数子贡,孔子对他也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孔子死后,其丧葬事宜都由子贡主持和料理。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将要返回时,都向子贡作揖,并相向而哭。不过,子贡在为孔子守丧六年之后,基本上与孔门其他弟子失去了联系。他投身到了实际的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中,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突出贡献。
  此外,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较大贡献,但未被归入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人。曾子是孔子的晚年弟子,据说天赋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非常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最终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为重要的道德楷模。孔子去世后,曾子开始收徒讲学和著述,主要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与宣传孔子的遗说。  
  有子也是孔子晚年的弟子,荀子在《解蔽》中写道:“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他勤勉好学,受到了孔子的喜爱与赏识。在学术见解方面,有子也基本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
  子游比孔子小48岁,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对古典文献和礼乐教化有较深的研究。《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由此可知,子游与子夏齐名,在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方面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子游之学称得上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子夏和子游一样,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比孔子小44岁。《荀子·大略》曾记载:子夏家贫,穿着破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回答:“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由此可见,子夏的性格虽然有些怪异,但一心向学,因此曾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孔子去世后,子夏离开鲁国,先到卫国为卫灵公做事,后应邀前往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影响非常广泛。
  2子思与《中庸》
  子思(公元前483年—前402年),战国初哲学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是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子思曾受业于曾子,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并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所以后人尊称其为“述圣”。
  子思虽是孔子的孙子,但孔子去世时他还年少,并没有跟随孔子学习,而是通过向孔门的多位弟子学习,才全面掌握了孔子的思想理论体系,最终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
  子思生活的战国年间,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在经受了春秋时期的严重冲击后,正逐渐走向破落甚至崩溃。面对整个社会的礼坏乐崩、人伦不理,子思在掌握了孔子的思想精义后像其祖父一样竭力倡扬儒家学说,强调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观,提出仁、义、礼、智、圣的道德五行观,阐释守诚践道的天人合一观,力求以此来拯救社会危机。这充分展示出儒家学者的人格特点:明道救世、笃志不移的远大理想;修德成善、不畏困苦的坚定意志;抗节守道、威武不屈的刚正品格。
  子思一生有大量著作,但因年代久远,大都已散佚,目前只有《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等传世,尤以《中庸》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是其学说的核心。朱熹曾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一语道出了子思的忧虑——“道”的学问是否能好好地延续下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9)
子思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孔子一生都在坚持不懈地学习、研究、传播“道”的学问——“朝闻道,夕死可矣!”可“道”并不是能够摆出来让人们看到的东西,而是人们努力挖掘才能认识的东西,所以要想真正认识“道”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于“道”的学问,人们常常表现出堕性,以致于孔子极为感叹,认为对于追寻和遵循“道”,“民鲜能久矣”、“道其不行矣夫”。到了子思所处的年代,各种异端邪说纷纷出现,使得子思更加担忧“道”的流传,因而极力将前辈们关于“道”的学问辑录成文字,以便于流传。
  子思及儒家的“道”,是说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由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即行为的准则。子思在《中庸》中写道:道是不可须臾离的,如能修养得好,可与天地相参,如文王、武王和孔子。子思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结,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家庙飨之,子孙保之。”这就是说,文王、武王的命虽好,但也离不开“文武之德”,离不开“文王之德之纯”。
  对于孔子,子思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涛,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就是说,孔子虽没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方面的成就却可以配天地、育万物。由此可见,子思对于存养之功是极力推崇的,而对孔子的推崇则达到了神化的程度。
  《中庸》中还写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所谓的“道不远人”,就是所谓的“率性之谓道”,道并不需要他求。这实际是在说人性善,是孟子性善论的前奏。
  3孟子与《孟子》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掷地有声的言辞是中国思想家孟子阐述的人格标准。20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将它视为格言传诵。
  孟子(约公元前372 —前289年),名轲,自子舆,战国时邹国(现山东邹县)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有“亚圣”的尊称,后人将其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出身贫寒,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去世了,其整个少年时代都是与母亲一起度过的。传说孟母是一位很有见识又懂教子之道的人,是孟子的启蒙教师。在孟母教子的传说中,最为后人所传诵、也最为快炙人口的就是“孟母三迁”和“断织劝学”的故事。
  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孟子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少年时代,并为此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母亲将家选在了读书人聚集的学宫附近,少年孟子受到了礼仪风习的熏陶,逐渐对孔子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年龄稍长之后他离开邹国,来到孔子的家乡鲁国,师从子思。
  通过刻苦学习,孟子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人,并推崇、继承、发扬了孔子的德治思想,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后来,他一直醉心于儒学研究,立志发展孔子的思想,终成一代大儒。
  孟子名声大噪之后,邹国与鲁国国君经常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但是,邹、鲁都是小国,很难实施孟子的“仁政”抱负。因此,他决定带学生前往东方大国——齐国。但是,齐国采取的是锻炼精兵、富强国家的政策,对孟子的“仁政”思想毫无兴趣。无奈之下,孟子来到膝国,膝国的太子对孟子的“仁政”思想非常感兴趣,将其留在膝国实行“仁政”。不过,膝国只是一个小国,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孟子认为自己的“仁政”思想不可能由这个小国推行到天下,于是开始游走于其他国家,努力宣扬他的“仁政”思想。可是,没有哪位君主愿意实施他的政策。。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0)
面对来自现实的种种打击,已步入晚年的孟子不得不放弃继续宣扬仁政的念头,决心著书立说。与孔子相似,孟子留给后人的也只是一本语录体《孟子》,共七篇,篇目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记述了孟子言行以及他与时人或弟子的相互问答。到了南宋,一代大儒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 (书)》、《中庸》合称“四书”,奉为儒家四大经典。
  《孟子》基本继承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句话不但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还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
  孟子讲“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起的。《公孙丑》上写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既然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可以施行“不忍人之政”。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就可得出人人都可成为尧舜的结论。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当时的诸侯自然就可成为“圣君”,都可推行“仁政”了。由此可知,孟子的“人性本善”为其仁政理论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也是对孔子仁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发扬。
  孟子虽以尧舜时代的仁政为标准,却未必清楚尧舜时代的仁政是什么。因此,他的仁政是虚构的,只是说得较为具体罢了。例如,《梁惠王》上中写道:“发政施仁”时,需要“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就是孟子所谓仁政的理想轮廓,其中当然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
  孟子还希望当时的统治者能够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与民同乐”。这种思想虽然承袭孔子,但却比孔子更为强烈。孟子在《尽心》下里写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这种话是前人不曾说,后人也不敢说的。与同时代的各家相比,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可谓独树一帜。
  4荀子与《荀子》
  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号卿,战国末年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赵国(今山西临猗县)人。
  荀子生前也曾周游列国推行其学说。据史料记载:荀子曾两次入齐,三度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官称号)。由于齐王对他非常冷淡,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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