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 第174部分

　　何鳌妥协了，刑部就此递交了处理意见——依律处决。

　　然而严嵩万万没有想到，他费尽心机的这份文书竟然还是无法执行，而他也无可奈何——皇帝不批。

　　嘉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锋锐少年了，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皇帝，经历了无数风波，斗倒了无数权臣，该吃的吃了，该玩的玩了，该整的夜整了，剩下的唯一愿望就是多活几年。

　　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修道事业中去，把国事交给手下的大臣。而这位聪明的皇帝之所以敢于放权，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所有的大臣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思。

　　一般说来，老板越聪明，员工也就越难受，嘉靖老板是不好伺候的，他不但天资聪慧，而且善于耍诈，你说东，他就偏往西，你让他吃饭，他偏要睡觉，总之是让你摸不着他的谱。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折腾中，大明公司的几位顶尖员工终于超越了老板的水平，成为了真正的领导者。

　　在这些足以掌控老板的超级员工名单中，有着严嵩和严世蕃的名字，当然，还有徐阶。在此之后不久，两个更为厉害的人也将被列入这个名单，而他们所掌控的，将是天下。

　　耍猴的时代即将结束，被猴耍的时代即将开始。

　　但至少在杨继盛的问题上，嘉靖暂时还没有被耍弄，他十分清楚此案奥秘，毕竟杨继盛的目标只是严嵩，严嵩想借刀杀人，他却不想被人当枪使。

　　杨继盛的案子就这么拖了三年，悬而不决，直到三年后的那起意外事件。

　　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继盛仍在狱中顽强地坚持着，外面的同僚同事们却忍耐不住了，人关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连个说法都没有，你当言官们是饭桶不成？

　　于是一时之间群臣上书，要求释放杨继盛，声势浩大，甚嚣尘上。

　　严嵩沉不住气了，此时，严党的中坚人物，著名贪官鄢懋卿向他进言：

　　养虎为患。

　　严嵩点了点头。

　　恰在此时，严嵩看到了他的干儿子，严党的另一干将赵文华送来的一份论罪奏疏，在这份奏疏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严嵩思索片刻，拿起了笔，在这两个名字的后面，又加上了三个字：杨继盛。

　　因为他十分清楚，名列这份奏疏上的人，必死无疑。而皇帝在盛怒之下，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的。

　　严嵩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历时三年，用尽手段，他终于把自己的死敌杨继盛送上了黄泉之路。

　　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在他写下杨继盛名字的那一刻，他已犯下了一个最为致命的错误，覆亡之门就此打开。

　　在隐忍的日子里，徐阶时刻注意着严嵩的言行，而他迟迟不动手，是因为他一直未能发现严嵩的破绽。

　　纵横官场四十余年的严嵩是真正的精英，他虽然贪污受贿，虽然结党营私，却无人能抓住他的把柄，因为他知道哪些钱可以拿，哪些不能拿，哪些人要打，哪些人要拉。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只受到过一次真正的威胁，然而那位慈悲为怀的夏言先生放过了他，此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小心，狡诈无情。

　　然而他终于大意了，杨继盛的死劾激起了他的愤怒，混淆了他的思维判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杀死杨继盛。

　　杨继盛就是奔着死来的。

　　他不受严嵩的收买，不听朋友的劝告，明知毫无胜利的希望，却依然押上自己的一切，以死罪弹劾严嵩，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

　　只求一死。

　　用死来表达他的愤怒，用死来唤醒胆怯的人们，如同春秋时的铸剑师那样，杨继盛用他的生命铸就了那柄斩杀奸邪的利剑。

　　事实证明，杨继盛的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圈套，而严嵩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

　　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正如严嵩所预料的那样，愤怒的嘉靖批示了这封奏疏：秋后处决。

　　消息传出之后，一个女人在自己简陋的房中，完成了另一封奏疏。

　　这个女人是杨继盛的妻子，伟人的老婆自然也不是常人，在上书里，这个弱女子提出了一个公平的交换条件——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

　　一命换一命，很公平。

　　严嵩看到了这封奏疏，然后扔进了文书堆里。

　　杨继盛的妻子文化不高，这封文书是她口述，由王世贞代写的，在临刑前，他再次来到狱中，去向他的同年兼好友告别。

　　王世贞是个讲义气的人，之前他曾多次探监，给杨继盛送来汤药，帮助他熬了下来。

　　可是事已至此，回天乏术，于是在诏狱中，王世贞和他的朋友见了最后一面。

　　眼前的杨继盛已经不成人形了，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众人的追捧，他很平凡，即使在那支光荣的进士队伍中，他也只是一个为人忽视、沉默寡言的人，辉煌显赫从未属于过他。

　　而今的他，只剩下了残肢破衣、遍体鳞伤，还有即将到来的死亡命运。

　　杨继盛却只是平静地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我的后事，就劳烦你了。”

　　杨继盛没有钱，他的妻子也没有钱，对他而言，要想找口棺材入土为安，是比较困难的。

　　王世贞用力地点了点头，这已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了，杨继盛即将走向他人生的最后舞台——刑场。

　　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候，王世贞终于不禁放声大哭：

　　“椒山，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

　　然而此时的杨继盛笑了，他倚着墙壁，用残腿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元美（王世贞字元美），不必如此，”在昏暗的牢房中，他的脸上映射出无比自豪的光芒：

　　“死得其所，死又何惧！”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初一日，杨继盛英勇就义。

　　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手无寸铁的杨继盛，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只凭借他的信念和勇气。

　　临刑前，他赋诗一首：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叫做信念。

　　不畏强权，虽死无惧，叫做勇气。

　　在这一天，严嵩在他的府邸里欢庆自己的胜利，而嘉靖依然在西苑继续着他的修道事业。

　　在这一天，杨继盛用他的死向全天下人揭示了严嵩的真面目，之前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严党就此走上灭亡之路，因为有这样一句古话——众怒难犯。

　　也就在这一天，努力营救却终未如愿的徐阶，在他学生血淋淋的尸首前，领悟了政治斗争的最终秘诀：

　　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


　　第十二章　东南的奇才

　　严嵩之所以能够肯定那份奏疏上的两个人必死无疑，是因为整治这两人的幕后黑手正是他。

　　这两个人分别是闽浙总督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

　　而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之所以会人头落地，只是因为一个无聊的人，去出了一趟无聊的差。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正部级官员张经，被任命为总督前往浙江，他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抗倭。

　　不久之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天宠，奉旨来到浙江，取代驻守当地的王忬（王世贞的父亲），成为了新的浙江巡抚，张经的下级。

　　这两位仁兄都察院出身，合作得也还不错，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倭寇之乱，尽心竭力，日夜勤勉。

　　就在他们埋头苦干的时候，嘉靖三十三年（1554），另一个人也来到了浙江，他就是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副部级官员赵文华，可这位兄台既不是总督，也不是巡抚，之所以千里迢迢跑来这里，除了观光旅游外，倒也背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祭海。

　　让你去祭海，你就老老实实地祭海，完事后带点土特产回京也就行了，可赵侍郎却偏偏是个有抱负的人，他对倭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想掺和一把。

　　一般说来，京城的领导要亲临指导，地方官员高兴还来不及，可是张经总督却不买他的帐，对他不理不睬，十分冷淡。

　　原因很简单，张经的官比他大。

　　在明代，总督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派驻地方工作的领导，工资、户口都挂在中央，比如张经，原先是都察院右都御史，此次是挂衔下派，而赵文华只是奉命出差，干点临时工作。

　　论资历就更没法说了，张经兄十七年前（嘉靖十六年）就已经是副部级兵部侍郎，而那时赵文华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处级刑部主事。大家同在京城里混，互相知根知底，高级干部见得多了，眼界自然比地方干部高得多。

　　老子是二品正部级、两省总督，你小子不过是个三品副部级侍郎，竟敢在老子面前耍威风，你算哪根葱？

　　同理，中央都察院正四品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李天宠也不愿买赵文华的帐，每天管他三顿饭，就盼他早点滚蛋。

　　然而事实证明，赵文华确实算根葱，还是根大葱，你们敢欺负我，我就让我爹来收拾你们！

　　他爹就是严嵩，虽然他姓赵，严嵩姓严，但所谓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不必奇怪。

　　严嵩之所以支持干儿子赵文华，是因为当年他当国子监校长的时候，赵文华是他的学生。而据他观察，这位学生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却很能拍马屁，很听话，于是他安插赵文华去了通政司。

　　严嵩是不做慈善事业的，他让赵文华当通政使，其中有着很深的用意。

　　通政司是一个副部级部门，最高长官通政使也只是三品，但这个部门对严嵩而言却极为重要，因为它主管全国各地送入京城的公文。

　　由于名声太差，全国的众多御史官员经常上书弹劾严党，虽说有严嵩在内阁压阵，但这位仁兄已经七十多岁了，难保有漏网之鱼，万一捅到皇帝那里，事情就麻烦了。

　　而赵文华兄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机关蹲守，发现可疑邮件即刻予以删除（销毁或是压住），他兢兢业业，工作完成得很好，也由此成为了严党的第一号骨干。

　　接到儿子的告状信，严老爹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他托人告诉赵文华，张经并不好惹，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最好还是乖乖听话。

　　赵文华无计可施，但这位仁兄是个比较执着的人，又从中央要了一个观察敌情的名义，硬是赖着不走。他要留在这里，等待张经的失误。

　　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的浙江沿海，倭寇气焰已经十分嚣张，有两万余人盘踞于此，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张经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四处调兵，积极部署数月之久，却迟迟不动兵。

　　赵文华反复催促，张经依然纹丝不动。

　　而张总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和他之前的一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嘉靖十六年（1537），总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张经，奉命去平定广西断藤峡叛乱，在长期艰苦的山区作战中，他养成了稳重进兵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战争中，他还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特别的战斗群体——狼土兵。

　　狼土兵以少数民族为主，大都不习文化，好勇斗狠，战斗力十分彪悍，当年曾让张经吃尽了苦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到了浙江之后，张经才发现，那些被朝中大臣轻视，所谓乌合之众的倭寇，却是一帮前所未见的强敌。

　　在皇帝同志专心修道，大臣们专心斗争的时候，日本正处于极度混乱的战国时期，全国分成三四十个诸侯国，你打我，我打你，打赢的自然风光，打输的就只能跑路。日本就那么大，土地又不多，还时常喷火山乱地震，实在不是个人呆的地方。于是众多讨生活的倭人就不远万里，为了日本人民的致富事业跑到了中国。

　　这帮倭人不请自来，而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故文言有云：

　　〖倭人为寇，是为倭寇。〗

　　但恶劣的品行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战斗力，且不说这帮人的武艺和战术水平，单说人家冒着掉进海里喂鱼的危险，跑上千里路来抢劫，就能充分说明他们的犯罪决心和毅力。

　　而与倭寇相比，张总督手下的大都是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带的兵，他们当兵是为了混碗饭吃，就算不当兵还能种田，犯不着去拼命。

　　于是张经决定，调狼土兵进入浙江，抗击倭寇。

　　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却永远地送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