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曾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鸿章兄弟出来帮忙……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与湘军扩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第十章）。
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缘于专制。处处漏洞，百端补缀，错舛百出。近时学者洋洋自以为得计的论调，说什么要告别革命，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观萧先生的梳理，其说可不攻自破，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
（二）
《曾国藩事略》作者王定安长于史志文献学，长期任曾国藩幕僚。后曾任山西布政使。辑撰有《曾文正公大事记》《曾子家语》《两淮盐法志》《平回纪事本末》《彝器辨名》《三十家诗抄》等著作，煌煌三百余卷，涉及面甚广。
王氏《曾国藩事略》，卷一以简略笔墨叙述其乡间童年生活。引国藩自述“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
“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黎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矣。”这一段话，可视为曾国藩行事立身的总纲。著者置之书前，不为无意。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其原始文件实在是一种有机穿插，使事迹显明。此书相当于一部大型列传。盖其结构袭用列传写法，唯篇幅特长而已。以过渡说明文字连缀官方文件，来作事实铺叙。全书实自其编练湘军开始，叙其事功，而于此前，仅以数页概括。他回乡前，任兵部、刑部、礼部等副职，因母丧回乡，正值太平军大举扫荡之际。遂就近练兵。当时太平军水师强盛，在长江中下游迭陷郡县，“衡阳廪生彭玉麟故有名，公一见器之……治水师自此始”。
叙事脉络清晰，出省作战，水师之起来，事出偶然，回乡奔丧，因而就近“剿”匪，因事势而扩大。其大员，相继出场者，乃是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 。 想看书来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3）
书中大量引用了皇帝的上谕，这里面很多是清廷惊慌失措的情形下对曾国藩的驱使。而在萧一山先生的书中，则阐明，曾氏针对上谕，对军政和用人等等，也都有具体的批评，“糊涂虫的清廷，却天天催他出兵”，他也明确指出朝廷虚骄不实的流弊，“满廷疲泄，相与袖手，流弊将靡所底止，这是多么大胆的谏言啊……在专制时代，帝王生杀予夺，假如没有大仁大勇的精神，真不敢道只字”（第六章）。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为数不少的官员仍在鬼混，反笑曾国藩多事，谤议横生，而有退隐的念头。
清廷的焦急恐惧历历见于各种文件之中。严厉督促曾国藩出兵。其间，曾国藩忙于水师之后勤和布控，动作或显迟缓，而清廷恨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时其口吻近于无赖。“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有时隔着甚远，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着迅速前进，毋稍延迟”，总是希望他不要将任务的艰巨作为逃避的借口。至有胜利，则立即封官许愿，奖励各种高级工艺品。
1861年，清廷令曾国藩统筹东南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就在次年春上，他即有辞官的心态：“现在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
至1862年，多隆阿消灭了少年将军陈玉成，彭玉麟攻金柱关，“贼于烈焰中冲突而出，积骸满渠”。春夏之交，彭玉麟“闻国荃孤军深入，恐为贼所乘，急调水师策应……水师于狂风巨浪之中排炮仰击无少休……逼垒纵焚，火光烛天……群丑扑火溺水，横塞江流”。这样的情势下，上海外围的中等城市又有重新陷落的，对金陵大营的攻扑也相当猛烈：“贼连营数十里，大河之港俱设浮桥”……战场态势的艰苦险状可想。即令来投降者，也多视之为诈，随即斩之，真可谓一夕数惊。1863年，仍有洋人投入太平军营，广置炸炮，这时是李鸿章部队在沿江严密搜索，彻底切断其枪炮来源。这时候，朝廷对曾国藩的命令也益形急迫。尽是务须如何、不许如何、尽快如何、不可如何、万勿如何、着即如何、不得稍存如何……这样近于气急败坏的口吻。
战事激烈，胜败反复。水师及陆军的后勤、财政、武器制造、特务、军法、调查所……种种事务至为繁杂，要保证出兵的接应，故曾氏也有辩解。保卫武昌时因出师不利，清廷愤怒谴责，其苦衷，有时又不惜言之谆谆，借以倚裨，此中尤见“剿灭”难度之大。而最初，书生从戎，曾国藩也是在摸索中指挥战争。逐渐养成调度有方，军略冠绝一时。大约打了三四年之后，才指挥裕如，如臂使指的。
而国藩之弟国荃，无论攻克哪座名城，几乎都用地道轰裂之法。“公弟国荃昼夜围攻，克此雄都。是为肃清东南之始”。甚至克复江苏其他中小城市亦如此。收复南京，则用地道地雷轰炸，配备云梯猛攻，开穴反复达三十多道。终在1864年7月19日那天，“霹雳一声，轰开城垣二十余丈，烟尘蔽空，砖石如雨，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群贼抵死巷战”，战况异常激烈。
曾国藩与其他大员的微妙关系，在来往函件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朝廷命李鸿章率劲旅支援曾国荃，以会攻金陵。曾国藩上疏乃称李为大吏，苦战之际不便调请。攻克伪都之功，牵涉太多，故李鸿章也来之迟迟。曾国藩又为之说项“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此次稍涉迟滞，决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臣亦未便……”客气话之机杼，古人表达之到位一至于此，也真可叹为观止了。 。。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4）
《曾国藩事略》的文笔虽简古，但也有曲折婉转的战争故事，如李秀成间道潜入苏州指挥并神秘脱逃的前前后后。叙述时有生动形象可感之处。“接见诸将，均有憔悴可怜之色，昼则日炙，夜则露处，面目黎黑，虽与臣最熟之将，初见几不相识……” 引用他晚年日记，“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疥大作，彻夜不能成眠……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说明问题，极形象而得宜。书末对战争前后时间、空间的总结，也有不动声色的深沉历史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尝谓：“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对王氏甚为许可。
（三）
何贻焜先生的《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1947刊行。乃是他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期的作品。何贻焜抗战时期任衡阳师范校长。早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该书以相当的篇幅作曾氏起来之际的时代背景，作大幅渲染、烘托、论证，为曾国藩的思想、生活找出总的依托和根据。于中年生活着墨尤多。细至身体疾患，苦闷心情，戎马生涯，师友学行……加以总结评述，故其人全貌出而视野宽。
其论曾氏思想之第三期，乃奉命练兵，痛愤当时社会因循苟且的风气，倡导“用法尚严厉，不拘泥于儒家德治之说。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三期”。何先生引曾氏书信：“三十四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乎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乃益嚣然不靖。”此仅就焦点问题而言，实则社会治理毫无章法，体制紊乱，漏洞多多。这是十分痛切的社会批评。
这实在是相当深刻的。盖以专制王权，对恶徒有所倚赖，利欲熏心之徒并不破坏他的统治根本，他并可借此等坏人抵御民间和知识分子的民本价值观，以作制约张本，自以为巧不可阶，事实上却大面积破坏社会之平衡，无告之小民，乃成统治者施政的牺牲品，恶徒与官僚的利益不断扩大，如此*遂趋全面糜烂，几乎无官不腐，官民对立日益严重，不仅威胁社会安定，且业已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曾国藩实在看到很深的病灶，乃是其痛苦之所由来。
对专制社会的结构性坏损，曾氏即有擎天之力，也难以挽回了。所以论到其晚年，为物议之中心，曾氏的忧郁就澎湃而来“且觉有所兴作，易获咎戾，于老庄之旨，颇多默契，唯自立自强之道，仍以儒墨为依归，此为曾公思想转变之第五期”。如此连绵剥笋，论述深入而大见精彩。
全书详尽铺排，分二十余章。有时代背景、早年生活、中年生活、晚年生活、思想体系、教育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学识、文艺批评等等章节。
文艺批评，强调其历史眼光。此外，治家、养生之方法，俱各为一章，其完备如此。
《思想之渊源》一章，特别拈出曾氏书信“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择善而约守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附录：曾氏传记三种评骘（5）
其实这可视为他思想之总渊源。盖其悟境之高，因其宇宙意识之强烈，哲学思想之深沉，人生认识之通透，其悲天悯人也由此生发。
《个性》一章，则从其天分、材质、为学路径……入手，挖掘其个性形成及发展，严肃、谦虚、忠恕……之外，特拈出幽默一节，以为曾国藩之性格中固有深藏之幽默风趣。即在后世研究家之范围，也属特出而见个性之论。
第二十二章，系研究后人对于曾公之批评，则别有价值。此系同时或后人各界名家针对曾氏评价之要点摘录，量奇大，至有两三万字。公正的或偏颇的、稳重的或激烈的、持正的或有趣的、恭维的或大骂的，无虑数十家。但不妨照见其为中兴人物及世界史上有声有色之人物。其间也有像海外回来的容闳这样的特殊身份：“余见文正……精神奕然，体格魁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征。”很是捧场和恭维；这和王辏г巳占抢锩嫠担希跗溆薪甏パ鳎晕鞘苄讨嗝玻蚩伤迪嘤吵扇ち恕�
作者阅读大量曾氏诗文、杂著、奏稿，史传、诸子百家尤其宋儒文集……为详尽解剖，不惜采用多头排列之法，分类剖析，将传主一生繁杂的言行人际关系学术思想条分缕析，使笼统之事象而有依归；每章又将分析之结果予以综合，在综合中予以批判，而得会通之旨。总观即为鸟瞰之势，分看又得解剖之细。史料铺排之多，实有浩大详尽之观，好处是提供全面洞察之便利，然全书毕竟因其体格庞大，在读者接受方面，或也有顾此失彼之嫌，殊失优游不迫之旨。
（四）
萧一山先生的书中，在写曾国藩编练湘军那一章中，专门插叙了几个关键人物。一是江忠源，湖南新宁举人，郭嵩焘在北京介绍给曾国藩认识的。他早些时候为了保卫家乡，曾组织乡村丁壮用于防御，这是湘军最早的依托。
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即罗泽南。萧先生说，“他的道德学问，确实是有数的人”，很早养成明道救世的精神。“后来湘中书生，从戎拯难，立勋名于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学生……况他老先生又亲自领兵出马，大小二百余战，克城数十，最后还是战死的呢”。
罗泽南，著有《西铭讲义》《小学韵语》《读孟子札记》等书，后人辑有《罗罗山遗集》。从湘中的宿儒到血战的名将，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出身耕读之家的湘军*。早年常以松香照明，或借萤光攻读。应科举之余，他也习武善拳术。早在咸丰元年，太平军围攻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