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且错了没有？他不折不扣地去完成任务，程序符合要求。这是管理者的错误——你下了目标即可，不要管过程。人家怎么完成这个目标是方法问题，人和人不同情势也有异，方法怎会是统一的呢？
龙且的例子，固然有耍小聪明的问题，但如果不是楚国在多年的管理中形成了要靠表现来争荣誉的思维定势的话，也不会让他有耍这种小聪明的想法了。
管理失误，毁多少人啊！
要有识别绩优股的眼力
近几年，有种既需要专业头脑，又需要胆识的发财方法，叫做“赌石”，就是给你块石料，确定是从某种宝石蕴藏量比较大的地方挖出来的，从外面看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石头，里面也许裹着价值连城的宝贝。一块石头5000块，看你有没有眼力有没有胆量做这种投资。石头到手，现场剖开，里面果真有宝石，算你发了；里面一块烂石头，5000块钱打水漂。
其实，只要是想发大财，想不劳而获，统统是这种道理，不管股市期货还是投资都一样，一律是以小搏大，就看你能否从一块石头中看出闪光之处来。凡有这种眼光的，一律发了，凡看错的，多半死得很惨。
败的事情不说了，光介绍成功经验供大家总结。战国末期齐愍王田地——就是那个因为不给人面子而被人抽筋的田地——被六国联军打败、自己被杀后，齐国有一段差点亡国的历史，齐王的儿子也东躲西藏，长子法章躲在一大户人家做佣人。这家主人的女儿从大群佣人当中慧眼识珠，一眼看出法章作为一个绩优股的潜力，就常常接济他衣食，后来还以身相许——最后这招算是满仓买这一支股票了，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当时这户人家已经因为女儿的大胆举动而与她划清了界限。好在这女儿的投资眼光很好，不久后六国联军的部队离开齐国，齐国百姓四处寻找齐王的亲属，法章终于官复原职，成为齐襄王，而大户人家的女儿，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襄王夫人，史称君王后，此后在齐国历史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成功的投资人是萧何，初入股市时是沛县官吏，而彼时刘邦是个平民，且是当地一个小混混。但萧何从一开始就看出他是一支潜力股，屡次利用职权来袒护刘邦，直到后来刘邦也当了沛县官吏，成为萧何的同事。
有一次刘邦要到咸阳去办事，临走时没有盘缠，需要发行新股筹资。此时，萧何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一笔投资——在别的同事都给三百钱的时候，他掏出了五百。历史证明，他选择的时机是多么恰当，他的投资行为是多么正确。
后来的事情就不一一讲了，总之在刘邦南征北战的过程中，萧何同学并没有什么战功，始终在后方从事后勤工作。但他在工作之余，时刻不忘投资，在每一次重要时刻都做出了正确的投资决策，不断补仓。
到西汉成立之后的第五年，刘邦决定分红。经过统计，他得出除原始股外，萧何是最大持股人的结论，列土封侯，另外又加封萧何两千户食邑。史书上清楚地说：这就是刘邦出使咸阳时，萧何比别人多送两百钱的缘故。这笔投资的收益率，可太惊人了。
但也有人眼光就比较差，比如刘邦的大嫂。当年刘邦失业在家做小混混的时候，经常带弟兄到大嫂家来蹭饭。毕竟是个妇道人家，眼光不够长远，没看出这块石头里藏着的宝石，就常常敲锅逐客，令刘邦很失面子，如果不是因为她作为刘邦亲属，持有原始股的话，后来刘邦无数个涨停之后，就没她什么事了——眼力啊！是否有发财的命，区别就在此了。
由上述例子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政治题材、垄断题材的股票，收益率最高；第二，这类股票要求你满仓投入它一支股，并且作长线，中间还需要不断补仓；第三，该类股票风险也最大，一旦看错，可能血本无归。
所以，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不过该出手时也一定要出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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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款弄死你
中国的*一向惨烈，不仅失败意味着必死，连没成功当上一把手，日后都危机四伏，怪不得人人都要争当一把手，争当核心。
真不是权力欲大贪心不足，而是，当你有了一定的实力一定的号召力时，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不利于权力集中到核心上去。这样，一把手还能容你？想保安全得善终，除非自废全部武功，并且摆明永远不会再参与到权力争夺中去，他才可能放下心来。就像范蠡，勾践要杀他还不容易么？只不过看他已经真的彻底退出权力斗争圈了，才放过他而已。
在这个中央集权——确切地说是核心集权的制度下，想保有独立的力量，没有可能。所有看不透这一点的都成了刀下鬼。比如韩信。韩信在带兵的才能上远胜刘邦，拥有的实际军事力量也很强大，楚汉相争的时候，他有能力成为第三股力量，但他放弃了，选择向刘邦称臣。他以为自己做出了很大牺牲，可以换来永远的尊敬——这尊敬意味着与皇帝拥有相等的人格和独立性。但一把手的思路不是这样的——一支力量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牵制，这还怎么保证皇权的唯一强大呢？你不肯放弃力量，那我只好放弃你。于是，先是诬以谋反而抓捕韩信，然后赦免、降职，再逼迫韩信“谋反”，然后将其杀掉。韩信被抓时说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成为千古名句，但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是皇权不能被制衡，不能有朝一日被挑战。
所有试图保存力量的，都得到了惨烈的下场。彭越，一个粗人，曾在关键时刻救刘邦于必死之境。谁都知道，他是不可能“谋反”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刘邦与他老婆的认可。但他还是被杀了，不仅杀死，还剁成肉酱，分送给各位诸侯看。其原因，吕雉点得明白——“彭越是壮士，留着是后患，不如杀了。”陈豨，只不过因为学习信陵君，对自己宾客很仗义，就被人密告给刘邦，刘邦认为他培植自己力量，于是逼反，然后“平定”。
最倒霉的是樊哙，为刘邦出生入死，像一条狗一样忠心耿耿，还娶了刘邦的小姨子做老婆。就这样，当刘邦听说他可能在自己死后威胁自家地位时，也立刻叫人去抓他，并就地正法。幸好刘邦死得及时，樊哙得以保存一命，要不然，死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和刘邦共同打天下的人里，后来得善终的是张良、萧何、陈平几人，萧何不说了，那是不断补仓买新股表忠心，牺牲自己名誉作无赖状，才得以令刘邦信任而保命的。张良和陈平，都是文人，必须依附军阀才可能有力量，而他们最值得依附的就是刘邦——刘邦清楚这一点，因此能放过他们。
在一个不允许制衡力量存在的体制中，只有两种人——一个主子和所有奴才。脱离这种体制之外也不是不可能，比如你可以选择成为边缘人：乞丐、流浪者、隐士，但这些，都是要以抛弃尊严和体面生活为代价。韩信他们不信这个邪，他们以为自己有力量、有资格体面地不做奴才。所以他们死了。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这不是流氓的品行问题，是武术的力量。不是刘邦坐天下，换成项羽、田荣，恐怕都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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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造神运动
春秋战国时候，皇帝和臣子们的关系不是咱们熟知的那样皇上高高在上臣下噤若寒蝉，那时候住房条件没那么好，人也比现在朴实，所以他们谈话的时候都坐在同一个席子上头碰头膝挨膝，商量朝政也跟现在开小组会似的围一圈就得了。齐桓公和管仲的第一次会晤就是这样进行的。什么叫平等？什么叫*？这就是了。
那是什么时候皇帝们变得这么拽的呢？就是在那万恶的西汉。当时刘邦刚刚打下天下，从剽悍的项羽那里抢来位置，相当的不容易，数次险些丧命。跟他打天下的诸侯也都不太仗义，常常见风使舵，最后都是看大势所趋肯定是他赢的时候，才勉强管他叫了老大。
也正因此，他的新汉朝建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却并不那么稳固，急需建立一套意识形态体系，来树立核心。这时，一个叫叔孙通的人给刘邦出了一堆馊主意，这些馊主意在那个刚从平等的春秋战国走过来没多远的时代听起来，有点跟撒癔症似的，不用“这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来激励自己，很难表演到底。但它真的有效，而且，这堆馊主意一下子影响了此后中国两千年。
他的馊主意就是仪式：上朝的时候，先是文武百官顺序入殿，分列两班，然后一串侍卫从远到近传报：“皇帝驾到——”这时候刘邦才出场，虽然早早就在旁边躲着了，住的地方也近得很，但一定要装出远道而来的样子，坐在龙辇上缓缓入场。这时候有画外音（就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一个宫廷人员）高声念叨各种歌颂皇上的词句，群臣们此时就趴在地上，仰起头向上望，就好像刘邦不是从他们面前过来，而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
这样一番表演，在外人看来跟耍猴一样，但不可否认，它对身处其中的人的确很有震慑力。什么事都怕习以为常，等你习惯趴在地下迎接他了，不觉得是耍猴了，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觉得那个被抬进来的人确实高于你，让你得仰望，得害怕，得受震慑。刘邦，这个曾经的黑帮老大，经过这一套之后感觉就甚好，高呼“老天爷啊，当皇帝的感觉真好啊！”——这就是仪式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后世不仅被发扬光大，还举一反三，搞得朝里家里班上街上都等级分明尊卑有序，连个常委都要排出一二三号来。
这一套猴戏，现在已经被发展得极为完善了，每个人心里都有根弦，只要你一进入那种语境，自然有股看不见的气推着你堵着你。试想大臣们全都位列两班趴着，就你一个人站中间东张西望，就算皇上不杀你，你也会觉得自己表现奇特。
大到朝廷，小到一个单位，等级区分深入人心。比如单位开会，几个正副职坐的位置都有讲究——没有人安排过，没有人暗示过，但大家天然地就清楚自己该在哪里——可见两千年前叔孙通的猴戏有多么成功。什么电影戏剧能达到这种影响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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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心理学之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韩非子是个很有造诣的心理学家，他擅长一种特殊人群的病理性心理学，这个特殊的人群叫做“人主”，通俗一点说就是“领导”。他写了很多篇著作探讨这类病患的心理特征以及与这类病患相处的注意事项，其中尤以《说难》这篇论文最为著名。遗憾的是，韩非子后来在针对该群病患的实地研究中被患者杀死了，他为了他的科学事业献出了生命。
他有一个理论，总结了他所研究的患者的特征：如果得到人主（以下请统统替换成“领导”）的欢心，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且会更加被亲爱，如果被人主所憎恨，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不当，甚且会被疏远。他还举了弥子瑕的案例来作为论据：弥子瑕，卫国君主的同性恋伙伴，得宠时期因母亲生病而擅自驾国君的车出去，按律当砍手脚，但国君赞美他说：“哦，他是多么的孝顺啊，为了母亲不怕犯砍手脚的罪”；弥和国君一起去果园玩，弥吃了很多桃子，吃饱了才分几个给国君，国君也无不满，说：“哦，他吃桃子会忘掉甜美而想到我”。后来两个人感情破裂了，卫君想起当年，就以弥私驾君车和把吃剩的桃给国君吃两项罪名而治了弥的罪。
这个定理，在此后的现实中多次获得验证。汉景帝时期，有个著名的大将周亚夫，善于治军，且忠君爱国，但不会做人。7国之乱期间，吴、楚两封国攻击梁国，周亚夫奉命剿讨，向领导汇报说“吴、楚军队行动快速难以交战，希望暂时放弃梁地，让敌人军队占领，然后通过断绝粮道来制伏敌军”。这一策略，获得了汉景帝的认可，也起到了实际作用，最终用此法歼灭了敌军。立了巨大军功，却得罪了一个不能得罪的人——梁国的梁孝王是汉景帝的亲弟弟，窦太后最疼爱的小儿子，为了国家利益而作诱饵，心里十分不满，于是与周亚夫生了嫌隙，不断在皇帝和太后面前毁谤他。
此后，周又因阻止废太子一事、阻拦皇后家人封王一事，坚持了原则却得罪了权贵，从此被领导憎恨。
不久后，周亚夫因病请假，汉景帝就以此原因免了他的丞相职务。再不久后汉景帝请客吃饭，周亚夫在座，面前一大块肉，却没有筷子。周亚夫向左右要筷子，景帝也不满，“这个难道还不能满足你吗？”——厌憎之情可见一斑，这不是成心难为人家么。周因此退席，景帝更加不满：“这种怏怏不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