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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前流行的社会发展浪潮冲击说，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经历了农业社会兴起和工业革命两次巨大浪潮的冲击，而现在东西世界正受到所谓“第三次浪潮”的猛烈冲击。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古代的农本经济是一种狭隘、相对闭塞、基本上属地方性自足的经济，交换是处于附庸地位的，直至16世纪，商业、航海业高涨，即受到来自游牧部族的第三次浪潮冲击之后，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此基础上，又有人以“未来学”为研究对象，企图用各种理论来预测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未来。
其实，不论是农业社会淹没了游牧部落，还是大工业生产取代了小农经济，这中间都经历了长期的复杂过程，而且恰恰是对这种历史过程的大量研究和探讨，才为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追溯浪潮的源头，常常比研究这些浪潮本身以及预测以后的浪潮更为重要。
本书并不主张将早期中西交往问题的整体研究归入浪潮学说，也不认为由于汉帝国与西方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而将它们看成是受到同一个历史形态框架的制约。本书通过对以上问题开展探讨和研究，只是希望借此了解，为什么当时东西方在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开始广泛的接触和交往，并因此使双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一系列重大改变，同时也希望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些主要特征和规律，并且为现在的社会改革与开放提供一点历史的经验。
具体来说，本书期望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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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5）
1。从对中西双方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出发，较完整地揭示汉代中西交通的形态，以及汉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内容、特点和影响。
2。从汉代中西交往的发展过程来看，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刻作用。交往的主要导因之一是汉匈之间的战争，这长年的战争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外贸易中的某些不平衡也给汉代经济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和困难。但交往的结果，使汉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和贸易上的，而且广泛涉及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就文明的交往和国家的开放而言，汉代在这方面呈现的繁荣图景，应该也可能成为今天社会开放政策的历史借鉴。
3。汉代中西交往的研究还证明，这种交往的重心明显地偏向中国一方。同时，由于交往关系的发展，中国历史不仅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自汉代开始，中国文明的影响就远超出亚洲的东部，因此必须结合中亚、西亚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发展，才能正确评估它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此外，分处于帕米尔高原东西的古代游牧国家和民族，也在这种文明的传播、变化和进步中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我们应该这样全面地认识古代亚欧大陆和世界，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只有欧洲历史起作用”，因而无视“地球上风景如画但又毫不相干的角落的野蛮部族的无益的迁移回转”［18］，也不是孤立、割裂地看待这些国家和地区，忽略其中的有机联系和互相影响。
4。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19］。但这里的前提是，我们不应以今日中外关系之冷暖来作为古代中外交往研究的标准，而应该以全面的、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事实是，汉代以丝绸和铁器为主的中国对外贸易，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丝绸与铁器是有形的，其中还包括许多无形的内容，如国家政治、人民生活、文化艺术、生产工艺等，“丝绸之路”是汉代中外关系之一重要内容，或曰是一主要的表现形式。丝绸之西输，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是卓著的。然而以前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研究显得比较零散，也不够全面，特别是将丝绸作为古代外交、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交流途径的探讨更为薄弱。若其他国家在历史上有过类似中国丝绸十分之一的成就，其研究和宣传的规模恐怕会比我们大十倍。因此，对于“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历史上的学术意义，而且有现实的政治意义。若加上这些，“丝绸之路”的意义就更加伟大，它既是商品交换的经济之路，也是外交之路、军事之路、文化之路。虽然它也曾引发冲突和战争，但总的来看，它仍然是和平友好的象征，是一条造福世界之路。在这一点上，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无法比拟的。因此，对这条道路的研究，既是汉代中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也将成为继承和宣传我国古代优秀文明的良好教材。
三、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
历史上的中外交往，常常是带有全局性的研究课题。因此，除了应采用史料罗列、史地考证，并加以综合、分析和总结的方法之外，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也应该得到合理的应用。此项研究，既要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或阶级之间的关系，也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既要有纵向研究、片断揭示和微观钩沉，也要有横向研究、整体认识和宏观思考；既要对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思想、宗教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而非孤立的、联系的而非割裂的研究，也要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中，开展比较分析，从而使中外历史上相关的事件在共性和个性上得到统一的认识，而不是将丰富多彩的中外交往看成是某种单纯的直线性的因果关系或静态的历史画面。因此，在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上，也需要有一些扩展，主要是横向比较的方法和整体及系统的思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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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6）
比较是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而仅仅靠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方法，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马克思似乎是一位比较方法的大师，他对此做了充分的论述［20］，正是通过对各国历史加以详细的、巨量的比较分析，才概括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当然，比较研究只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比较本身并非目的，只有将比较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才能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即东西方历史的共同规律性及其表现形式的特殊性加以正确的说明。
对于宏观的历史考察，比较的方法有助于避免从单一的角度去研究问题的狭隘性。
汉代的中西交往关系，涉及的地域广大，联系的国家民族众多。要全面地刻画这种关系，了解中西交往接触的过程和特征，并发现各种历史现象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就很有必要将东西两方的社会历史纳入研究的范围，开展横向的比较，从许多历史事件的个性中，寻找其中内在的联系，从历史现象的共性和差异中，揭示规律性的东西。
为此，本文在立足于汉代社会经济基本状况之同时，也将考察的视线延展到汉代中西交通所通过和到达的地区。结果发现，虽然这些地区的历史渊源、文化发展的历程各异，当时的社会形态、经济状况也有极大的差别，特别是上述地区和国家的接合部，往往变成历代战争较频繁、激烈，社会动荡较严重的地方，但是，横亘万里、影响深远的中西交往道路却恰恰产生于此，发展于此，繁盛于此。我们还可看到，虽然这些地方的地理环境区别极大，其民族习俗各成一统，生产方式相去甚远，但那里的人们对于物质文化交往和贸易却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许多物产（最重要的是丝绸、陶器与铁器）始终是贯穿交往全过程的最受欢迎、最得重视的商品，这便反映出中西文明交往的一大特色。
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许多历史现象之间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更好地把亚欧大陆上的国家和民族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描绘和研究。此外，如果说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的话，那么经过一系列的比较，也将证明促成古典文明接触和交流的直接动因是国际贸易活动的展开。
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揭示不同事物的内在联系，它对于汉代中西关系的横向研究，有独特的作用。
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1］现代系统理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这一理论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多层次、多时空的网络结构，从而使人们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从系统的观点看，任何复杂事物都是由各种要素按一定秩序和等级组成的统一整体。研究问题既要注意横向，又要注意纵向；既注意顺向，又注意逆向。此外，复杂的系统网络结构运动各部分的交叉点和中间环节（即中介）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整体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事物之间，往往不表现出直接的联系，而这种“中介”事物尽管处于并不显赫的地位，却悄悄地在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并不是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的专利，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及其他许多著作中就已运用了系统分析的方法。因为这种理论强调宏观和整体性，强调事物内部的联系和各个子系统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社会科学中涉及比较广泛的课题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比如，系统科学的思想要求将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是多种因素相互联系的一个庞大系统，一方面，各分支系统可以有自身的独立性，但同时又具有同自然界、同相邻其他分支系统发生广泛的物质、信息（包括思想、文化等）和能量（政治、战争等）交换关系的开放性，这种复杂的关系便构成世界历史的统一整体。当然，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如外交、贸易、工业、农业、艺术、宗教、民族等，也可以将其上升到宏观的地位，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实际上，以前的不少论著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了这种思想方法，而且是卓见成效的。这不是什么吸收不吸收的问题，而是怎样正确理解和慎重使用的问题，即，承认系统科学理论基本思想的普遍意义，但在人文科学研究中不机械地搬弄和套用科学技术系统方法中的名词概念，重在解决实际问题。
◇。◇欢◇迎访◇问◇
第9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7）
本书之所以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不仅在于所表现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广大，而且由于当时中西交通线上的确存在着“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的情况，这不是个别现象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纵横交错、有序列、多层次的统一结构。这就要求不光对具体问题做单一的考察，还要注意多方面的审视；不光从经济上去找原因，还要注意到外交、军事、民族、文化、宗教、贸易、交通、地理及重要人物的活动等对中西交往和社会开放过程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影响。
最后，对本书涉及的时空范围略加说明。
从时间上看，中西交往的大规模展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是后，西亚、中亚各地与中原联系日渐深刻，内容愈加丰富，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直至公元2世纪末，中西交往才受到中原社会分裂的影响而萧条下去。由于本文着重于探讨汉代中西关系的进程与特点，为突出交往这个主要方面，也由于篇幅的局限，故将汉代在时间上看作一个整体，而未严格分为西汉、东汉和王莽时期，加以个别的考虑和论述。同时，本书也不涉及中西社会历史分期的讨论。
此外，本书所说的“西”，绝非当今泛指的“西方”。汉代中西关系，从广义上说，是指中原与西方陆路交通的干道所经过和到达地区的关系。这些地区包括中亚（主要国家或地区是巴克特里亚、贵霜、大宛等）、西亚（主要是帕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