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到苏联后成立了党支部，谢绍明、###、邹家华三人担任支部委员。
因为他们是1948年到苏联的，一共21个人，所以后来被简称为“四八二一”。他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陈祖涛和刘允斌、张芝明等到车站去接了他们。但这21个人只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两个小时，就去了伊万诺沃，负责接待和安排他们食宿起居的，又是儿童院的院长玛尕洛夫。
玛尕洛夫把###、谢绍明他们安排在一个破旅馆里，便不闻不问了。陈祖涛与“四八二一”在莫斯科分手后，就没有再听到他们的消息，以为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了他们想上的大学。
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正在苏联鲍曼高级技术学院上学的陈祖涛，突然接到谢绍明的来信。谢绍明之所以和陈祖涛联系，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延安保育院小学曾是同学，是他在苏联唯一的“熟人”。谢绍明在信中说他们被留滞在伊万诺沃，进不了莫斯科。
得知这一情况后，陈祖涛立即找到了组织团的另两位负责人刘允斌和张芝明。他们听了陈祖涛的叙述，都感到此事有些蹊跷，想不出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于是，刘允斌对陈祖涛说：“你赶快到伊万诺沃去一趟，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祖涛随即赶往伊万诺沃，到“四八二一”住的破旅馆一看，发现因为进不了莫斯科，又人地两生，想不出应对良策，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偏偏他们的支部书记谢绍明此刻还病得不轻，耳朵都出血了，躺在床上。
经了解，陈祖涛得知：不让“四八二一”进莫斯科，理由很简单，就因为他们不是苏联公民。但细思起来，也许这并不是全部，大概还有当时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馆就在莫斯科这层因素在里面。陈祖涛他们当年一到苏联，就由于有斯大林的指示，统统转入了苏联国籍，所以国民党政府也无法干预；而谢绍明、###这些人，则都是中共派来的、仍保留中国国籍的中共领导人子弟。
陈祖涛回到莫斯科，就和刘允斌、张芝明、蔡博等年纪稍大的孩子碰了头，一起合计怎么办。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以刘允斌、张芝明、陈祖涛三个人的名义，给联共主持日常工作的马林科夫写一封信。
信的初稿是由陈祖涛起草的，三个人都签了名。他们在信中把“四八二一”每个人的简要情况，家庭背景等都写进了信中，并说明他们是中共中央派到苏联来进大学深造的，希望联共中央关照此事，允许他们进莫斯科上学。
之后，陈祖涛就带着这封信亲自送往联共中央的办公地。陈祖涛说他认识那个地方，因为曾到那里去交过自己的党票，办公地在莫斯科旧广场的一个坡下边，是一座很漂亮的大屋檐式的建筑。他进到大门里，将信交给联共中央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
只过了大约一个多星期，挑选罗西北去苏军情报部门的尼古拉耶夫就找到了陈祖涛。陈祖涛一五一十地把他所了解的情况，跟尼古拉耶夫讲了。此外，尼古拉耶夫还找了其他在莫斯科的中国大学生了解了相关的情况。
尼古拉耶夫了解情况后，又过了约一个星期，###、谢绍明他们就来到了莫斯科，显然是尼古拉耶夫同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和协调。“四八二一”来后，陈祖涛等在莫斯科上学的中国大学生，跟他们一起参谋选择学校，并指导他们如何填写申请上大学的各种表格。
在“四八二一”中，报莫斯科动力学院的人特别多，如###、罗西北、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孩子林汉雄、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贺晋年的儿子贺毅等。报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有叶正大、叶正明兄弟，有人推演说这与他们的父亲逝世于空难互为因果。入学志愿填好后，陈祖涛就把这些表格送给了尼古拉耶夫。很快他们都办妥了入学手续，但在进入大学前，他们还得先学一年的俄语。一年后，他们都如愿以偿地进了他们自报的大学就读。
这个来苏深造受阻止和最终解决的过程，“四八二一”的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到伊万诺沃，他们差一点因进不了莫斯科而打道回府，由谁跟苏联方面交涉的？知道内情的大概只有作为领队的谢绍明，但莫斯科这边究竟是怎么交涉的，刘允斌、陈祖涛等做了怎样的努力，则连谢绍明也不甚清楚，因为他们那时都在伊万诺沃。
凑热闹请毛泽东签字
12、###等围着毛泽东请题字，陈祖涛觉得挺新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奉行“一边倒”的方针，很快就和苏联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互派了大使。王稼祥等到苏联后，新中国驻苏使馆就有人兼管起在苏留学生的事务，他就是20年代曾经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过的曾涌泉，时任使馆的政治参赞，后来当了外交部的副部长。
从此以后，逢年过节，留学生们就不再到柳克斯旅馆聚会了，而是参加大使馆举办的活动。有关国内事物的通报、学习，也都由大使馆组织了。后来又成立了留学生学生会、党支部等正式组织，一切都纳入轨道了，留学生组织团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刘允斌、陈祖涛他们遂宣告组织团解散。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到苏联访问。一则是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庆祝活动；一则是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再就是商谈和签署两国间的有关协定和条约。
在一系列商谈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议定和签署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大项目。跟随周恩来一起到苏联，负责机械项目方面谈判的是沈宏。为了更好的沟通，沈宏就到留苏的中国大学生中找翻译，他一下就找到了陈祖涛。
陈祖涛回忆说：“我的俄语还行，可我的中文并不怎么样。但我毕竟是学机械的，专业还是比较熟悉，涉及到术语和专用名词，比一般的翻译可能要强一些。就这样，我参加了当时的有关机械的主要项目的谈判。”
谈判的项目很多，比如东北的第一重型机械厂、沈阳的机床厂、洛阳的拖拉机厂、哈尔滨的一些厂子建设的谈判，他都跟沈宏参加了。但给陈祖涛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汽车制造厂建设这一项目。他后来对汽车感兴趣，毕业实习又去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又到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就是因为参加了这方面的谈判。参与这方面的谈判，对陈祖涛的影响大到决定了他的一生。
到了1950年2月，中苏友好条约签定了，其他谈判也都顺利展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准备启程回国了。一天，陈祖涛他们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召见中国的留学生。
陈祖涛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们在预定的时间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不一会儿，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留学生中间。毛泽东讲了话，主要是要大家好好学习，将来回国为中国建设服务等等，讲的并不长。这是陈祖涛第一次在近距离亲耳聆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等讲完了话，陈祖涛就看见###他们那批“四八二一”的学生，一下子把毛泽东围了起来，每个人都端着自己的笔记本，请毛泽东给他们题字。陈祖涛觉得挺新鲜，过去还真不知道请领袖签字这么回事。
他也感到这事挺有意义，就也掏出笔记本凑热闹，加入题字的行列。当他挤到毛泽东身边，递过笔记本时，毛泽东问了一句：“你是学什么的？”陈祖涛说：“我是学机械的。”毛泽东遂在他的笔记本上题道：“机械学很好，学好了有用。毛泽东”
陈祖涛端着笔记本看了半天，心里很高兴。过了一会儿，他见许多留学生还围在毛泽东身边，就又凑到毛泽东跟前让他再给自己题一个。这次毛泽东什么话也没说，挥笔写下：“前途光明，同志们奋斗。毛泽东”两个题字，都是用钢笔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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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大的事也要斯大林操心
13、芝麻大点的事，不该让斯大林操心的
1950年10月，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请求下，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志愿军赴朝抗美。苏联最初是中国出兵援朝的积极敦促者，但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际，斯大林却突然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既劝阻中国出兵，也不提供原先承诺的空中支援，慨然应允的提供武器装备义务也不兑现而变为有偿的了。
因此在中国抗美援朝期间，中央领导人常常为军援的事找苏联人商议。陈祖涛记忆中赴苏联进行军援谈判的先后就有李克农率领的代表团（毛岸英也随他去了）和徐向前率领的代表团。
后来，陈祖涛作为翻译，也参与了一些相关的谈判。也不知是不是重大的、主要的问题高层都谈好了，他参与的那些商议从没有什么重大的内容，总是为了一点点小事，一些枝节问题反复纠缠。他那时还年轻，就觉得很奇怪：这么芝麻大点的事哪是该斯大林操心的，可他们就总是在这些小事上较真儿。
陈祖涛记得有一次，周总理亲自写了封信，给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笔迹，周恩来签名“来”字的一竖拉得很长，就是那次领略的。当时中国驻苏联的大使已经由张闻天接替了王稼祥，张闻天按程序将信交给了苏联外经部副部长科瓦尼。
涉及到中苏商务军援的事务，都通过科瓦尼联系，只有通过他才能与苏联的军方对上话。苏联在许多事情上很死板，你不能自己到处瞎联系，和哪方面接触，必须通过某个指定的人联系。
周恩来在这封信里说的是什么事呢？是关于飞机轮胎的事。当时中国空军在朝鲜作战，用的是苏联的米格飞机。因为飞机的轮胎在高速着陆时很容易磨损，作战期间轮胎的消耗比较大，而制造这种轮胎又需要特殊的技术和工艺，中国当时并不掌握。所以周恩来写信希望苏联把这种制造技术和工艺传授给中国。
交信时陈祖涛跟着去了，后来苏联人说：好，好，好，技术提供给你们。这件事相对于那么一场大战争来说，是多小的事啊，可都得由周恩来出面，由代表团或大使一次次去谈。
陈祖涛记得还转过一次周恩来的信，那是因为在北京东郊建火力发电厂的事。在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签署以后，中国方面发现漏了北京供电设施建设一项。周恩来又写信给苏联当局，提出希望增加一个项目。
“窝藏”了毛岸英的笔记
14、周恩来连说：“好，好，好，那你马上回苏联去。”
苏联的一般大学都是5年毕业，但鲍曼高级技术学院的学制则是6年。按正常情况，陈应该是1951年秋天毕业。但中苏建交后，中国的领袖和政府官员到苏联频繁起来，陈祖涛他们对祖国的情况更加了解，早一点回到祖国，尽早地投身祖国建设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于是，陈祖涛在1951年初就提出希望将毕业答辩的时间提前，校方同意了他的请求。
陈祖涛之所以想提前毕业，除了回国的心情急切外，还因为好朋友赵世炎烈士和夏之栩的儿子赵施格与他相约一起回国。赵施格已在1950年秋季毕业于苏联的冶金大学炼钢专业，他的中文不太好，想和陈祖涛就伴，陈祖涛觉得不能让朋友久久等待。
1951年的2月，陈祖涛顺利通过了答辩，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办理好了各种回国的手续并打点好了行装。在他的行李中，有一些如今看来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因为在毛岸英回国后，陈祖涛为了照顾毛岸青，搬进了原先毛岸英和毛岸青同住的柳克斯国际旅馆的房间。毛岸英回国走得很匆忙，有些东西就留在了柳克斯，其中包括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信，他在苏联的日记等文字的东西。
陈祖涛住进柳克斯时看到了这些东西，就对毛岸青说：“这些东西我们应该保存好。”毛岸青同意由陈祖涛代为保存。陈祖涛毕业回国时，把这些文字东西都放进自己的一个旧箱子里，一起带回了中国。
回到中国后，因为父亲还在苏联，亲生母亲不在北京，自己没有立即分配工作，陈祖涛没有一个安定的栖身之所。他马上就想到了张琴秋妈妈，他当年刚从老家到延安时，就和已与父亲结为夫妻的张琴秋住在一起。此时，张琴秋出任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就在北京。
由于长期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国通知，陈昌浩一直留苏联，张琴秋和他脱离了夫妻关系，与原四方面军的卫生处长苏井观结婚。新中国成立后，苏井观任卫生部副部长，与卫生部部长、冯玉祥将军的妻子李德全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陈祖涛住到张琴秋家时，他在苏联就熟悉的张琴秋的大女儿、陈祖涛要叫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