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可能真正是厂子衰败的症结所在。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不管这个产业有无生存价值，也要想方设法延续香火，不能在我的手里给断送了。
于是，立即叫人把新任的支部书记方明义叫来说情况。明义说，“汪家老大说的不全是事实。让他下台，找的理由就是他贪污。他家的日子历来好过，饭吃得稠一点，大家就怀疑，不过，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来啥问题。说欠他4000块钱，村里压根就不承认。只有老汪自己心里明白为啥不叫他再干下去了。”我问，“那是为啥？”明义脸一红，吭吭哧哧的说，“老汪这个人，腰臊呗。”他见我瞪着眼，听他往下说，只得说，“贺书记，你要到俺大队去调查，没有人肯给你汇报，我给你说说，就当咱俩说闲话哩。缫丝厂是个女工多的地方，大闺女、小媳妇，除了四外庄上招来的，都是俺大队的。老汪这个人，只要是好看一点的，总要想办法勾上手。我小的时候，一次进他的办公室，就见他抱着俺表嫂搂上去衣服拱奶子吃，拱得俺表嫂哼哼唧唧，浑身乱嗖嗖，我说你们干啥哩呀？老汪一听见，丢开俺表嫂，还把我怪了一顿。河里的螃蟹都有夹（家），这一次撤他，就是因为他肏了明伟的表姐，人家男人知道了，偷偷地打他了个不吃菜，明伟没有办法才把他拿下去的。”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就说，“既然是这样，为啥还一直让他干？”明义说，“老汪当厂长三起三落哩。都是他整得不像样子的时候，才把他拿下来。再上台，发誓赌咒要好好干，不久就又会犯毛病。奇怪的是，别人一上台就干不成。他该吃这一门衣饭，一直是路子很广，厂子只要一经他的手，就很快上路，所以村里没办法时就请他出山。厂里女工们肯让他摸索，也无非是能够多挣几个钱呗。”我问明义，“这个人多大年纪了？”明义说，“五十六、七了。”我说，“到了这个年龄，恐怕腰里劲头也不大了。明义，为了保着咱这个传统产业，你看能不能再让他干一气？”明义说，“行是行，不过，我恐怕请不动他。”我有点奇怪，“为什么？”明义说，“现在人家的孩子都长大了，他领着四个孩子在街上收槲叶、收血参根（丹参）、柴胡等中药材，发了财。我叫人捎信想用他，他给拒绝了。”我说，“明义，本来，你给我说的情况有点叫我恶心。可是曹操用人，不忠不孝的都敢用，咱们为了用人，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样办，我、企业办马主任和你，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他家里，听听他的想法，行了，就再次请他出山。我想，给他了面子，他不会不买帐。”明义说，“行！”
我们就到了老汪的家里，一见老汪，叫人眼睛为之一亮，花白头发红白脸，衣冠楚楚，相貌堂堂，谈吐间自有一番自信和见识。心里说，这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找女人的事儿，女人也情愿上门。风流债肯定是上辈子欠他的，不能全怪他不正经。我说出让他重振缫丝厂的意图后，虽然有点扭捏，还是看出他心里是挺高兴的。人才虽然无德，但雄心犹在，办法犹在，门路犹在。我当时就感到这个人八成是用对了，很为自己的“英明”之举窃喜。后来，通过农经站核算，这个厂子已经资不抵债，就把包袱甩给他，以他承包的名义算他自己的厂子。并根据他的要求，给他协调了两三万块钱的农贷指标。我特意给明义交待：税收是国家的，咱管不了，你一定得“养鸡下蛋”，承包费少收一点，别动不动就去吃喝人家。明义说，听贺书记的，反正村里以后不再为这个厂发愁了。一个能人就能救活一个企业，老汪果然干得不错。不到二年，各村的柞坡也兴旺了，蚕籽的放养量由原来的十来斤一举上升到二、三百斤。因为现在的大闺女都出去打工了，他就招了一批中年妇女，大家有了活干，也就有了饭吃。而且，他还把去找我反映问题的比较精明一点的汪老大，也带到厂里当生产主管，大有一点立“皇储”的味道。
镇委书记 （24）
第二十四章
谦和带班子同频生谐振
体制埋弊端异曲露杂音
打罢新春又一年。
正月初八，镇机关干部到位上班，开上一个全体会，提出一些要求，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因为群众还都沉浸在过年之中，所以实在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做。松松散散地混上四、五天的时间，又要回家过正月十五的元霄节，再过了正月十七才去上班。这个期间无论回到县城，还是住在乡镇，吃喝就是最主要的工作。
镇上有一个惯例，就是家住本地的班子成员约定俗成，分别宴请外地来这里工作的同志。年年在这一阶段，都要排出班次，从人大主席开始、到政协联络组长、再到副镇长，依次类推。到了每个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摆上两三桌，把早已准备了的好酒好菜，招待大家，忙得家人团团转。因为党政班子成员基本上全部到场，因此，看似是一场宴请，实际上是一次扩大了的党委酒会。席间的气氛比不得会议上，大家说话比较随便，工作能够轻松地安排出去，又扎扎实实起到了联谊的作用。既然是班子成员的聚会，就有了高下之分：在每一个同志的家里，书记当然是主角，敬酒、划拳都要先冲着书记来。好在不管是哪一场，只要有所节制，当书记的是不会喝得烂醉的，因为副职们抢着替你喝酒，几个量大的副职就是你的酒昙子，称职而且得体。于是，几个大侠级的老弟就整天喝得哏哏喽喽的。酒场如战场，功夫何等了得的弟兄们进入情况时用的是“铁头功”；敬酒过程中才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但只跟请客的同志及其家人进行较量、周旋；三巡过后，进入打拼状态，切磋之中各自使出“鹰爪功”，下手凶狠，决战必胜，把席面上搞得一派狼籍；打斗最激烈的时候嘴也闲不着，豪言壮语逐渐演变成胡言乱语；混战到最后，个别弟兄还不时地运出“胃部高压喷射功”，用烟酒肉菜混合气味震摄全场；送别后主人留下打扫战场，客人走起路来，一个比一个的争着展示自己“轻功”的武艺高强。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对同志们的脾气禀性基本上搞清楚了。大家在一起工作，难免经常磕磕碰碰，舌头跟牙还打架嘛。当一把手的，千万别把这些小肚鸡肠之类的东西当回事儿。刚开始到任时，不了解这些情况，副职们总爱在有事没事时，到书记屋里说一些其他人的不是，慢慢就听得人发烦。个把月后，才知道这个机关历史上就有这种坏毛病，历任书记也许就是喜欢听，可以从中发现矛盾，各个击破，达到控制下属的目的。久而久之，同志们之间相互在一把手处上烂药。如果不是你心中有数，把他们互相攻讦的话都信以为真了，你的下属肯定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对这种现象很不以为然，想我的前任们如果靠掌握人的短处来支配大家，终究不是善策。同志们之间搬弄是非的坏毛病实际上是领导惯出来的，影响团结，削弱战斗力，此风不可长。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来我屋里在耳边恬噪的，干脆不去理他，也不打摆他，只是没事找事，干点别的事情，要不然就找张报纸或一本书，旁若无人地忙碌。听者只要心不在焉，说者自然就会感到没趣，话头不得不打着，讪讪地告辞。不到半年，这种坏风气就不明显了，大家没有必要到一把手屋里争宠献媚，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了，工作反而更加协调一些，气氛趋于融洽。这也是急病快治、慢病慢治的办法，不知不觉间，班子成员之间的气顺了，少了许多杂音。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各级机构设置上，又把党政分设，存在着两个正职。这是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的这种奇特的官场资源配置。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又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党政两个主职如果不善于合群共事，就很容易形成“双黃蛋”，个头虽然不小，却延续不了政治、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幸好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对政府的首长另配以党的副职的职务，如县长是县委副书记、镇长也是党委副书记，这样一来，职级之间的差别就存在了，起到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作用。但在职能上、体制上仍有许多相互掣肘现象。就这样，除了中央是党政军一肩挑外，省以下的党政官员都存在磨擦。级别越高，磨擦可能越厉害，只不过在公开场合及媒体上显得无比团结，暗地里斗起来更加惊心动魄罢了。乡镇工作是基层工作，少了许多繁文缛节，但是，书记、镇长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广泛存在的，两个主职相互尊重、搭配恰当的，就能够唱好一台戏。然而大多数乡镇都做不到这一点，少数地方两个人干脆就是公开地干仗。我和春亭搭帮的一年后，就多多少少逐渐显现出一些不愉快来。
说心里话，春亭是个好人，从来没有玩人整人的心计，若不是体制上的弊端才形成裂痕的话，实在是个好伙计。从智力因素上讲，他没有过人之处，思路不算清晰，没有稿子时，在会上讲起话来东扯葫芦西扯瓢的。相处一年多了，想起来，没有觉得他有多少坏毛病。脾气倒是有点古怪，平时不爱说话，一说话，就是瞪眼训人，几个副镇长，找他汇报工作后，总是弄一肚子气。只有见了女同志，才会眉开眼笑。他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我们的相互尊重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我尊重他，是像尊重老大哥；他尊重我，是下属对上级。我隐隐约约觉得，他这个人虽然没有多少心机，但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时间一长，就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一些是非来。相处之中，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懒驴推磨”的办法，决定了他不可能当上一把手，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要不是前任孟镇长下台，广远给他弄了个镇长当，他不过仍然是一个组织书记。我的到来，显然暂时堵住了他升任书记的路子，虽然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面子上的需要仍然叫他就在欢迎我的会议上大讲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这不过是一种的渲泄。我一下来就当书记，他多少以为我乡镇工作肯定不熟悉，认为他自己已经驾轻就熟，就多少在尊重中带有一点扛膀子、看笑话的意味。随着工作进展，决策能力的体现，特别是在换届选举之后，他心里开始服气了，就事事处处向我请示汇报，崩出的话往往不多，却显出一幅很贴心的样子。后来，除了去省里跑水利、交通上的项目，带他实在没用外，出远门时我都要带上他，让他觉得很开心，殊不知我主要是怕他在家用倔脾气干事扒乱子。这样一来，我们一直相处得比较和谐，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在我外出期间给打破了，让他在家独挡一面时，他才发现，同志们并不听他的。副职们的工作分配得很具体，请示汇报，都冲着书记来，他这个镇长，平时没有多少事情好做，就好像是聋子耳朵，只起到摆设和象征性的作用，在心里逐渐地出现了失落感。该由他办的事情，他也外推，动不动就说：“你们找书记去！”我也没有在意地去体会其中的微妙。终于，在正月十八下午要开一次党委扩大会后，我才觉察出，这家伙并非十分捋顺，他已经在暗中与我开始“较劲儿”了。
一般地说，我只要决定召开临时性动议的会议，都要首先和春亭打个招呼，甚至事先商量一下。有时，还要召集平奇、春跃等几个副书记们在一起先开一个“书记办公会”，把要研究的事情先通个气儿或者拿出个初步意见。但今天这个会议只是一个例会性质，我就没有那么过细地做一些必要的铺垫，让办公室王世贵主任写在黑板上通知了。对于这种通知方式，同志们都很熟悉。所以，到了开会的时间，应该是全员到位的，可这一次人有点不齐，大家探头探脑的，到会议室，看看是不是要开会？见我让通讯员小马把茶杯端上去了，大家才知道会是一定要开的。我因为有事，迟到了十几分钟，一上去，看到人基本上都到齐了，就差刘春亭镇长和镇长助理李立进。就问，“老刘呢？”大家说，“不知道。”办公室王主任说，“我们一直在找他，不知道去哪里了。”武装部长郑春发说，“贺书记，事先没有通知，我还以为这会不开了呢。”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就问，“世贵，让你们在黑板上写通知，没有写？”办公室主任王世贵说，“写了，写了。”大家有的说，见写了，有的说没有见到黑板上通知。正在吵吵中间，春亭和李立进才跚跚来迟，我有点不高兴，就没有理他。
散会后，我让世贵查查到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