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室福信和僧道琛并立时，情形还好，国王可以处在两大势力的平衡点上。但自从福信杀害道琛掌握大权以来，百济王遂变成装饰品，百济丰璋的主要任务，只是主持国家祭祀典礼罢了。
我从日本归来，这样还有意义吗？……我是国王呀！
丰璋期盼的是以国王身份掌握实权，鬼室福信当然看得出丰璋的不满。
那个家伙应该留在日本，不必回来。没有那个家伙，国家有难时，百济人也会主动赶来从军；这家伙却自以为是靠他的号召力。我实在后悔把他从日本带回来。——这是福信的想法。
强者为王。谁说我没有资格当国王呢？——福信抱持这个想法，这一点，丰璋也料想得到。
由于有过一段时期的休兵状态，确实招募到不少兵员，但百济遗臣军团内部产生巨大龟裂，也是事实；另一方面，熊津城这边除了向唐朝廷请求增援外，也不断致力于确保由新罗而来的补给线。
百济王与福信的对立关系，已经恶化到极点。
只有把他杀掉一途。——福信有此决心后，立即在城内深处挖了一个洞窟，以此为病房，称病在这个地方静养。
百济王一定会前来探望。——福信确信如此。
百济王甚以福信的动向为意，所以在听到福信生病时，一定会前来探望。一旦百济王走过狭窄的甬道，进入洞窟内，让埋伏的士兵蜂拥而上，用这个方法可以轻易把他解决掉——这是福信的构想。
事实上，福信的构想未免过于肤浅。在海外度过三十年人质生活的丰璋，并不是这么容易就上当的人。他确实前来探望福信。但他可是为了杀害对方而来的。丰璋带领的士兵比埋伏在洞口外的士兵多上好几倍，轻易地就先把这批人全数解决掉。
“过去你实在过于跋扈，如今你的死期到了。”
福信再怎么喊叫也不见伏兵现身，狼狈不堪之际，百济王丰璋冷冷说出这句话，转身就走出去。百济王的部下立刻将福信斩杀。
“你……你准备把百济怎样？”这是福信临终时的问话。
“不用你操心，一切我都安排好了。”丰璋头也不回地说。
原来，百济王丰璋已分别派遣使者至高句丽和日本请求救援。
高句丽此时正受到已降服百济的唐将领苏定方的攻打，根本无力派出援军。日本这方面则出援军。对日本而言，救援百济是既定方针，只不过由于齐明天皇崩殂，这件事情暂时缓下而已。
唐也应刘仁轨的要求，从国内派来七千援军。这支军队的司令官是右尉卫将军孙仁师。
那是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在日本，则为天智天皇二年的事。《日本书记》记载为八月，唐的史书则记载为九月。
日本派出的援军为数两万七千名，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等人被任命为司令官。
唐与新罗联军包围了百济遗臣团的根据地周留城。城内已有部分日本援军进入，为了搭救被包围的周留军，日本水师进入白村江（唐的史书则记载为“白江”）兵力约为万余。迎击的唐军由刘仁轨部将杜爽以及降唐的百济太子扶余隆率领的部队，在白村江上以一百七十艘船队严阵以待。
倭船千艘——《三国史记》有此记载。比起唐军，日本船只虽多出数倍，但几乎都是小型船只；唐军的一百七十艘则皆为当时的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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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白村江（3）
日本水师不习惯大规模水战，而且唐的大型船队早已先抵达白村江，严阵以待日本水师的来到，因此，唐军在心理上自然较有余裕。
唐军采取以发射火箭焚烧日本兵船的战法。日本水师也有火箭，并且也拼命发射；但对巨船而言，火箭并不是有效的克制武器，因为纵然船只的一部分着火，也能迅速扑灭。小型船只则不然，一旦着火，很快就会烧及全船；烧成一团火的兵船，势必为了逃命被迫到处乱窜。结果又纷纷撞上其他友船，火苗也跟着蔓延。
日本船只一艘又一艘地被火焰吞噬。根据唐的记录，燃烧的日本船只达四百艘。“烟焰灼天，海水皆赤。”虽然史书上只有寥寥几句，实际上，这是一场凄烈无比的水战。
水战延续两天。唐军的战法是彻底的联系作战。敌不过巨大船体和猛烈火箭攻击的日本兵船，在掉转船首企图逃逸时，又发现有部分唐军巨船已绕到前面，在慌张得不知所措时，日本兵船又受到猛烈的攻击。
日军溺死者不计其数，勇将朴市田来津亦于此役阵亡。
白村江之役成为胜败的决定性一战。由于万余日本援军受阻于河口，上游的周留城遂告孤立，最后终被攻陷。百济王丰璋搭船亡命至高句丽，王子忠胜和忠志则率领部下向唐投降。
在白村江吃了败仗后，日本完全丧失了在朝鲜半岛的桥头堡，更由于接收许多来自百济的亡命者，日本与唐的关系，当然亦日趋恶化。与之相反，唐因这次战胜而得到巨大的收获。由于百济灭亡，高句丽已完全孤立；而且高句丽由于内部分裂，与唐的作战再也振不起士气。
白村江之役五年后，唐终于成功地并吞高句丽。朝鲜半岛北半部成为唐的版图，南半部则为亲唐而统一的新罗，再也不存在其他不友好势力了。也就是说，太宗未能完成的功业，终于在高宗时代实现。
战争必须以人和为重——这是此役给予我们的教训。濒临亡国边缘的百济和高句丽，内部的争执一直不曾间断。
“卿由海东奏报前来之事，皆合乎时宜，而且文章甚为流畅。卿以武人而有此才华，实在值得嘉许。”高宗对凯归长安的刘仁愿如此嘉许时，后者答奏：“那都是出自刘仁轨的手笔，微臣根本无此才华。”
于百济作战期间，唐军首脑何等彼此配合，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周留城沦陷，在百济的反唐活动，只剩以迟受信为首据守任存城的少数人。刘仁轨起用百济降将黑齿常之攻打任存城，将之攻陷。迟受信抛弃家族，逃至高句丽，百济因而完全平定。
唐为纪念这次的胜利，建立了“大唐平百济塔”，这座塔现在还残存于忠清南道的扶余。
狄仁杰出场（1）
从后门出入的人，也可解释为“自己人”。由于不是正式官吏，发言可以相当自由，这一点，对负责鉴定的人而言，非常好办事。担负下一个时代大任的人，于是陆续从此门学士中产生。
老将李远征高句丽，于建立平定大功的翌年——总章二年（元六六九年），以八十岁（一说为八十六岁）高龄去世。
后世史家责难李的人甚多。责难的理由在于，高宗欲立武则天为皇后时，他以不便插嘴皇帝家务事为借口，未表示反对。其实，李只是说了该说的话。对现代人而言，娶自己喜欢的女性为妻子，甚至不是家庭问题，而是个人问题，根本没有别人置喙的余地。
总之，大唐帝国的柱石李死了，元勋云集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然而，代之而起的新人才在哪里呢？
元勋阶层已然特权阶级化，开始出现腐败的现象。
“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必须从别处寻觅。那些人的家系中，好像没有什么好人才。”皇后武则天如此告诉丈夫高宗。
“朕有此同感。”
“臣妾说的没错吧？”武则天再度追问道。
包括你在内——武则天真想说出这句话，不过还是压抑住了。
“维持现状是不行的。”这话已成为武则天的口头禅。每次听到她说这句话时，高宗都露出讶异的神情；实际上，高宗并不能真正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
武则天进入太宗后宫时是十四岁，在此之前，她是在庶民区长大的。
依据记录，武则天的父亲是李渊于太原举兵时期的家臣。以三万兵马由太原出发的李渊军队，进入长安时已膨胀为二十万。就算武则天的父亲是太原以来的旧部属，但毕竟只是三万人中之一，其名甚至从不曾在主要将士名单中出现过。
这个时代的记录，被一个叫许敬宗的人篡改了许多。远征高句丽时，唐将之一的庞孝泰，打的尽是败仗，却于归国后带着巨款拜访负责记录的许敬宗，私下要求道：“请笔下留情。”
许敬宗点了对方带来的款项数目后，莞尔一笑道：“你放心吧！我自会有所斟酌。”
结果，庞孝泰在纪录上被描写成战功赫赫的猛将。
这个许敬宗，正是对武则天以阿谀奉承为能事的一群人中的一个。
武则天的父亲当然也被记述得甚为体面。不过，这靠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
武则天并不是大家闺秀，她是居陋巷、和邻近孩子们一起玩耍长大的。她经常随便出入朋友家的厨房，也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当时的上流阶层女性，自幼就被隔离，除了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以外，别的男性一概没有见面的机会，武则天却经常与男孩子一起玩耍。
进入宫廷后，她开始有机会见到皇族和重臣子弟。但她心里经常想的是：街上的男子，远比这些人有气魄。
她甚至有了这样的疑问：让这些人负责国家的将来，不会有问题吗？
唐皇室乃北周八柱国之一，因而对贵族社会的惯例习以为常。不但爵位应该世袭，连官职也必须如此——这是他们牢不可破的观念。李、苏定方以及其他盗匪出身的重臣，也大都与山东贵族门阀攀上婚姻关系，积极且急速地贵族化。
“需要新的人才……”
武则天并不只是说说而已的女人。想到的事说出来后就立刻付诸实行——她有这样的积极个性。她已想到如何招募人才了。
那是还没有发明印刷术的时代，书籍的流传全靠誊写。由于誊写时难免会有误写、脱落之事，而这种原本就错误的书籍又一再被传抄誊写。因此，一本书因誊写者不同而内容互异，乃是常有的事。将许多誊写本加以对照，以制订定本，同时参考古典以选粹方式来编辑文集，叫做“编纂”。
使有学问的人参加这项编纂事业，并且以此作为人物交谊的机会，更使它成为鉴定人物、选拔人才的场所——这是武则天的构想。而从事编纂事业的人，并不是正式官吏。正式官吏进入宫殿时，通过大门——南门。从事编纂作业的人则由后门——北门出入。
狄仁杰出场（2）
北门学士。——人们如此称呼他们。
从后门出入的人，除了有“非正式人员”意味之外，也可解释为“自己人”。由于不是正式官吏，发言可以相当自由，这一点，对负责鉴定的人而言，非常好办事。担负下一个时代大任的人，于是陆续从北门学士中产生。
作为唐初艺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尤其著名。这对兄弟的才华，从宫殿、陵墓的设计到绘画，无所不包。太宗在宫中凌烟阁挂有二十四名建国功臣的肖像画，正是阎立本的手笔。虽然这对兄弟的真迹没有流传至今，但于宋代摹写的阎立本《帝王图卷》，则传至今日。
肖像画名家阎立本颇有识人之才，他除了是艺术家，更是一名优秀的行政官僚。阎立本以河南道黜陟使身份，担任对官吏考核任务时，在河南汴州看到一名令他十分心动的官吏。
“我虽是肖像画家，但我心中其实有想画成画和不想画成画的人；在想画的人物当中，冲动性地认为非画不可的，更是少之又少。你就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个。”
阎立本说出这些话时，这名官吏露出惊异的表情。这是名叫狄仁杰的参军，参军是地方官厅的属官，身份十分低微。
“你的眼睛非常出色。”阎立本凝视着狄仁杰的脸道。
“是吗？”狄仁杰对对方的凝视，表现出毫无畏缩的模样。
阎立本事后叹息着对近臣道：“被我凝视而毫不动容的人，我从未见过。”
狄仁杰后来被拔擢为并州都督府法曹。在并州都督府任职期间，他的同僚郑崇质奉命以使者身份远赴突厥。狄仁杰于是到上司府长史蔺仁基处申诉道：
“郑崇质有年迈母亲，而且正卧病在床。请改派我到突厥吧！”
蔺仁基为此颇为感动：“好，那就由你去吧！”
“谢谢。”
狄仁杰脸上洋溢起喜色。对申请获得许可他由衷地喜悦，于是以轻便的步伐走出房间。
“他们的友情多么深厚！我要是有那样的朋友，那该多好。……不，我自己应该那样对待朋友才是。……哦，对！”
蔺仁基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同在都督府上班、担任司马职的一个叫李孝廉的同僚，以前和蔺仁基非常要好，后来却因故变得不睦。那是因为其间的朋友有所中伤的结果。
蔺仁基立刻去找李孝廉，向他低头道：“是我不对。我们原是好朋友，但我却因听信别人的中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