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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表白，虽然振振有辞，但并不能使人们忘记出身皇族旁系的明帝得以登上帝位，正是因为萧衍的大力协助。而此时这等“功劳”，对于萧衍今后的“政治生涯”已经毫无用处，相反，还会成为终身跟随着大皇帝的“拖油瓶”。所以敏感的萧衍，自然要在这件事情上大费一番脑细胞。他明白，作为当今皇帝，狠狠地诅咒一番前朝杀人不眨眼的当政者，肯定能为自己赢得好分数，倒打一耙，是收买这些齐家宗亲的好手段。果然，兄弟二人对这些话心悦诚服，感激涕零。武帝不光口头安抚，还采取实际行动，安排前朝皇亲16人出任梁朝官员。据说，这些被武帝优待的齐室宗亲，因为心怀感激，处处谨慎小心，夹着尾巴做官，反而比本朝的那些皇亲国戚出色得多，其中几位还以才能与官德而知名。
这种宽容也曾给新兴的南梁帝国带来一些危险。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五记载，武帝登基不久，前朝东昏侯的一些旧臣孙文明等人，就曾发动过一场未遂政变。这些人曾是东昏侯的宠臣，虽然得到梁武帝的赦免，但心中却始终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东昏侯时期，做过什么至今未被披露的龌龊事，以至他们感到坐卧不宁。一天夜里，他们集结了几百人以运送芦柴火把为名，夹带大量兵器从南北掖门进入皇宫，一场暴乱开始了。
暴乱者焚烧了神虎门、总章观后闯入卫尉府，杀了卫尉，武帝的亲戚兼重臣张弘策也遭不测。当值的近卫军由于人数较少，有些抵挡不住。当时梁武帝一身戎装坐镇前殿，非常镇定地说：“反贼们夜间来袭，是因为他们人数不多，天一亮他们就会逃走。”于是他命手下击鼓求援。果然，鼓声一响，京城的军队立即赶来解围，最后反贼全部被诛杀。值得注意的是，武帝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即位以来的做法，这位皇帝始终没有像前朝的明帝与他的儿子东昏侯一样草木皆兵地大开杀戒。
店主的面目（1）
梁武帝信佛，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他本来就是一位学贯古今的文化人。早在出道前，不光精通儒、释、道三学，诗文更是堪称当时一绝。在他年轻的时候，当时的齐宰相竟陵王萧子良，曾在建康城外的鸡笼山开西邸，相当于半官方的文化沙龙。这位萧子良除是一国之宰相外，本身也是一位有素养的文人，向来广召名人雅士，很快使这里成为名符其实的学术中心。萧衍与当时著名文人沈约、谢、王融、萧琛、范云、任、陆等经常聚集在这里，被称为“八友”。由于学识与地位的原因，他们也成为这个沙龙里的活跃分子和灵魂人物。
梁武帝是一位多才多艺且勤奋好学的人。史书上说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谶，卜筮占决，并悉称善”！由此看来，他不光在正统的学问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还是一位下棋的高手，同时对“阴阳纬谶，卜筮占决”之类的“方术”也很有研究。这很符合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也是他后来对佛教进行改造和变易的思想基础。就是这种文人气质，使他在少年的时候，就喜欢结交那些著名的学者、高僧、道士们，并深受浸染。他本身很好学，又有读书破万卷的阅历，所以深得三家学说的精髓。但他一直以来还是比较重视道家的学说，并成为道家的门徒，在担任雍州刺史的时候，他就与茅山道士陶弘景交往甚密。这种对道教的信仰一直持续到他即位以后。
《梁书·陶弘景列传》提到，陶弘景原是前朝南齐的一位官员，传说他曾受习东阳道士所传的符图经法，36岁时辞去官职，遍游名山，收集古代医书，寻找仙药，成为一名职业道士。此外，他在医学方面也很有研究，还有著述传于后世。他还整理了杨羲、许谧等人的学说，编撰了《真诰》一书，成为后来道教上清派一系重要的教史资料。过去在官场上的历练，使他为人圆通而谨慎，头脑清楚、说话简洁。后来他在茅山建筑了一座三层楼，自己住在最上层，弟子们住在中间，宾客们住最底层。看得出，这位道士虽然隐居山林，但非常喜欢结交各类社会名流和政治人物，平时他身边只有一位家僮时刻跟随。晚年他修习辟谷导引之术，传说年过八十相貌还像年轻人一样。
有趣的是，他有一次做梦，梦见有佛来为他授记①，说他将成为“胜力菩萨”。于是，这位道士就来到阿育王塔下明誓，并受了佛家的五戒。也就是说陶弘景这位道士既通道术，也算是佛家的入门弟子，但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位道士。按照佛教受戒的规矩，受五戒②者必受三皈③，受三皈者，不可以再信受其他外道。而在这位道士的思想中，佛、道两家的思想很可能也被搅到了一起。所以他与佛教的和尚们也时有往来，相互交流。下面这首诗就反映了他与和尚交往、诗书唱和的情况：
和约法师临支诗
陶弘景
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
今日为君尽， 洒秋风前。
他和所有的道士一样，喜欢研究神奇玄妙的事情。特别是在“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等方面颇有成果，史书说梁武帝还服食过他炼出的金丹。他有一些道学著述，当中多杂有佛、儒两家的思想。梁武帝在雍州起兵的时候，陶弘景曾命弟子奉表来迎，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拥戴的表示。我们可以注意到梁武帝起兵时，响应者不光包括前朝的武将、文官，连那些隐居深山的修道者都作出这样的表示，可见大势所趋。
据《南史》卷七十六记载，后来陶弘景书写谶言道：“水丑木”，为“梁”字。萧衍的反政府军打到新林时，陶弘景遣弟子“假道奉表”。后来听说萧衍集团正在谋划禅代之事，他便援引图谶，很多处都呈现“梁”字，于是令弟子进献“梁”字给萧衍。由此看来，后来萧衍定国号为“梁”，与陶弘景有很大的关系。此后登基仪式、祭告天地大概也少不了这位道士择吉日定良辰等“形而上”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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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的面目（2）
《梁书·陶弘景列传》中还提到，梁武帝即位后，想请这位高人出山辅政，几次下诏、极尽美言，但都被婉言谢绝。武帝对陶弘景更是优礼有加，每遇吉凶征讨等大事，都必上门请教。用史书上记载的话讲就是：“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因此陶弘景在当时得了个“山中宰相”的绰号，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他就是梁武帝的“外脑”或“智库”。梁武帝还为这位道士炼丹搜集了大批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稀有原料。后来陶弘景还鼓捣出一种叫做“飞丹”的丹丸，颜色如同霜雪一样洁白，据说吃了能使人感到身轻，这大概是服药后产生的一种幻觉。武帝服用“飞丹”后，感到很灵验，就更加相信他。据《南史》卷七十六载，梁武帝每每接到陶弘景的书信，都要焚香拜读，简直把他当成了神仙。而这位“世外高人”，实际上也就成为梁武帝决策机构的成员之一。
据《全梁文》卷四载，武帝即位第三年，突然改变主意，要弃道崇佛。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也遇到了类似阿育王羯陵伽之战后的苦闷①。据记载，梁武帝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佛教是唯一的“正道”，孔子、周公和老子都是佛的学生。也就是说儒家和道家的鼻祖们，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模式，令人感到费解。按照史料分析，释迦牟尼比老子小6岁、比孔子大14岁②，他们应该属于同时代的人。若说孔子曾在学问上请教过老子，还有些道理。如果说当时中国的两位圣哲曾游学印度，或说释迦牟尼曾跋山涉水来到中华大地，教化两位中国学生，显然很荒唐。
从佛学源流上看，在释迦牟尼时期，佛教在印度还只是地区性的宗教，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理论。它被推向国际，是释迦牟尼灭度200多年后，阿育王时代的事情。众所周知，古代中、印由于天然的地理屏障，文化与经济交往都须通过西域。事实证明，佛教最早是由西域的“胡人”③传入的。可以说，传入中国的，是已经西域化了的佛教。我们知道，中国人最早接受的“金人”（佛像），是一种佛教受希腊宗教艺术影响的产物，并非印度的原产。原始佛教没有造像的习俗，这一习俗起自公元1世纪的犍陀罗（现今的阿富汗境内）地区。从没有偶像，到偶像崇拜，既然这一过程可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隐藏在偶像背后的崇拜形式，一样可能受到西方宗教的影响，只是个程度大小的问题罢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就一定是纯粹的印度传教。而很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西域化了的佛教。
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的时候，无论释迦牟尼，还是老子、孔子都已经作古几百年了。周公的生卒年代，则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也就是说，他老人家早在释迦牟尼出生前约500年就已经作古①，说他是释迦牟尼的学生，就更加荒唐可笑。如果这种说法，在缺乏历史及时间概念的古代印度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出现在历史观念极强的中国，则完全可能是有意识地附会或神化。
既然将老子、周公和孔子的地位都降格成了学生，那么，当然不如直接去请教老师更好。因此，梁武帝首先宣称自己要“弃迷知返”，放弃儒、道学说，彻底皈依佛门。但我们注意到，就在他公开宣誓彻底皈佛的同一年，他与以往的君王们一样，亲自主持，按照儒家正统的方式制礼作乐，忙得不亦乐乎。这似乎与他对外公开宣称的放弃儒、道，皈依佛门的说法自相矛盾。
根据《广弘明集》卷三十的记载，我们知道，梁武帝在国家政治方面，采取的并非纯粹的佛教学说，而是三教并用、三教同源。他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和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放弃儒、道而专心“佞佛”。相反，他正在费尽心思欲图将儒、释、道三家的理论彻底搅和起来，使这个面目全新的学说为自己的王朝所用。
但是追根究底，武帝并非三教同源之说的鼻祖。在此前早些时候，道家们就首创了这一学说。所不同的是，他们都心照不宣把老子包装成为三教的“总教头”，其代表作就是《老子化胡经》。在这部经里，老子教化孔子在先，西越流沙到印度教化释迦牟尼在后（后来也有说老子直接化身为释迦牟尼），换句话讲，孔子和释迦牟尼继承了老子的学说，都是老子的学生。这部出自中国人特有“智慧”的著作，促使佛、道之间由强词夺理的“口水战术”，直接升级到具有理论高度的“造经战术”。
店主的面目（3）
说起这部《老子化胡经》的诞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西晋时，有一位帛法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僧人，他自幼出家研习佛法，后来以讲经为业。当时有一位叫做王浮的道士，与他就佛、道二教的高下问题进行辩论。这位能言善辩的道士，竟然不是帛法祖的对手，几次交锋均败下阵来。为此，不服输的王道士，心里积压了一股难以名状的邪火。既然在“口水战”中没能捞到便宜，索性拿起笔杆做刀枪，一样可以达到“隔山打牛”的功效。于是他“弃口从笔”，绞尽脑汁诌出这么一部粗俗不堪的《老子化胡经》。这部伪经，曾一度风靡当时学术界，一时间，道士们也为此感到扬眉吐气。
其实，王浮造作的这部伪经，也并非完全缺乏依据。因为“老子化胡”之说，早在汉末就已经出现，只是那时仅仅停留在传说的层面。而此时的王浮，因为与帛法祖辩论失败，一气之下，干脆把它整理成一部之乎者也的美文，以“经”的形式将其推入大雅之堂。这在重视经文传承的中国人看来，其信用度简直不亚于一张“信用卡”的价值。但是，伪经终究是伪经，很难站得住脚，帛法祖等人很快行动起来，明真相、揭老底，王浮的把戏很快被拆穿，这部《老子化胡经》最终被贴上“伪经”的标签。
有趣的是，随着历史的延续，这部伪经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在历次佛、道斗争中，被道教信徒们当做“重磅炸弹”反复使用。这样一来，经历了历次斗争经验的积累，佐料越添越多，内容不断得到更新和完善。到了唐代后期，《老子化胡经》由原来的一卷，被扩充为十卷，并堂而皇之地被收入道家的权威经典集成《道藏》中。
佛家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依据当时的一部《清净法行经》的内容，勇敢地扯起佛教为三教源头的大旗。可笑的是，《清净法行经》同样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