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后，他又提出：许多诬陷文章是经他审定和修改过，他认为他审过或修改过的只是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他个人观点，他只对审定和修改过文章的工作错误负责。又说，他审定修改诬陷文章时，有时还去掉了一些打击面较宽的说法，把一些文章的调子压低了。对此，律师严肃指出：“任何行动都由思想支配，难道你审定和修改诬陷文章就未受思想和观点的支配，你讲文章中的观点只是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你的观点，能说得过去吗？”
姚文元听后，若有所思地把眼睛转向房顶。
接着，律师要他说明起诉书中指控他与张春桥到济南支持王效禹武斗一事的情况。
姚文元答：“我与张春桥到济南后，王效禹准备武斗，我事先未表态，张春桥是否讲过支持武斗的话，我已记不清。我在武斗后的庆功会上讲过支持武斗的话。”
问：“现在怎么认识？”
答：“我是事后支持，当然对武斗的后果要负一定责任。对当时受到王效禹打击的那300多名群众，我表示道歉。”
（二）第二次会见
第二次会见，姚文元已不像第一次会见时那样拘谨，态度比较放松。当律师问及起诉书指控他诬陷原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和诬陷迫害市长曹荻秋是叛徒的事实情况时，他说：“在1967年1月，我到上海的时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有过攻击的言论。”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2）
问：“有过什么攻击性言论？”
他沉思好久说：“具体的已记不起来，大概如起诉书所指控的内容。对曹荻秋定为叛徒，是张春桥在上报的报告上批的，我也画过圈。定曹为叛徒是错误的，我画过圈应负担一定责任。”
问：“讲讲1976年1月你让《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记者到中央一些部和省市搜集诬陷材料的事实情况。”
答：“是王洪文的主意，我对王洪文的意见未置可否，实际上是默认。默认等于我同意。”
问：“搜集这些材料后怎么处理的？”
答：“编印‘情况汇编特刊’。”
问：“编印‘情况汇编特刊’的目的是什么？”
答：“矛头对准几个省的老干部。”
问：“起诉书指控你派记者去搜集的那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材料，说他们就是什么‘还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右倾翻案’、‘复辟’，这些都登在情况汇编上，是不是事实？”
答：“是事实，这是严重错误，我应负责。”
问：“1976年3月南京群众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和标语，你当时是怎样认识的？”
答：“我当时认为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扑。我说了攻击南京群众的话。说那是反动逆流。现在我认识到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
问：“1976年4月北京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你说了什么？”
答：“我说这是一小撮坏人，是反革命分子，这是我又犯了严重错误。”
问：“你把许许多多的群众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案件，是什么性质的错误？”
答：“定反革命事件是上面决定的。”
问：“你派记者到天安门调查情况，情况是不是你汇报、反映的？邓小平与###根本没有关系，为什么栽赃诬陷‘邓小平就是这项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姚文元瞠目结舌、满头是汗，回答不出话来，最后表示对不起邓小平，说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起诉书指控你与张春桥、王洪文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事实情况怎样？”
答：“上海武装叛乱一事，我看了起诉书才知道，1976年5月7日在北京我曾向上海写作组成员陈翼德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是暴力解决问题’。是在对‘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一点儿体会，若我讲一句话起上海武装叛乱舆论准备作用的话，那我应负一定的责任。”
两次会见，使律师感到姚文元虽然对起诉书上指控的事实大都承认，但否认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
甘雨霈、傅志人律师会见陈伯达
1980年11月13日下午，陈伯达聘请的律师——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甘雨霈和北京市律师协会秘书长傅志人，来到复兴医院会见被告人陈伯达。他因病离开秦城监狱在这里治疗，住在医院主楼东北不远的三层小楼里。
陈伯达时年76岁，身高米左右，体态较胖，鬓发灰白，一副黑框眼镜遮住一对小眼睛，目光迟滞。一口纯粹的福建方言，与律师交谈需配有翻译。
谈话前陈伯达要了几张纸，作记录。然后谦卑地说：“我有一个请求：我说得不对的，应当取消的，应当推翻的，应当加以充实的，可以给我提出来。”
这话给人好感，使人感到他的认罪态度很好，很愿意交待问题，很愿意接受指教，很愿意配合审判。实际上并非如此。
两位律师都是法律专家，在法律研究及司法实践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针对陈伯达的态度，在说明来意时，做了相应的工作。甘雨霈律师说：“今天我们会见你，目的有两个。一是看你有没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二是想就起诉书所列的罪行，听听你的意见。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事实，不实问题的真相又是什么，都应由你本人一一说清。而不是像你方才所‘请求’的，让我们给你‘提出来’。因为认罪态度是法庭对你量刑的酌定情节之一，不能由别人替代。律师可以为你辩护，但不能取代你的自我表现。对此律师条例也有规定：律师的辩护必须从独立的辩护人的立场出发，从法律和事实两方面进行。今天听取你对起诉书的意见，就是从事实方面核对你与公诉机关认识的异同，对照证据，搜集辩护材料。当然律师对你的认罪态度和自我辩护方面也并不是不能给予帮助。但这个帮助只能是原则性的，指导性的。譬如说，对所犯罪行的认识，要事实求是；不是你的罪行，你不要承认；是你的所作所为，要如实认罪。否则如控方当庭拿出证据，而你却无言以对时，就会作为认罪态度不好，而影响法庭对你的量刑。今天在咱们的谈话中，你也应该实事求是。否则，如果你的说法与证据相左，我们不仅不能按你的意思为你辩护，反而给我们从认罪态度方面为你争取轻判带来困难。我说得比较多，你都听明白了吗？”
。 想看书来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3）
“明白。”陈伯达说。
“有什么法律问题要咨询吗？”律师问。
“没有。”陈伯达说。
“那好，就谈谈你对起诉书所指控罪行的看法。先说决定批斗刘少奇问题。”律师说。
“关于决定批斗刘少奇的问题，”陈伯达开始说：“检察院起诉书说是我与江青、康生决定的，我不记得参加过这个决定……我再声明一下，我想过很多天，我不记得参加过这个决定……江青他们要搞他，我并不知道。”
接着陈伯达说：“如果说这事，我完全没有参加，那不是的。但参与这事的不止我们三人……说通过我了，我也马马虎虎通过了，但参加‘决定’，这事我毫不知情。”
接下来陈伯达又说：“我对这事，不想摆脱责任，因为你参加了这个会，就算你参加了决定，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些话给人的印象是陈伯达从不认罪到认罪的转变过程。其实他始终没认罪。
陈伯达谈的第二项罪行，是由他一手炮制的冀东冤案。开始阶段，他对此矢口否认，说：“我没有说过关于冀东的那些话。”然后又改口说：“起诉书说我说过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些话是从我口里说出来的，当然要负责，搞了这个大的惨案，我要负责。”接着又提出怀疑：“所谓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我讲两句话就算煽动？问题是那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就不知道……我的眼睛不行了，看见有人证明我在冀东造成几千几万人死伤，请……法庭考虑要不要他们的证明。”
这些话表面上看是矛盾的，语无伦次的，给人似是而非的模糊印象。但实质只有一个，就是拒不认罪。
此外，陈伯达对起诉书所指控的诬陷迫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也均持同一态度：以不记得为名，拒不认罪。
陈伯达对起诉书中所列罪行的认识，只有一项例外，就是以炮制《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代表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看来，要让陈伯达认罪，非有过硬的证据不可。
为什么陈伯达持这种态度呢？
陈伯达胆小怯懦，贪生怕死，与其说他是在与法庭对抗，不如说他要保命。按常理想要保命，就应该主动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而不应该采取对抗的态度。陈伯达之所以采取了有悖常理的做法，是因为他有一个认识误区，更是当初他们“搞专案”，执行政策时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他以己度人，认为法庭也像他们一样，把党的政策当作骗人的幌子，于是便硬着头皮采取对抗的态度。
1970年9月6日，庐山会议结束时，中央宣布对陈伯达隔离审查。从此，这位昔日排名第五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便从他政治生涯的颠峰一落千丈。但有着多年党内斗争经验的陈伯达，虽有失落感，却无恐惧感。因为按党内斗争的惯例，是不会把党内问题转化为司法问题处理的。这样，只要他人还在，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时日。但是，当他收到特别检察庭的起诉书副本后，陈伯达的病房里便一改往日之平静。他烦躁不安，坐卧不宁，精神恍惚，时而自言自语嘟囔些什么，时而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半夜还传出陈伯达的哭声。尤其是在11月17日，当他收到法警送达的开庭传票时，他感到好像末日来临，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惶惶不可终日。当晚写材料时，精神状态十分异常。说电灯不亮，要添加蜡烛，点了一支，不行；又点了一支，还嫌不亮，又要煤油灯。当晚服了三次安眠药也未能入睡，血压持高不下。第二天一大早就要求马上见律师。
11月18日上午10时律师甘雨霈、傅志人赶到复兴医院。先由负责监管的霍同志把陈伯达的现状作了介绍。然后，两位律师对陈伯达目前的心理状态，作了分析：一方面是他的畏罪情绪严重，思想压力过大。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党的政策，不敢坦白交待罪行，而采取对抗的手段。越是对抗，思想压力越大。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不仅会使陈伯达与法庭对抗到底，而且一旦精神崩溃，他是否能坚持正常出庭接受审判，都存在疑问。如果万一因他不能出庭或者在庭审中出现意外变故，使审判无法进行，不仅使法庭、检察厅及律师的大量准备工作付诸东流，而且也会给这个历史性的审判带来缺憾，在国内外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两位律师决定给他释压，让他放下包袱，正确认识所犯罪行，正确对待审判。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4）
会见开始，陈伯达先澄清了上次谈话中，关于对诬陷迫害刘少奇罪行的认识。这次不兜圈子了，十分明确地拒不认罪，说：“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我昨天写了一下，……江青、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这事我完全忘了。如果我真正参加过这决定，是不会忘记的。我认为我没有参加这个决定。”然后又作了一些补充，说他曾帮助周总理解过围，对围攻总理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你们不听他的话，听谁的话。”还说刘少奇在天安门上对他说，要找他谈一次话。又说：“江青与我结仇，她要把我送进监狱……”听他这些话，好像他是“刘少奇的人”，是“保护”周恩来的人，又是受“四人帮”“迫害”的人。
针对陈伯达刚才的话，律师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应该负责任地告诉你，方才你讲了那么多，对减轻你的罪责毫无作用。不仅不能从轻处理，还有可能从重处罚。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破罐破摔了。”律师给他敲起警钟。
“当然不是……”陈伯达低着头，小声嘟囔着。
“那好，只要你和我们好好配合，经过我们努力为你辩护，还是可能争取到法庭对你的轻判。”律师给他点燃希望。
“可能？真的？”陈伯达倏然睁圆了小眼睛，望着律师，目光中掠过一道久违的光芒，是希望？还是兴奋？然而马上又被那惯常的呆滞目光所取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