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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吴冷西和胡绳并没有参加《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修改。他们这时已经恢复工作，是以胡乔木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研究室还有几个成员：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这七位成员分为两摊，都由胡乔木主持。一摊子管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有于光远和邓力群，他们参加过修改《汇报提纲》的讨论，但没有执笔，也没有主持，是胡乔木主持，并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和负责定稿。另一摊子叫〃毛选材料组〃，负责整理毛选第五卷文稿，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提纲》的修改。把吴冷西和胡绳两位说成是《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不过是〃四人帮〃大批判文章的罗织伎俩而已。我这不够格的，却的确接触过跨〃文化大革命〃两头的这两个提纲的准备。作为当事人，写一点回忆，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具体史实的资料和对当时气氛的描写。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样一篇回忆，大概得写长一些，先把头一部分独立出来，叫做《〈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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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的准备：七个〃攻左庇右〃材料的头一个（1）
在《忆周扬》一文中已经讲到，周扬住院割治肺癌后，在###内许立群于１９６６年１月接手管学术批判的事。据我的观察，许原来并没有要起草一个指导整个学术批判的文件的意图。只是遇到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难以处理，就一件又一件向五人小组汇报，请示。在《忆周扬》中我讲了六个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都是仅凭记忆写的。记忆里保留了我所知道的整理这些材料的缘由和背景，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思考，这是从档案材料中看不到的。但是，记忆中总会遗忘一些东西，错乱一些联系，难保完全和准确。根据随《五一六通知》下发的《大事记》：〃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我怎么回忆，也只记起六个，如果这就是七个中的六个，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现在，经过查阅各种材料，包括翻箱倒柜，找出〃文化大革命〃当年自己的交代和搜集的小报，终于弄清楚了。〃七个材料〃中的头一个，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于１月１７日下午召开的，《人民日报》的王辑、《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杂志的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的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六个报刊负责人参加，各自讲了情况，提了问题，许立群最后作了归纳和总结。会后许要林涧青和我当晚整理一份简报，林说，这好办，就按你最后讲的整理出来就行了。
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首先表态：大家讨论了如何执行主席指出的要击中《海瑞罢官》中关于〃罢官〃这个要害问题。就是说，前提是执行，是〃跟〃（虽然后来被批判为〃抗〃）。反映的问题是：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这是许立群真正犯难之所在。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这样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出翦伯赞；对翦、吴的〃历史主义〃的批评又会牵涉到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会联系到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十五贯》就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曲）〃美谈中的那一出戏）。这也是许立群犯难的问题之一。
还有《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都提出是否参与和怎样参与这个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座谈会上的反映，而是这些报纸向###请示过、###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
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北京日报》反映，许多工人和干部说，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文科师生现在已经下乡或正在讨论下乡，看的人也少。《人民日报》反映许多干部只看文章题目。
提纲的准备：七个〃攻左庇右〃材料的头一个（2）
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反映，现在质量高的文章不多，接不上。《前线》最近没有再发批判文章的打算，准备将来转载结论性文章或者自己再准备一篇文章。这个简报经过许立群仔细修改，是以六个报刊反映的形式，向五人小组提出他自己想要请示的问题。如果要说酝酿和准备，这份简报可以说就是后来的《二月提纲》的第一个准备材料。
这个材料１月１８日送上去，没有回音。
提纲的准备：许立群与张春桥的春节通话（1）
〃七个材料〃的第二个，也是我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的。那是１月２６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组织的批《海瑞罢官》文章和邓拓用向陌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这封信是许自己写的，我记不起来是自然的。但是，上海方面提出戚本禹的书的问题这件事，我是知道的，许立群告诉过我，并且要我去查一查戚这本书。《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丛书中戚写的这一本叫《孙承宗》，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我找来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上海方面把这本书提出来是什么意思。许立群把戚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
〃七个材料〃的第三个，是《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一篇讲道德论的（关锋送###林涧青的）。方求文章，许立群认为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多，发表出去影响大，要请示。方求这篇是我自己摘录的，另三篇，要分头摘录的。我在《忆周扬》中把这合在一起的一个材料，记成分别两个材料了。
许为送这个材料，１月２８日给彭真、定一、康生、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四）提纲的准备：关于郭沫若的辞职信〃七个材料〃的第四个，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许立群写给彭、陆、康、吴的。
１月２９日，许把林涧青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科学处长，###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他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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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的准备：许立群与张春桥的春节通话（2）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北京六报刊座谈简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示，现在郭老的信，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和紧急。
〃七个材料〃的第五个，是《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第六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第七个，是《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这几个材料，我在《忆周扬》中都记得不差，只是对《海瑞上疏》等材料的回忆，说它是要说明〃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得批判〃，不确切。确切地说，这个材料的潜台词是：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还有，关于演员检讨的材料，《忆周扬》中只提到谭元寿，其实还讲到马连良，并且讲到都是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的。
后面三个材料是１月３１日送上去的，是同前面已经送去未得答复的四个材料汇总在一起送上去的，所以成为〃七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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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的雏形：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长信
汇总为七个材料上送彭真的时候，许立群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从总体上对七个材料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同志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象；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１９６２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１９６２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１９５９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１９５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