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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事件的后果（2）
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当代中国外交》，第１２６页。。会谈中柯西金还提出了在铁路和航空交通、高频电话通信等方面联系正常化；建立和发展双方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往来，签署当年并次年的贸易议定书，确定目前五年计划（１９７０…１９７５）期间双方经贸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议。周恩来答复说，将就这些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叶利扎维金前引文，第二部分，《远东问题》１９９3年第１期，第１１７、１１８页；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馆档案第3号：〃苏联关于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柯西金…周恩来会谈的报告〃，见《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第６…７辑，１９９５／９６年冬季号，第１９２页。。表露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迫切心情。９月１８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２６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复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国家间的专项协定叶利扎维金前引文，第一部分，第５７页。。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向中国作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显然苏联从中央到地方都试图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摆脱处于中美联合压力之下的被动局面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２日苏共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区、市委员会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与会者一致拥护苏共中央关于使苏中关系正常化、巩固并发展两国关系的方针。会上七名发言人的主调是，对苏共正在寻求巩固苏中关系途径的做法表示高兴和赞同。见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２日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区、市委员会领导干部会议发言速记及哈巴罗夫斯克市委上报苏共中央组织部的会议纪要。见《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第６…７辑，１９９５／９６年冬季号，第１９4…１９８页。。然而，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并不能消除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实际压力，更无法消除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威胁，何况毛泽东也不可能仅凭与苏联的一纸协议就更改刚刚开始调整的对外战略方针，从而造成国内和国际间认识上的混乱。因此，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晚７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作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一句。不久，苏驻华使馆参赞叶利扎维金就此向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缘由，乔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叶利扎维金前引文，第二部分，第１１９页。。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１０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不可能再谈及对苏缓和问题。１０月２０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见叶利扎维金前引文，第二部分，第１１3…１１５页。但中国有材料说，柯西金在会谈中同意了这个概念。见《当代中国外交》，第２4２页。另外，柴成文在《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边界谈判》一文中介绍说：经对此概念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见《党的文献》１９９１年第3期，第4７页。，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１９７８年６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珍宝岛事件的后果（3）
中苏双方在会谈、谈判上的交手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苏联担忧中美联合抗苏，从而在保证不会对中国发动进攻之后，想避开边界问题上的争执。但是长期存在的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已经使毛泽东选择了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新战略，对于苏联方面的种种建议自然就不会、也无须再加以注意。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中作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１９７０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２０年长期交恶的局面，１９７１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１９７3年２月和１９７4年１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所有的国家。。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明确了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毛泽东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灵活机智的策略技巧，动一子而活全局，促动了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取得了中国外交的突破性进展。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
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定以及中苏同盟的建立，中国和苏联都一直不曾触及边界问题，两国边境地区的天空始终晴朗少云。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苏之间裂痕不断扩大，边界争端也即肇启，并且随两国关系的恶化，边界冲突不断升级。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缓和迹象，毛泽东愈益明确了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由此，在他提出建立反帝、反修两条统一战线和两个拳头出击的总体战略的同时，已经开始考虑继续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在苏联不断挑起边境流血事件，导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后，毛泽东便将中苏边界问题纳入其对外战略之中，作为松动对美关系、联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进而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掌握对苏外交的主动权。１９６９年中国在中苏边界进行的自卫反击战即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结果直接促成了毛泽东新的对外战略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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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1）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间下达全军的林彪的〃第一号令〃（原来的全称是〃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后来有关中央文件的全称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与同时间内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离京到外地、外埠一事，以及在此前后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一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若干年来，某些报刊文章乃至某些〃文化大革命〃的文史专著，对于以上几桩重要史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因袭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论，近期内更出现了一种近乎荒诞离奇的说法。因此，对以上三则史事进行必要的考辨订正，还历史事实以本来面目，实属必要。为了便于澄清事实，这里不得不列举出一些不够准确的或完全错误的说法：例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５日至８日，在《工人日报》连载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的第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爸爸送往开封。〃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一天。
例二：１９８4年８月２２日，《人民日报》载《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在第二段开头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命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
此处，误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混为一谈。
例三：１９８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下），在第８６２页中，对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推测性分析：〃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清障碍。〃〃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此处的结论与历史事实不符。
例四：１９８６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的第３０９页，作者根据推测得出了一个结论：〃１９６９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此处，作者作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武断的结论。
例五：１９８９年4月，在几家报纸刊出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二、三事》写道：〃一九六九年五月，按照林彪的'一号通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两千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五个月之久，于是，数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荒谬地成为数月前那件事的直接原因。
类似以上任意夸大林彪〃第一号令〃作用和影响的错误提法，还可以举出许多。笔者认为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条件的限制，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因为作出有关决策的当事人已大多过世，〃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的查阅又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理应对诸如此类的重要史事的误解，担负起认真进行考辨和澄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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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2）
那么，历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分三点来说。
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
证据之一：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通知》的这段话讲明了林彪〃第一号令〃的内容和结果是〃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其性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显然，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不属〃第一号令〃范围之列。不然，如此重要的中央文件怎么会只字不提呢？何况，这份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指示'照发'的。这意味着与此事有着最高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对上述断语的确认。因此，也赋予了这份文件的有关论断以重要的价值。
证据之二：据有关调查材料证实，林彪从中共九大以后就专门研究战备问题。林彪让黄永胜调阎仲川到总参任作战部长，后又提升阎仲川为副总长，专门负责战备工作，管理作战、通讯、情报、机要等工作。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林彪背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让其秘书张云生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所谓〃紧急指示〃。黄永胜于１８日下午，布置阎仲川向下传达。阎仲川将林彪的〃紧急指示〃定名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命令〃，要前指作战组立即用电话向全军传达。
证据之三：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一号命令'发出前后〃，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他亲历的一些情况。那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８日，即林彪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叫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