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邓小平看着在座的几位，语重心长地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的历史。”
其实，从决议起草工作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阐述毛泽东思想这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在此，邓小平重申：这“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他缓和了一下气氛，说：“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这番话确确实实道出了邓小平的心里话，给大家以很大启示。
对一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的意见，邓小平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他举了中央苏区打AB团，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等事例，说明“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当不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嘈杂声此起彼伏时，邓小平面对风浪，不动声色，不知不觉中，航向已经被他拨正了。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看完送审的决议修改稿后，又召集起草小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他肯定建国头七年的成绩，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主要成绩，嘱咐“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并表示赞成决议稿写出后要多听听老干部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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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我看是相当认真（3）
3月24日，邓小平到中南海陈云住处，看望陈云。陈云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的党的历史，即写全党的60年，这样，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邓小平认为这些意见很好，遂于3月26日又召集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把陈云的意见转告了起草小组。并说：“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就在同一月份，陈云也推敲着决议修改稿，他连续四次同邓力群谈话，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陈云还表示：“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
4月7日，邓小平又找起草小组负责人邓力群谈话，对讨论决议修改稿时的一些具体意见作了说明。
为了修改好决议稿，邓小平连日来紧紧抓住这项工作不放。的确，自决议草稿产生那天起已经历时一年多了，其间经过了多次修改，特别是1980年10月组织4000人进行讨论，提出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1981年4至5月，又由40多位同志进行讨论、修改，起草决议的20多位同志也下了番苦功夫，终于拿出了一个好的稿子。
邓小平觉得，这次修改稿是根据开始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合乎三项要求。缺点是长了一点，有两万八千字。实际上，多三五千字也没有关系。他指出，修改工作不能等，要抓紧。邓小平设想，再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个人花点时间和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些，改得更好一些，之后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并在纪念建党六十周年时公布。
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关于决议中对毛泽东评价问题，他先用提问的语气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建国二十多年中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
随后，他用论断式的语言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期间，邓小平于22日的讲话中仍然强调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严肃地告诉大家：
“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与会人员静静地听着邓小平的讲话，他们感受到了一位巨人评价另一位巨人的科学态度，感受到了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学生、战友，对毛泽东所抱有的那种深厚感情。
邓小平铿锵有力的话语响彻大厅，这声音，透过厚厚的墙壁，传向全世界：
“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6月29日，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195名中央委员，114名候补中央委员及列席会议的53人，耳闻目睹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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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爱好打桥牌（1）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的谈话
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谈话
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的谈话
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的外交生涯大致始于1938年7月他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的会面，虽然当时无法像今天这样拍照、记录，但是，这次会面也的确被美国客人记录了下来并写进了《中国的双星》一书中。此后，在抗战胜利后，同美蒋军事小组的谈判中，他又一次站在了外事工作前沿，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上调中央进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后，他仍以很大精力参与了外交工作。值得说明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复出时分管的主要工作是外事。第三次被打倒前的几个月中，他又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为“只管外事”。第三次复出以后，他逐渐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是他仍以高龄出国访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70年代末拨乱反正开始，邓小平就注意到一个重大问题：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审时度势，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抓住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于是，世界观察家们发现，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使我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考虑，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各方面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放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军队和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始终是处于临战状态。显然，这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是不同的。
此时，邓小平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日本人民、欧洲人民都不希望战争。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的逐步发展，“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刘华清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在和平时期一个大的贡献，“就是对国际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判断世界大战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所以对我们解放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作了很大的转变，转变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建军。”
早在1982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了关于南南合作，还特别提到：“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寻找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2年后，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又强调：“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作为南南之间，“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在邓小平看来：“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2）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科学论断，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德国的领导人说：“这一论断是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天才概括方式之一。”“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因素是相互关联着的。世界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另一方面，如果世界上的和平得不到保障，那么就不会有明智的发展。战争只能带来痛苦、贫困和残废。”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指导我国外交政策发生了第一个重要转变。
第二个重要转变，是改变了以往实行的“一条线”的战略。70年代以来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我们主张建立从日本到欧洲直至美国的一条线。邓小平讲：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邓小平在指导我国对外政策实行重大转变前后，还身体力行连续出访，为实施广泛外交，打开僵局而不懈努力着。1978年，邓小平74岁，他接连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同时，他也会见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外国首脑、国际友人。正是在他主持的这些外交活动中，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从而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制定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
当时，邓小平还很少为西方国家所了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后来讲，就当邓小平1974年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