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伸出手指表示着自己的话意。
邓小平肯定地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女记者明白，邓小平是在批判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任职期间，全盘否定和恶意诋毁斯大林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表明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确是很聪明的回答。
她继续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小平回答：“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显然，对方问得得体、尖锐，邓小平答得机敏、准确。忽然，女记者问完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关系的问题后，话题一转，转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上面。
女记者注视着邓小平说：“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小道消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的，那时，是作为他的“罪状”开列出的。消息灵通的记者知道这些不足为奇。
他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女记者的提问是按照设计的既定思路，邓小平的回答也有着“一定之规”。对方问刘少奇、周恩来，以至于自己，邓小平就讲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友好关系，讲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这一点，女记者敏锐地感受到了。所以，她问邓小平：“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4）
邓小平平静地说：
“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做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女记者：“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平和地说：“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时间已快到了中午，访谈仍在继续，似乎还没有要结束的迹象。
邓小平讲到毛泽东去世以后，粉碎“四人帮”的事情，话题一转，谈到了建毛主席纪念堂问题。他说：“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建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女记者问道。
邓小平回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的，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邓小平与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是分两次进行的，时间分别为8月21日、8月23日，都是在上午，共达4个小时。
在第二次交谈中，邓小平主要介绍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形势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是，仍然涉及到毛泽东。问题是这样由女记者提出来的：“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小平明白，这是在问毛泽东同江青的关系，实际是第一次交谈时最初话题的继续。他毫不掩饰，直截了当地回答：
“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女记者：“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将慈禧和江青作比较，说明了女记者对中国近代史也有所了解，对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飞扬跋扈也有所耳闻。但是，对她与毛泽东的复杂关系，女记者毕竟无法详知。
还是邓小平告诉了她：“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女记者承认：“我们不知道。”
邓小平进一步解释：“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他用手指着对方的记录本，不知不觉中，女记者感受到了对方不只是位长者，不只是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位历史的巨人在向记录历史的人讲述深刻的道理。只听到邓小平一字一句地说：
“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万变不离其宗，4个小时的长谈，以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始，也以此为终。可谓是出色的采访，精彩的答辩。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访谈的内容，世界各国报刊也纷纷转载、评论：
“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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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5）
1985年，即这次访谈的5年后，邓小平对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提及了他同女记者的这次谈话，他讲：“她问了许多难回答的问题，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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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我看是相当认真（1）
这个决议，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
应该说，1980年8月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中国之行，决非偶然，她以一个职业记者的敏感意识，确实捕捉到了发生在当年中共中央决定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信息。而邓小平与她的长谈，也决非是他的应急之作，确确实实是他几个月来在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工作中，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周密思考的结果。
1980年初，由胡乔木负责决议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决议”提纲。邓小平看后，觉得提纲铺得太宽，认为这个决议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述，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并把写好决议作为本年中的两件大事之一。于是，3月19日，他找来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自己的指导性意见。邓小平坐在沙发上，像往常一样，手中夹着香烟。他伸出另一只手，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他加重语气地说：“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随后，邓小平又简要地讲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的党的历史，讲了毛泽东在其中的正确指导。
4月1日上午，邓小平又把胡耀邦等人召来，谈自己对修改后的“历史问题决议”提纲的看法。
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对修改后的提纲中提到的几条经验，邓小平认为“意思都好”，看看摆在什么地方讲。但是，邓小平还是向在座的中央负责同志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很显然，他还是在抓起草决议工作中的重点。
在这次谈话中，他又讲了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我们党和国家中发生的重要事件，讲了正确方面，也讲了错误方面，讲了前进，也讲了挫折，特别是讲了毛泽东的功绩和失误。
根据邓小平“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的明确指示，决议起草小组夜以继日，终于赶出了决议的草稿。不料，邓小平仔细看了决议草稿后，觉得草稿不行，要重新来。认为这篇草稿没有很好体现原来的设想，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虽然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但是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总之，邓小平感到整个草稿写得太沉闷，不像个决议。所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6月27日，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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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我看是相当认真（2）
邓小平随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告诉起草小组负责人，这些重要文章都要写到。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从而给人们“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他强调：决议的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
决议起草小组又对初稿作了较大修改，并下发到有关部门，在党内4000人范围内进行广泛讨论，进一步征求修改意见。讨论中，一些同志对这次草稿中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些意见，有的甚至相当尖锐。
邓小平看了有关情况的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同时觉得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应该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正是这个时候，邓小平接受了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谈了那番真知灼见。
随后，邓小平又找到了中央警卫局指战员交谈。他们把邓小平同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作了宣读，并组织大家讨论。干部、战士们都觉得这样讲好，能够接受。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极端意见，邓小平觉得必须予以澄清。10月25日，他召集胡耀邦以及负责起草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明确地阐述自己对这些极端意见的看法。他对几位同志说：“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紧接着，他肯定地说道：“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