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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是如何活动的呢？他的自述告诉我们：“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
从2月到西安到6月离开，短短4个月时间，邓小平等中###员们做了大量工作。紧张的工作，不宽裕的生活，并没有使邓小平悲观，精神上反倒更乐观，他还记得当年敲史可轩的“竹杠”让他请客，吃牛肉泡馍。可见，那时大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笔者曾于1991年在西安附近见到史可轩同志的坟墓，墓碑上的字是邓小平建议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给题写的，足见他不忘牺牲同志，重视友情。
“那个时候我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八七会议的时候，我们住在武昌，……会议是号召搞全国起义，全国到处起来，从八一就开始了。”这是邓小平后来回忆他初到武汉时的情况。
1927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会议的冯玉祥，开始清除自己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邓小平经与其他共产党员研究，在冯玉祥以“集训”为名，集中共产党人于开封，最后“礼送出境”之前，由西安前往武汉，在6月底7月初到达。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不久，汪精卫主持的武汉政府也公开###，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改名为邓小平。
刚到中央机关工作，就发生了一件令邓小平记忆犹新的事情：有一次党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河南问题。会议相当简单，没开多久，陈独秀说了句“耕者有其田”就宣布散会了，表现得相当武断。由于会议很短，讨论问题很少，邓小平又不熟悉情况，而偏偏被责成根据会议记录起草一个给河南省委的文件。结果，他只好写了三百多字，还被有的同志认为太简单了，告诉下一次再写长点。
随后，他又以中央秘书身份参加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八七会议。这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就是在这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比自己大11岁的毛泽东。当时邓小平23岁。当时，彼此双方也许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说明，正是这两个人，翻动了时代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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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2）
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及夫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维汉住在一起，并且还参加了八七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他回忆说：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当时，邓小平曾告诉党中央的负责人瞿秋白：“都已安排好了。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去，你和李维汉同志从后门进去，到时洛卓莫瓦负责把门，我也在那里。”
关于自己与会情况，邓小平记得很清楚：“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53年后，邓小平为这次会议的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6个字。并再次来到纪念馆参观。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其他地区先后发动的多次起义。
1927年底，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这就是他后来对日本客人讲述的那样：“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
作为秘书长，他随同周恩来经常出入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这是当时中央的一个机关（又被称为“中央办公厅”），主要负责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央各部分、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
作为秘书长，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开会，他“管开会的议程，头一天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所以经常出入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点——上海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的447号。会议上，他负责记录，但也有权提出问题。他“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过后，他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工作。所以，他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当时的邓小平装的是有钱人，有时穿长袍、戴礼帽，他还在上海五马路清河坊开了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作为职业掩护。在当杂货店老板前后，他还当过古董店老板。可以说，作为秘书长，他相当熟悉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但是，三年多他“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秘密环境中，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大胆、心细、镇静。邓小平给别人留下的很深印象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性格挺好，平易近人”，“爱吃辣椒”，“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李维汉后来回忆：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和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时间。”“当时，每天上午9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
邓小平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非常艰苦、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他不幸遇到几次危险，最严重的有两次，结果都被他幸运地躲过去了。后来他回忆说：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3）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有人评价邓小平时，说他“敏锐”、“机敏”，毫无疑问，三年多的秘密地下工作，无疑培养了邓小平审时度势，机敏过人的工作风格。在复杂的对敌斗争面前，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过人的智慧、不凡的胆识、周密的方法。当时，军警匪特用盯梢、跟踪、追捕、密捕、枪决等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人，难怪邓小平一再讲：“那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人们常常说邓小平一生中是“三落三起”，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就受到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冷遇，这件事发生在百色、龙州起义之后（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时），到中央苏区之前，地点是在上海，具体时间是1931年2月至6月。在此，有必要简介一下他于1930年1月第一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
1930年1月的某一天，邓小平奉命从广西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几个月前他在广西做上层统战、组织农民、发动起义、建立红军的工作情况。当时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上刊载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详细反映了汇报和讨论的情况。
这期《军事通讯》的编者按语为：“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报告人是邓小平，但根据内容可以判定，这次关于广西工作的详细汇报，和对今后工作的设想的发言人就是邓小平。
3月2日，党中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转给红七军前委一份指示，其中说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批准成立红七军前委，成员有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邓小平为书记。同时，任命张云逸为红军第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从上述情况看，党中央对邓小平的首次赴上海汇报广西工作情况很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对邓小平也是重用的。这次上海之行一个多月，去也匆匆，回也匆匆，2月7日，他回到广西龙州。
1931年2月间，邓小平再次赶赴上海，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特别是红七军活动情况。他一边等待着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当面汇报，一边埋头写红七军工作的书面报告。邓小平当面汇报不容易，就只好用书面来代替，结果，17000字的《七军工作报告》于4月29日完成了。
奇怪的是，当时坚持“左”倾路线的党中央领导人，既没有安排听取汇报的时间，也未安排邓小平的工作，只是隔段时间，派交通员去看望一下，邓小平也只是每月从地下交通员手中领取一些生活费。他被放在一旁冷落起来。
邓小平没有料到，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作汇报的前委委员、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另一位红七军干部，已于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写了关于红七军的书面汇报，其内容和邓小平的书面汇报有很多不同。
邓小平更没有料到，他来上海以前，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比“立三路线”表现得更为“左”倾的错误路线，组织上，王明、博古等一些缺乏中国革命经验，照搬外国经验，套用马列主义的干部担当了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在强调“革命高潮”、“进攻路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城市中心论”的声浪中，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后，红七军在全国革命低潮形势下转战千里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反映，显得多么不协调啊！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4）
4月、6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虽然周恩来、陈云等处变不惊，机智采取应变措施，但毕竟使党中央机关遭受了很大破坏。可以说，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也实在是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去听邓小平的汇报呢？随着这些领导者在党中央打着“反右倾”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者展开过火斗争，甚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批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干部，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排挤，那么邓小平遭到冷遇也就在所难免了。
邓小平也实在没有料到，党中央在“左”倾领导者主持下，竟置红七军前委书记、政委于不顾，于5月14日直接向红七军下发了《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