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资格老不老。……总之，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
邓小平还说：现在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不能把科技人员搞得灰溜溜。不是把知识分子叫做“老九”吗？毛主席不是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对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对他应该爱护、赞扬。
参加这次汇报会的还有###长周荣鑫，此刻，邓小平眼睛正看着他，因为，这时正汇报到要办科技学校。邓小平狠狠地吸一大口烟，提高嗓门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不懂外文，搞什么科技情报，缺少数理化，怎么搞自然科学？”
邓小平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战线的百般摧残，嘴中却大讲所谓“教育革命的新气象”，心中的愤怒油然而生，他厉声疾言：“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他又一次望着周荣鑫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针对学校教师问题，邓小平坚决表示：“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邓小平越讲越气，有人说他“拍了桌子”。他举例说：有个搞半导体的，是个老科学家，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周荣鑫你查一查，我是三天前知道的。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分配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5）
周荣鑫心里明白，邓小平的话并不是针对他，而是在鼓励他。这位由周恩来、邓小平点将的###长，由于积极领导教育战线的整顿工作，后来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与会者们知道，邓小平那些铿锵有力的话是在批判“四人帮”。而在当时万马齐喑、“四人帮”伺机反扑之际，这番话是具有怎样的胆识啊！
全面整顿的捷报纷沓而至，文艺界开始结束了样板戏长期独占舞台的局面。最引人注意的是围绕着国产故事片《创业》的放映问题。当时，《创业》编剧张天民在剧本遭到江青的无理指责，被扣了十大罪状之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很快，此信通过邓小平之手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创业》，认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对江青等讲的“罪名有十条之多”，认为是太过分了。《创业》的公开放映，一扫了当时文艺舞台的沉闷气氛，令人耳目一新。《海霞》、《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一批优秀的作品也相继问世了。对话剧《万水千山》，他当时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从突出红二方面军作用方面，从陕北红军到红军胜利会师的作用方面，都发表了重要意见，而这对于当时只突出一个方面军的作用的做法，是一个很重要的纠正。
邓小平指挥着全面整顿战役继续扩大战果：他在中央读书班向学员们的提出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8月3日，他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针对军工产品质量问题，强调这方面要很好地整顿。全面整顿实际上就是要把被“四人帮”搞乱的思想、生产秩序、管理系统恢复起来。实际上就是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自然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他们歪曲毛泽东关于《水浒》的一次谈话，别有用心地发起了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运动，对整顿施加压力。江青还借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公开宣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有人要架空毛主席。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公开化，达到了高潮。虎头山下的唇枪舌剑就这样开始了。
对1975年9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泽东十分重视，他要政治局委员能去的都参加会议，并指定邓小平在会上作重要报告。
江青居心叵测，于9月8日提前来到大寨。她带了随行人员50多人，还从北京运来四匹马，一卡车评《水浒》的印刷品和电影、电视片以及放映设备等。12日，她在大寨礼堂向大寨全体干部、社员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评论《水浒》报告，她危言耸听地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部分领导同志。
邓小平忙于工作，是在临近开会时才轻车简从来到大寨的，他鼓励山西省领导同志：“不要怕别人说什么，最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
9月15日上午9时，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拖拉机厂的新厂房内隆重开幕。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陈永贵致开幕词。陈锡联、江青、吴桂贤、姚文元参加了会议，到会代表3700人。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重要报告。明确地提出要全面整顿的思想。他说：“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祝贺！向战斗在农业第一线的代表们问好！”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热烈掌声。报告期间，尽管邓小平几次摆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但爆发的掌声却越来越热烈，不少刚被“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同志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但是，邓小平从一开始讲话，就受到江青的无理干扰，邓小平也理所当然地当场予以斥责。
大会十分热烈的气氛，令人动情的场面使邓小平也很激动。他面对台下一张张诚挚、热情的面孔说：“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江青插话：“内容不一样。”
邓小平没有瞅江青，他望着台下说：“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5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可见，邓小平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像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样，在纠正“左”的错误方面起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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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6）
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农业。他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在一旁又冷着脸孔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邓小平也毫不客气也拦住话头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其实，邓小平十分清楚，这哪是个别的现象啊。他接着说：“据20多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平均为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社员有的还倒欠债。”江青又抢着表态：“有些债要取消了。”邓小平这次朝江青看了一眼。说：“那是政策问题，中央要另行研究。”
“四川倒数第二这行吗？”江青不知深浅地又插邓小平的话：“八千万人口。”邓小平从心里不满江青的孤陋寡闻，他说：“九千多万？！”并把最后的“？”字咬得很响。
邓小平并非一味谈“大好形势”的讲话，令代表们大为震动，全场掌声不息。许多代表在他的讲话结束后站起来高举双手，表示赞同。
按会议程序，并没有安排江青发言，可她在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却偏要讲话。她明知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是中央的决定，却一开口就指责各地“不重视农业”，“第一书记只来一个内蒙的尤太忠”。这时，邓小平有意提醒江青：“各省市是按中央通知办事，主管农业的书记来了就行。”
江青讲了几句关于农业的话，然后就扯到评论《水浒》的问题上。她大放厥词，说什么“学理论抓农业”，“《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开幕式刚一结束，她就提出要印发她的讲话，放她评《水浒》的录音。毛泽东得知江青的谈话内容后，立刻作了严厉的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江青企图借这次会议出风头，错误引导会议方向的做法及时得到了遏制。邓小平则在开幕式后，于当天就回到北京。邓小平曾两次视察大寨，给大寨人民留下深刻印象。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回忆：“我同他老人家曾三次见面，头一次是1973年，当时小平同志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复出，陪外宾来到大寨。看了大寨人艰苦奋斗创造的业绩，他感慨地说：‘真不容易啊！’第二次是1975年，小平同志走上虎头山认真察看；第三次是1980年，小平同志在家中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给了我很多鼓励，临走时，小平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要怕失败，要有勇气面对困难，挺起腰杆。这些次见面我终生难忘……”
20年后，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代表谈起邓小平的讲话，仍感到振奋，说“大家反映非常好”，此时，“江青几次插话，干扰”。但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决心已定，对各种干扰毫不畏惧。9月27日、10月4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进一步说明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尽管全面整顿步履维艰，但取得的战绩却显著、辉煌。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创造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最高水平。党和人民衷心拥护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也欣慰异常，称赞不已。
外国人巴拉奇·代内什认为：邓小平不顺从“文化大革命”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无论怎样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勇士。有人说，邓小平组织的全面整顿这场斗争，唤醒了全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1975年的全面整顿，就没有1976年伟大的“四五运动”。它是后来党所进行的拨乱反正斗争的先导，为思想和组织方面拨乱反正作了重要准备。
我们说，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我们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改革的一些重要措施，在1975年就已经酝酿了。因此，邓小平自己讲：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也在1975年试验过一段时间，只不过当时的名称叫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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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1）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
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问
尽管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众口皆碑，但“四人帮”又开始加紧了对他的围攻。这一次充当重要角色的是毛泽东的侄子，此时，他的身份是毛泽东的“联络员”。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四人帮”和“联络员”利用各种机会，连续不断地向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内心非常矛盾：他知道邓小平具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干，周恩来重病在身，此时更需要倚重邓小平，这是“四人帮”等远不能及的。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心理的天平难以平衡。于是，他让“联络员”同邓小平等面谈。
对“联络员”前来同自己谈全面整顿“错误”，邓小平委实感到奇怪。因为在前一天他同毛泽东交谈时，问及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方针、政策时，毛泽东还肯定说“对”。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呢？所以他没有认“错”，结果，“联络员”又添油加醋地向毛泽东告了状。这无疑使毛泽东不快。
但是，毛泽东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对邓小平还是希望他“改正”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态度。于是，他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然而，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