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激起了与会会员国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与会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代表团团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4月19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使命，率团载誉而归。周恩来再次来到首都机场，政治局委员们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来到机场。机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热烈迎接邓小平。6年以后，邓小平自述：“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
1974年10月，江青一伙在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建议后，借“风庆”轮事件再次向邓小平发难。
本来，国产货轮“风庆”号远航成功，江青一伙异口同声这是“路线问题”，反对崇洋媚外，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相反，邓小平、周恩来只在文件上圈阅。
不难想象，江青对周、邓的“无动于衷”是怎样恼怒了。在10月17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蓄谋已久的江青一伙借机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首先在发言中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随后，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质问：“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你要表明态度！”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2）
面对江青的骄横无理，邓小平忍了又忍。以往遇到这类情形时，他都沉默不语，这倒不是因为邓小平惧怕她，而主要是从维护团结等诸种因素考虑的。这一次，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邓小平双目逼视着对方，面容冷峻，一字一句地说：“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江青对邓小平的义正词严颇感意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没有谁敢以这种口吻对她讲话。于是，她大施淫威，用泼妇式的语言谩骂起邓小平来。
邓小平忍无可忍，站起身来，愤然退场。这时，旁边静观事态的张春桥阴沉着面孔，目送着邓小平离去的背影狠狠地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其他委员们相视无语，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为得到毛泽东支持，江青一伙经过连夜密谋，派王洪文第二天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遭到严厉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但江青一伙又找人向毛泽东反映所谓的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周恩来洞烛其奸，说这是江青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10月20日，毛泽东得知江青继续小题大做、胡作非为，又一次严厉地批评了江青等人。11月12日，他又当面称赞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抵制江青的做法。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随后，他又表示：“最近关于我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一点。”毛泽东笑着说：没办法呢，只好提起来了。
这一年底，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面商四届全国人大各项方案时，又一次地批评了王洪文，并当着他的面高度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比你强。”毛泽东关切地告诉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笑了，他明白，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他为邓小平顶替自己在第一线主持工作而感到高兴。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经过几番较量，“四人帮”失败了，每次较量结果，他们都遭到毛泽东越来越严厉的批评。相反，他们视为篡党夺权巨大障碍的邓小平每每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他们不得不暂时收敛起来，选择新的时机再作较量。
此时的邓小平，党、政、军要职集于一身，实际上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他抓住契机，以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像当年指挥淮海战役一样，义无反顾地发起了一场全面整顿的“战役”。
1975年，邓小平已度过了常人所言的“古稀”之年。他在这个极富有戏剧性的这个年份里，以罕见的魄力，无畏的精神，丰富的经验，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迅速扭转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党、政、军各项工作中的困难局面。
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动员令。认为：总参、总政、总后“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后来，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问题，要恢复优良传统。
3月5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同一天，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9号文件。这是邓小平决心以整顿铁路交通为突破口，进而扩大到经济战线的整顿，直至发展为全面的整顿。所以，铁路交通整顿事关全面整顿。邓小平精心选择铁道部新任部长万里担任这一重任，并给了他中央9号文件这把“尚方宝剑”。仅一个多月，铁路整顿大见成效，至4月底，全国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完成了国家计划，月装车量达到53700多辆，整个铁路大动脉“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铁路战线仅有的好形势。在此前后，钢铁工业的整顿紧跟而上，军队、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的整顿也紧锣密鼓，相继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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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3）
5月间，他连续数次主持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针对当时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作重要讲话。强调一定要使钢铁工业发展起来，必须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鼓励各级领导要敢于抓生产，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还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有关政策。就是在这次会议前后，邓小平讲了这番激动人心的话：你们不要怕犯错误，我这个人就犯过错误，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但不要怕。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批示的要求去办。从现在起，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到6月30日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过一个月后，就不客气了，不等任何人，管他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会议后，中央也马上下发了文件，结果6月份钢铁产量就发生了很大变化。钢的日产量达到72400吨，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是，“四人帮”对这种自实行整顿以来国民经济出现的大好形势视而不见，在邓小平兢兢业业抓国民经济生产的同时，他们却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诬蔑大好形势。1月末，姚文元撰文，4月，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出笼，说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整顿是因循守旧，复辟旧制度。
这时，毛泽东表态了。他在所作的批示和谈话中，强调坚持“三要三不要”原则，点名批评了江青、王洪文等人，并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
6月，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邓小平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严肃批评。一天，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的委员们面无笑容，从坐的位置上看也是“阵营”分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坐在一边，相互紧挨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则另坐一边。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参加。
邓小平以主持人身份首先开口，他重复毛泽东强调的要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针对江青等说毛泽东批评他们的话过了头，是突然袭击、搞围攻，邓小平一针见血地说：其实，40％没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所以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
随后，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告诉江青一伙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宗派，“四人帮”值得警惕，要遵守纪律，不要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其实，邓小平远没有把全部的话讲出来，但上述那些话就已经很有分量了。
叶剑英、李先念等也先后发言，并向江青等提出质问和批评。江青一伙面无表情，呆若泥塑。会议以一方义正词严，一方沉默寡言而宣告结束。
6月3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批评江青一伙。会上邓小平还是首先讲话，随后，叶剑英讲了反对经验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严守纪律，实行请示报告，重大问题政治局要进行讨论等意见和建议。
这次会议，江青一伙终于开口了。他们心里明白，不然政治局的批评还将会继续下去。王洪文多少作了点自我批评，说江青和邓小平有争论，自己只听一方意见，有片面性，没听邓小平意见。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受到批评。关于经验主义，没有看出问题所在，未引起重视。他承认上次政治局会议多数同志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但是，他仍没有讲出“四人帮”的大部分错误。
江青也讲了话。她说，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那次会，有体会，有些问题还要看点东西，消化一下，再作进一步检讨。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仍旧一言不发，他在记录本上写下了这样的字：“沉默，沉默，又沉默。”
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见批评会有了成果，便适时收兵，提议会议到此结束，会议情况向毛主席汇报。
作为这场短兵相接的“战后总结”，毛泽东和邓小平有过一番交谈。“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毛泽东用肯定的口吻说。邓小平说：“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4）
毛泽东形象地对邓小平说：“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邓小平轻松地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毛泽东赞许道：“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指明王洪文6月3日的发言很多同志感到不真实。毛泽东话题一转，到了邓小平身上：“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蛮有信心地说：“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毛泽东表示赞许：“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作为这场正面交锋的结果，江青被迫向毛泽东和各政治局委员交了书面检讨。其中，除违心地作了检查（后来的事实证明）外，不得不承认政治局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由于毛泽东的再三批评和政治局会上大家的批评，江青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可能”。
邓小平像在战争年代指挥战事一样，指挥着“全面整顿”这场战役，既然选择铁路交通整顿为突破口，并初战告捷，自然而然地他将战役引向了纵深，引向了科技教育战线的整顿。1975年7月，他派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领导整顿工作。
1975年9月26日下午，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王震等八位国务院领导，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等三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的汇报。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期间作了重要插话，他神情严肃地说：“如果我们的科研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
当胡耀邦汇报到第五个问题“红专”时，邓小平插话说：“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他列举了数学家陈景润和北京大学一位搞半导体的老科学家专心致志、废寝忘食搞科研的事例，充满着感情说：“广大的科研人员实在是想搞科学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现在这个状况是能够改变过来的。”“我们要把那些比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建立科技人员档案，帮助他们创造条件，不管他们资格老不老。……总之，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