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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
造反派在周恩来的命令下很快就撤走了。周恩来又对贺龙交代：“你不要去，不管他，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贺龙的妻子薛明说起这件事时曾感慨道：“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冲击下，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更是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他又亲自安排贺龙和薛明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的前厅，住进了自己的家中。
薛明后来回忆起在西花厅居住的日子时说：
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总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
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就安心住着吧。”……
不久，席卷全国的派性斗争也渗进了中南海。在江青一伙的挑动下，许多住在中南海的中央负责人受到了冲击。中南海墙外“打倒贺龙”广播声更是不绝于耳。中南海并不是安全之地，西花厅也非安全之所。
无奈之下，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于1967年1月19日找贺龙谈话，他恳切地对贺龙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过要保你嘛，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形势如此险恶，连周恩来的住处都不安全了，贺龙只好与周恩来依依惜别。
分手时，周恩来深情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呆一会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周恩来自己都没有想到，与贺龙这位共同战斗了40年的老战友的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
第二天凌晨，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护送，贺龙和薛明搬到了周恩来所找的另一处“安静的地方”——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
贺龙“消失”后，林彪、江青一伙并没有放过他，他们四处打探贺龙夫妇的去向。但有周恩来顶着，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揪斗贺龙”、“打倒贺龙”的计划被搁浅。
贺龙一走，周恩来始终惦记着等秋天形势好一些后去把贺龙接回来，不曾想，1967年秋天以后，由于林彪一伙加紧了对贺龙在政治、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周恩来失去了与贺龙的联系。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受林彪一伙控制。
1969年6月9日，贺总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
得知贺龙被害死的消息，周恩来悲哀至极。贺龙是他极力想保住的人，却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一场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把周恩来推向了内心痛苦和焦虑的深处。
直到贺龙平反以后，在1975年6月9日中央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才得以向这位逝世已经6周年的老战友“当面”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那天，周恩来抱病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音颤抖地对薛明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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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栋梁（9）
带着簇簇地流下来的眼泪，周恩来站在贺龙的骨灰盒前，深深地、连续地向贺龙鞠了七个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以所谓“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全局性的内乱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且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在这样的内乱中，周恩来利用他的特殊威望和地位，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维护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运转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也保护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就他的作用所及，有的人他保护住了，而有些人（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他却无力保护住……
对刘少奇的冤案，就是周恩来最感到无能为力的一件事。尽管周恩来在关心、保护刘少奇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但是，“打倒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最直接和最大的目标。“打倒刘少奇”，既有毛泽东的支持，又有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诡计。在这一问题上，周恩来被推上了极为困难的境地。
周恩来的心情是极其复杂而痛苦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之前的那天晚上，周恩来整夜未眠，在屋里来回踱步，焦思和困苦糅合在了一起。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周恩来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在全会上，他也不得不违心地谈到刘少奇的“罪行”。
英籍作家韩素音曾通过引述邓颖超的话，描述过周恩来的心态：
1977年，我问邓颖超说：“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他目前已恢复名誉。当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确实的材料。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开道歉？”
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你没有反对过他。你是听信了我们。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
周恩来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对开除刘，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
韩素音还通过引述斯诺的话，说明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
1970年10月的那天晚上，周对1936年以来就相识的斯诺讲了他困难的处境。周说：“我身边没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个也没有剩下。”他详细地谈论了这段像洪水泛滥一样危险的历史，感情上的创伤，每次巨大的###带来的苦难。在谈论过程中，他提起了“刘少奇同志”。
斯诺对我说：“‘同志’？刘已经不是同志，他两年前就开除出党了。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
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
斯诺又对我说：“周那天晚上疲惫不堪……由于悲伤，也许由于内疚。他知道我不会把他所说的话统统写下来。我不会辜负他对我的信任。”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心态和作用，邓小平后来又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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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1）
古稀之年，“解放”干部，为邓小平等人复出费尽心机
1971年9月13日凌晨，早在两年零5个月前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被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那个“副统帅”林彪，由于迫不及待，抢班夺权，阴谋败露以后，又仓皇出逃，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这件事，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时的毛泽东，已是78岁高龄；周恩来，也已在古稀人生中度过三个年头了。
林彪出逃，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它为批判极“左”思潮、解放老干部以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周恩来曾经说过：林彪之死，天造地合。历史，为周恩来准备了又一个力挽狂澜的舞台。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到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等要职的位置上，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再加上不久前因制造“天才论”和从事反党活动被揭发批判的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们一个个从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层中消失了。但这一核心层并没有就此安静，另一伙人——以江青为代表，对权力的欲望并没有减弱。斗争更为险恶。
自“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曾多次说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在“文化大革命”类似“地狱”、“虎穴”的政治旋涡中，周恩来一方面要清理林彪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还要与江青一伙周旋。
林彪事件爆发，使得“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政局处在更加危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妥善地处理了林彪事件，实际上给毛泽东主席分担了重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
林彪叛国出逃后，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授权，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里，周恩来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曾经连续工作达50个小时都未休息。肩上的担子重了，身体的状况却日渐下降。
时间不饶人、岁月不饶人、身体也不饶人。清除林彪遗毒，批判极“左”思潮，并借机“解放”老干部，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然而，73岁的周恩来在处理林彪事件的当月底，就由于操劳过度导致心脏不适，许多日子都只有靠吸氧方能入睡。为争朝夕，周恩来加快了工作的进程。
1971年9月下旬，周恩来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宣布撤销原来由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的工作由叶剑英元帅主持。同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
“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后，周恩来于10月4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办公会议的所有成员。毛泽东在讲话时，表明了要解放老帅，解放老干部，整顿军队的想法。同时也表明了对周恩来的信任。他说：
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
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
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整顿军队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放”一大批被林彪集团打倒的军队高级将领。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对刚刚上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投了“信任票”，他对代表们说：
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
1972年1月6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到毛泽东处商谈工作时，毛泽东又一次给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他说：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毛泽东还交代：“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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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2）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成为周恩来“解放”老干部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当天，叶剑英到医院向重病中的陈毅传达了毛泽东的话。不幸的是，由于长期受林彪、江青一伙的非人折磨，听到毛泽东意见的当晚，陈毅元帅便溘然长逝。
陈毅离去，对周恩来的打击非常之大。在悲痛中，他审改了陈毅的悼词稿，补写了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其中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将修改稿送给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