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种“暴政”产生于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朱元璋为保证帝权不受任何威胁，而有意识有步骤地剪除勋臣权要的势力，这是他深思熟虑所制定和执行的计划———这一层，我后文详述；其二，他虽然坐在了皇帝的位子上，但幼年至少年得来的“为富不仁”、官贪吏横的深刻印象，仍然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留在其心里，使他本能地渴望打击这些人，甚至极可能形成了刻意报复的非理性心态。
总之，朱元璋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下层皇帝”才有的素质和个性。他的节俭，不是为了做出样子“垂范天下”，实在是习惯了过穷日子。
炎夏之日他在东阁临朝，天气太热衣裳汗湿，几次更衣，群臣发现这些衣服都是洗了再洗以致褪色的旧衣。南京宫室初建，负责官员将设计草图呈见，朱元璋“见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理论是“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斲？”绝对老土。宫殿盖得差不多了，照例应在梁壁施彩绘画，还有人建议采用“瑞州文石”（或类乎今之所谓大理石）铺地，统统被他制止，而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以及《大学衍义》等儒经，“书于壁间”。对于自己这一创意，他很得意，说：“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洪武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朱元璋亲率皇室全体人员到山川坛求雨，一律穿草鞋徒步而至，以草垫为席，露天而坐，白昼承受曝晒，夜晚衣不解带即席卧于地；用餐由马皇后率众妃亲手煮制，完全是粗粮做成的“昔日农家之食”，一连三日，才回銮宫中。这种举动，且不说其精神，假使没有从小吃苦的底子，纵然有诚心恐怕也盯不下来的。
所以，当打下浙西，朱元璋曾对投降的浙西将士发表演讲：“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颖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躭于逸乐。”说得很实在。
太子和公主宫中重新装饰，需一种叫“青绿”的涂料，工部奏请采办，朱元璋坚决不答应，说在库藏里搜罗搜罗，凑合着用就行了，“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一次，在奉天门附近他看见某散骑舍人“衣极鲜丽”，叫过来，问这身衣服花了多少钱，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听罢大为恼火，斥道：农夫如何艰辛，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你游手好闲，不过仗着“父兄之庇”，如此骄奢，“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刘姥姥在大观园里说过，贾府一顿饭花的钱，够乡下人过一年的。朱皇帝看到京城阔少的衣着，脑子里的反应和换算方式竟与刘姥姥一般无二，这也真是千古奇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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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0）
这个“刘姥姥的视角”，让他有时会冒出一些对一个皇帝来说似乎很罕见的念头。南京宫殿新成之际，朱元璋忽然把中书省大臣们找去，说多年战争令军中许多兵士负伤致残，失去工作能力，现在新宫建成，他打算在宫墙周围的空地建上房屋，让这些军中致残者居住，“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国家拨一定口粮，以这种方式把他们养起来。后来，他又专门降旨，指出所有在战场上牺牲者，其妻、子或老人一律由官方“月给衣粮赈赡之”，而老迈兵卒则“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所给衣粮，悉如其旧”。洪武十九年，河南大饥，不少人家卖儿鬻女；朱元璋得到报告以后，不仅下令赈饥，而且决定所有被卖出的孩子一律由官府出资赎回。同年六月，他进而颁行两项可能在当时整个世界上都很少有的福利政策：一、所有年届八十以上的穷人，官方“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年九十以上者，在此基础上每人每年“加帛一匹，絮一斤”；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他这样阐释他的政策：“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这似乎并没有超出儒家那一套，但实际做法往往前所未有，是他的独创。
晚年朱元璋，面对诸皇子，曾就自己是怎样一个皇帝，亲口做出如下自我鉴定：
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瞽【盲者，此处指乐师，古代乐师多为盲人】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议，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这份自我鉴定书，中间一段（即“稽于众议……惟善是从”）或有争议，但一头一尾，则可说确无夸饰之处。在位三十一年，朱元璋不玩、不溺，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而回；白天所决事务，退朝后还要默坐审思，如感觉有不当者，虽中夜而不寐，必筹虑停当方肯就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说此人的为人，几乎没有一点闲情逸致，过去是个苦孩子，当了皇帝也是个苦皇帝———我无意据此诱导人们在朱元璋跟所谓“有道明君”的道德符号之间产生联想，而仅仅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朱元璋当皇帝确实谈不上什么享福享乐；他干得很累———为了他的个性，为了他的某些理念，当然也为了他的权力欲。
一朝权在手
穷人掌权，惜权如命。我们素日常见到看门人最珍视手中的那点权力，也最善于把那点权力用到极致。我们也屡屡感到，权力越到底层，也就用得越狠，越不容人觊觎、分一杯羹。这其实并不难解。对权力的过度眷恋，是与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所得来和形成的巨大人身恐惧互为因果的；这种恐惧，令人一旦攫取了权力便会以近乎病态的方式捍卫之死守之。试想，当一个备受欺凌与屈辱的孤苦少年，一步登天成为皇帝的时候，能意味着什么？
有关中国古代帝权，之所以在明代———主要是通过朱元璋之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自会有他们种种理论和逻辑上的条分缕析，拿出种种所谓“必然”的论述来。对此，我这里不置一词。我只想说说朱元璋的个人因素在其间起到的作用。
朱元璋幼年和少年留下的史料非常少，但在有限的史料里却有两个引人注意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分别作了比较生动的铺叙，所以我直接引用在这里。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朱元璋很小的时候：“替田主看牛放羊，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别的同年纪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听他使唤。最常玩的游戏是装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榈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们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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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1）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成为孤儿后的他，在皇觉寺中的遭遇：“（寺里）个个都是长辈，是主人，就数他小、贱，他得低声下气，成天赔笑脸侍候。就连打水煮饭的长工，也还比小行童高一头，当他作二把手，支使着做这做那。这样一来，元璋不单是高彬长老一家子的小厮，还带着做全寺僧众的杂役，根本就是长工、打杂了。……日子长了，塞满一肚子冤枉气，时刻要发作，却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对活人发作不了，有气无处出，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有一天，他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满肚子的气，不留神绊着伽蓝神的石座，跌了一大跤，气愤之极，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的大红蜡烛给老鼠啃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元璋想伽蓝神是管殿宇的，当看家菩萨的不管老鼠，却害行童挨骂，新仇旧恨，他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到三千里外充军。”
虽是两个小故事，还是看出了朱元璋的个性。他从小显然心就很高，胆子大，皇帝、菩萨都不放在眼睛里，有极强的权力欲；但是，家穷、人小、孤独无依，受了不少欺负，这些欺负在一般人往往也算不了什么，朱元璋却绝对忍受不了的，他会想方设法来发泄和报复；而报复的形式又很值得玩味，一是他会表现出暴力倾向，二是他还比较“阴险”，不直接跟活人干（干不过或者还不能那么干），而拿泥菩萨出气，三是他那年少头脑里所想出来最痛快最解气的报复手段，居然是充军、流放这一类刑罚方式。
不夸张地说，这两个小故事，给他后来的统治者生涯，埋下了很深很深的伏笔。
在朱元璋之前，皇帝这个“职业”其实并不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凌乎绝顶、无法无天。中国历代帝王，除极个别雄主以外，大多数都只掌握着一种虚拟的或者说名誉上的“绝对权力”。这来自于中国古代权力结构的诸多复杂性。自从儒家伦理在汉代确立为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本秩序以来，君权就同时既被抬到与天齐高的位置，然而又被一整套伦理体系所描述、所规定和所限制。“君君臣臣”这个理念，讲的是君要如君、臣要如臣；未有君主之前，先已有了君主的本分，违反这本分，就是“君不君”。所以，一个君主的合法性，不光由他的皇统合法性来确认，还要由他的伦理合法性来确认。成为君主，绝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相反，他得削足适履般地使自己适合儒家伦理所给出的君主定义、义务和责任，要接受儒家伦理的诠释者———士大夫群体如影随形的检验、评判和谏诤。除了伦理约束，中国古代王朝的权力结构，亦非帝王“一元化”领导。君权固然至高无上，相权却经常更具实质意义；从三代直至宋元，贤相誉掩君王，或者权相势压君王的例子实不胜数，伊尹、周公、管仲、赵高、曹操、诸葛亮……这些强有力的政府首脑，往往超越君主而成为国家的真正领导者，后者则相形见绌或状若虚设。而且，不单相权在威胁君权，其他诸多元素———藩镇、外戚、宦官———也作为蛰伏着的力量随时可能分解削弱君权，单看唐代，就有多少皇帝沦为傀儡，甚至丢了性命！
奇怪的是，既然做君主这么不爽，以往历代为何没有出现朱元璋式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说奇怪也不奇怪。我粗粗想了一下，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必须是延续较长的、稳固的大朝代，才有余裕的时间来想这个事儿，短命的朝不保夕的内乱不止的小朝代，恐怕顾不上；第二，非得第一代君主存了此心，从一开始就在制度上加以变革，否则，中国讲究祖制，不合祖制者，变起来难乎其难；第三，还要看帝王本人的威权、心计、手腕乃至个性如何，柔而寡决者不成，刚而过猛者不成，对局面缺乏绝对控制力、对群臣没有形成和达到极高威望和巨大震慑力，也不成。
综合以上数点，我们可看到，帝权一统中国以来，到朱元璋之前，只有汉、唐、宋、元四代够条件。元代情况特殊，一直未融入中原文化传统，内部权力冲突与典型的“中国特色”不大一样，所以首先排除不论。汉高祖刘邦既有所意识，也有所举动，然而考虑并不周密，看得也不够深远，否则就不会险些让皇权易姓吕氏。唐高祖系酒色之徒，并无雄才大略，且在位仅八年，唐代真正的奠基人是太宗。此人从智力到能力到威望，无疑拥有充当独裁者的一切条件，唯一的问题取决于他想不想这么做，事实是他不想这么做，似乎也无须这么做———他罕见地做到了在不杀戮功臣、信用宰辅的同时，始终保持并完整享有自己作为皇帝的威权，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但李世民的错误在于未能预见到他的肯定不会像他一样出色的后代所面临的麻烦，所以唐中晚期以后帝权也是历代最脆弱的，可见一个朝代的奠基人过于优秀、过于自信也并非吉兆（对于帝权而言）。宋太祖既有接近于李世民的条件，也有李世民所不屑一顾的危机感，同时中国历史到了那个年代也积累了更多的“教训”可供赵匡胤记取和借鉴，事实上，帝权正是在他手里迈出走向极权的第一步，他显然是朱元璋的先驱和主要借鉴对象。不过，赵匡胤的思虑却是片面的，他的注意力过于集中于晚唐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也就是说，集中在“枪杆子里出政权”方面。他自己搞“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然后成功导演了“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