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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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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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九族”,典出《尚书·尧典》“以亲九族”。历来经学家有不同解释,一派认为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一派认为是从自己算起,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明清刑律服制图则规定,直系亲属上推至四世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孙,另外再在旁系亲属中横推至三从兄弟的范围。不管怎样界定,九族尽诛,一个人现有的亲属基本就一网打尽,杀无可杀了。饶是这样,朱棣意犹未平,怎么办?他就破天荒地“将其朋友代为一族诛之”{43},这样凑成“十族”。
  孝孺案总共杀掉多少人?黄佐的《革除遗事》记载有八百四十七人,李贽的《续藏书》记载有八百七十三人,略有差别,可能万历年间(李贽生活于此时)的研究者对罹难者又有新发现而使总数增加了二十九人。除直接死难者,受方案牵连被发配、充军的,又有千余人;直到一百多年后,万历十三年三月,终于全部赦免被方案牵连流放各地者时,统计的人数仍达一千三百余人。{44}
  方孝孺以一人之“罪”,造成成百上千人陪死、落难,说明了三点:第一,朱棣确有嗜杀残暴的禀性,比之乃父只过而无不及;第二,与方孝孺其人的特殊性有关,这种特殊性不单指他的政治地位,更源于他的精神影响力;第三,如此滥杀,远远超出了满足报复快感之需要,不宜仅理解为一种非理性冲动,事实上它主要的效果,在于对暴力、权威的炫耀。朱棣既然不能以“德”服天下,就索性以最血腥的面目示人,开动其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压平其通往合法性权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伪君子朱棣(14)
整个永乐元年,都是在血腥中度过的。方孝孺案象征着大屠杀的开端。除方孝孺外,被以灭族灭门对待的,还有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大理寺卿胡闰、御史大夫景清、太常寺少卿卢原质、礼部右侍中黄观、监察御史高翔等多人。每案均杀数百人。如黄子澄案,据参与《明史》写作并主撰《成祖本纪》的朱彝尊说:“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45}胡闰案,据《鄱阳郡志》所载,“其族弃市【处死而不许收尸】者二百十七人”,而累计连坐而死的人数,居然惊人地达到了“数千人”!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我们在官史中也读到“胡闰之狱,所籍者数百家,号冤声彻天”{46}的记述。朱棣登基后,遭灭门之祸的究竟有多少?已难确知,但仅那个永乐初年著名的大酷吏陈瑛,经其一人之手,就“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47}。
  这种暴力,甚至于可以毫无尺度。方孝孺被诛“十族”,虽已闻所未闻,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遭牵连者毕竟与方家有这样或那样私交的名义。后来,则发展到纯粹伤及无辜的地步。如景清一案,“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48}。就是说,景清乡邻全部遭殃;“转相攀染”四字黑暗之至,最后弄得几乎成为“无人村”。另一个被族灭者高翔,除了满门杀光,还被挖了祖坟;犹不足,复先把高家产业分给他人,再宣布凡被分给高氏产业者,全部课以重税,“曰:‘令世世骂【高】翔也’”{49}。这才叫“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除被灭族者之外,还有许多人,自己被处决后,其家属或被宣布为奴,或辱其妻女,使嫁最贱之人。直到二十二年后,这批人才被特赦为“民”,“还其田土”{50}。
  中国历史上向来不缺乏杀虐,但以往多为战争、种族冲突、暴乱、阶级压迫、灾荒所致。作为纯粹的政治迫害,像朱棣报复建文忠臣如此大规模的事件,杀戮之狠、株连之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父亲朱元璋一生也搞了几次大的政治迫害,但那是分散在他三十年统治的不同时期;单论一次性地集中迫害,永乐元年当之无愧地创下了历史之最。
  但其中情形又颇为怪异。朱棣的血腥杀戮,本意是树立威权、降服人心,可是杀人越多,也益发凸显了他权力基础的薄弱;他每杀一个人,都等于向世人宣告:“又出现了一个反对者———虽然被我干掉了。”另一方面,不断有人慷慨赴死,恰恰不断在证明被推翻的建文政权更合人心,或在人们心目中是更具法律或道德合法性的政权。在朱棣的酷刑面前宁死不屈、坚持立场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家翻翻《明史》,列传第二十九到第三十一,即卷141~卷143之间,记述了大大小小这样的故事一百来个,个个精彩,让人肃然起敬。还有更感人的故事,有人原本并不在所谓的“逆臣”之列,但为着正义,竟然自己送上门去:方孝孺处死弃市,开国名将廖永忠之孙廖镛、廖铭兄弟二人,明知危险,也不避斧钺,挺身而出,将支离破碎的忠臣遗骨收捡起来,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事后,镛、铭果然被捕处死,他们另一个兄弟廖钺及从叔父廖昇也同时受牵连而充军戍边。
  许多年后,李贽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了一番话:“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风之,连茹拔之【植物根部相互牵连的样子,指士大夫们彼此因信念而团结】,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51}意思是,之所以当时有那么多士大夫在淫威前宁死不屈,是因为一有方孝孺做榜样,二来整个儒士阶层为操守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还有建文在位四年清明政治所给予大家的感动。现实如此,朱棣怎么办?也应该设身处地地替他想想:当时若不大开杀戒,势难压平局面;然而,屠刀高举的结果,反而更加彰显地暴露了他失道寡助的处境。左也不好,右也不是,的确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伪君子朱棣(15)
自打朱棣将朝思暮想的平天冠{52}戴到自家脑袋上,“合法性”问题,也就像驱不散的梦魇,始终追随着他。
  这是他非正义攫取政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叹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也不得不为这位自命为永乐皇帝的人的贪婪和权力欲,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什么代价?只消看看朱棣在此后一生当中,怎样竭尽所能,为维持其从来源处即沾染的洗刷不掉的巨大污点的统治,做下哪些事,便一目了然。
  难得心安
  佛家以因果看人生。凡事,有因即有果,一切的果皆可到它的因上去求解。所以佛家劝人行善,不为恶。一旦作了恶,事情就会自动生成一种惯性,让人越来越恶,即便想超拔也身不由己。
  有人以为,做恶人是注定的,其实不然。有因一时一事作恶的人,但没有永生永世情愿作恶的人。人之所以作恶,说到底是受一种赌徒心理支配,对寻常、本分的生存不满也不甘,希望比别人少费几十倍的气力或突然间暴得这样那样的大利益,于是,打破常规,去做平常人、规矩人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这多半是孤注一掷,抛开通常的人性准则(道德、法律、内心良知等)用整个人生来赌一把。这种念想本身就是恶的,一旦把它付诸实行,则必做下这样那样的恶事。因为大家都是有一分耕耘,得一分收获,凭什么你少付出那么多却得到很大利益?你这么做了,势必要侵害、损害他人,这不是恶是什么呢?但天底下恶人其实还有一个心理,即当他占了大便宜后,还愿意安心过日子,过比别人更好的日子。没有一个作恶之人,目的是毁掉自己。相反,他作了恶以后,还想享受作恶得来的成果。比方说,贪污的官员一定会想着弄到大笔的钱后,平平安安,人不知鬼不觉,做一个体面人———这些人的可恨之处,正在于此,损害了社会和他人,还期求不遭报应———不过,我们这里暂不去诅咒他们的无耻,而着重了解他们的心理:原来,他们也并不愿意一直充当恶人,他们作恶的起因是想靠偷懒、走捷径或独自撇下大家都遵守的准则替自己谋幸福,亦即,作恶也是为了追求幸福。从追求幸福的角度说,作恶之人与常人无有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极不讲理,凭什么你作恶了还想得到幸福?不过,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只可惜,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公信不支持这种逻辑,否则,天下只好一片混乱。由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公信不支持,作恶之人的动机与结果之间,就会永远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正义认为:恶人必须遭到报应。这绝非徒然给好人无谓慰藉的宿命论,而是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若非这机制,人类无法存在和发展到今天。怎么报应?现实中许多善良守法的人往往很不平地指出,作恶之人干了坏事,却有权有势、花天酒地,好处全都归了他们。的确如此,我们常常看到丑恶之徒似乎比谁都活得好。但是大家却不曾注意过,没有一个坏人能够终止作恶,捞一把然后安享所得,过一种从外在到内心都是体面人的生活,相反,他们要不断作恶,一天都不能停歇,用新的作恶来维持他们不正当得来的一切。这实际上是违背他们最初愿望的。作恶之后,人最想要的是安全。比方说,一个入室窃贼,被人发现,如有可以安全逃窜的机会,他一定选择逃窜;但往往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遭窃的事主或出于本能,或出于气愤,总会想阻止他逃掉,这时,窃贼极可能作下更大的恶,例如杀掉事主———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分析一下,结论是很令人吃惊的:他是为了安全,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一个入室窃贼如此,一个拦路抢劫者,或实施强奸者,或一个贪墨弄权者,莫不如此。所以,作恶有自己的连锁效应,如滚雪球。大多数作恶之人,开始都想得很好,一旦得逞,就罢手不干,带着作恶的成果悄悄过好日子去。但天底下岂有这等美事?恶无法指望善的荫护的羽翼,恶只能寻求恶的保护。人一旦作下恶,就只好加大作恶的力度来保全自己,用大恶来化解小恶的危险。受贿一百万的人,一定会继续收贿并且同时变成行贿者,收更多的钱,来收买跟他一样的同类,巴不得身边的人都变得跟他一样坏,这样他就安全了;于是,三百万、五百万、一千万……越陷越深,越走越远,唯其如此他才能将那最初的一百万带给自己的危险处境对付过去。很多人以为这是这些作恶之人欲壑难填,实则他们更多的倒是自有苦衷,身不由己。一个人只要作了恶,就会永受这种惩罚,罚他们不得停歇地把恶一直做下去,最初的恐惧被无限放大,一辈子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感受中。不管表面上看去怎样作威作福,他们心里却清楚得很:这不是人过的日子。今天那些贪黩的大官,被挖出来后,当着摄像机镜头一个个痛哭流涕、悔不当初,很多人觉得是做戏,我却认为这是他们内心感受的真切流露,因为那的确不是人过的日子。人类社会为了能够健康有序地延续下去,终究不会,也不能给这种人好日子过。
   。。

伪君子朱棣(16)
眼下,这位永乐大帝朱棣先生,也活在作恶后的恐惧中,也不能忍受梦魇般的纠缠。他也跟每个成功得手的歹徒一样,特别希望“从良”,回到社会公信的尺度中来,做个有名誉的人,让他的非法所得被人看成正当的、他理该得到的一份。
  一些事,袒露了他内心的不自信———或者———也是屈服。
  先焚毁历史,然后伪造历史。朱彝尊讲过一句话:“盖革除年事,多不足信。”{53}为什么?禁毁甚严,又大加篡改,致使真相大多湮没。《明史·王艮传》提及:“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遍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54}“封事”就是奏折。“缙”即建文旧臣解缙,他归附朱棣后受到重用。就是说,朱棣向那些归附他的建文旧臣出示这一千多件奏折,除议论国防、农业和财政的以外,统统烧掉。他是极伪诈的人,表面上用这一手来释放那些归附者的不安,实际目的却是彻底消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和材料,一石二鸟。他以为,把过去留下来的一切这类关于他的议论,抹除干净,就可以给自己树立一个正面形象,堂堂皇皇享受所窃据的位子。
  这样的“形象工程”还包括:严禁民间自由谈论或书写建文朝这段历史———他的说法是“怀疑怨谤”,犯此罪者,“事发族灭”{55},将处以最高的惩治。这可不是说着玩儿吓唬人的。有个叫叶惠仲的文人,就受到了这种惩治,“永乐元年,坐直书‘靖难’事,族诛”{56}。
  将真相的传播加以禁止以后,还需要再编造假话。永乐年间重修《太祖实录》,只修一次不够,又修了第二次,才算比较满意。明代诸帝实录,均由继任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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