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的东来，近代世界观念开始输入中日两国，对两国传统世界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西学东渐的客观形势，为中日两国摒弃传统的古代世界观，形成新的近代世界观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以耶稣会士来华为标志，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其代表著作利玛窦的《万国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利类思的《西方要纪》、南怀仁的《南舆全图》等，对五大洲、地圆说以及西方的国土、路程、海舶、制造、西学、婚姻、服饰、饮食等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来华的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根据其已知的地理知识，加之来华沿途观察，在广东肇庆首次绘制了世界地理图，名之曰《山海舆地图》，向中国介绍了许多崭新的世界地理知识，这主要表现在：（一）介绍了五大洲概念，指出世界由欧罗巴、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及墨瓦腊泥加五部分构成；（二）五带的划分；（三）地圆说；（四）测量经纬度。这些西方地理知识都是中国士大夫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足以开智化愚，形成全新的近代世界观。
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封建士大夫，对西方地理知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为自己和国人不知海外尚有如此新奇广阔的天地而感到惭愧，惊呼：“夫皆夸毗其耳目思想以锢，而孰知耳目思想之外，有如此殊方异俗，地灵物产，真实不虚者？”慨叹：“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之中毫末，吾更藐焉中处。”对于中国开明士大夫面对科学的现实主义态度，利玛窦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国人称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由于有这个看法，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末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然而现在中国人大多承认他们以前的错误，并引为笑谈。”这说明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已经率先打破“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开始接受近代世界地理知识。
但绝大多数国人对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则采取了半信半疑，甚至抵制的态度。1584年，当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山海舆地图》时，因将中国置于“稍偏”的位置之上，而遭到人们愤怒的抗议，迫使利玛窦重新把中国画在地图正中。纵观明清时期的典籍，怀疑、排斥西方崭新的世界地理斥之为“邪说惑众”“直欺人以目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并视之为“邹衍谈天，目笑存而已”根本不予接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曾不无遗憾地指出：“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南怀仁所著之《刊舆图说》，皆足以启发当时中国人使知世界大势，然中国人等闲视之，不精求也。”由于此时期绝大多数士大夫对此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因此，世界地理知识在当时的中国并未扎根，当利玛窦、李之藻、徐光启一代灌输西学的伟人辞世后，世界地理知识很快为人忘记、失传，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朝野人士的世界地理知识水平反而不如明朝末年。可见，从16世纪上半叶西人东来，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夕300余年间，中国朝野人士没有摒弃传统的古代世界观，形成近代世界观。
危险的世界观（2）
日本则与中国不同，在日本，世界地理知识没有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而是渗透到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并为其所掌握。据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研究：无论是织田信长，还是德川家康，都是日本新世界地图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毫无疑问都应是新世界地理知识的拥有者。据幕府记录记载，家康在庆长十六年（1611年），曾看着地图屏风，与近臣畅谈世界大势，表现出极高的认识世界的热情。日本统治阶级热衷世界地理知识，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它可以将此近代观念直接影响作用于政治中枢并进而影响政治决策；另一方面，它敢避免了一些无谓的争论。根据世界地理知识，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分别制定了“海外扩张”的经略计划，发生了秀吉出兵朝鲜，征服吕宋计划，御朱印船的南洋贸易和日本人进入南洋等事件，“使这一世纪的日本，在国际方面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气氛。”而反观此时期的中国。1601年，利玛窦入北京“朝贡”时，虽然已经将万国图交奉明神宗，但并未受到重视，只是将其视为“神器”而已。到清康熙年间，耶稣会士以亚洲地图进奉皇帝，康熙帝颇感兴趣，正式谕令白晋等耶稣会士，历时10年，绘成《皇舆全览图》一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用西法绘成的全国地图。图成后，康熙帝感慨万分。的确，从中外文化交流角度看，此图绘成确为一件大事。但康熙帝没有根据耶稣会士的建成，绘成一幅新的世界地图，借以望世界，确是一桩历史憾事。
同时，世界地理知识传入，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好奇心，激发了日本人主动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勇气。1582年，日本的大友、有马、大村三侯派遣了少年遣欧使节，对欧洲文明进行了实地考察，视野大开，获取了大量的感性认识。而在中国，类似的出洋考察在250年后方才出现。少年遣欧使团在欧洲逗留8年之久，亲身接触体验了西方文明的存在，1590年少年使团归国时，向丰臣秀吉进献了由53页分图组成的奥尔特里乌斯世界地图集，使日本人更为完整地了解认识世界，此图奉交丰臣秀吉，秀吉对此图极为重视，命画师将其中一幅放大绘在屏风上，每日观赏，喜爱至极，甚至在秀吉的扇子上也绘有地图，足见此次出使影响之大。
由于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对世界地理知识抱有极大的兴趣，加之日本民族的传统好奇心，使世界地图在日本的传播较为顺利，没有发生像中国那样激烈的争论。到1603年，深田正室绘出了第一幅由日本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成为日本世界地理学的开端。
由此可知，由于日本人与欧洲人的接触，眼界大开，在其以前只有中国和印度的世界观念中又增加了一个西洋的文明世界，已经知道了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初步形成了近代地理世界观。而中国则由于守旧力量的强大和开明力量的弱小，使新世界地理知识得而复失，仍然陶醉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之中，难以自拔，在近代中日博弈中终于铸成了盲人瞎马、落后挨打的局面。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近代地理世界观的确立问题上，日本已大大优于中国。
在文化世界观方面，明清时期，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少数开明士大夫开始摒弃文化偏见，承认西学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国文化，认识到“泰西”诸国并非茹毛饮血的“夷狄”之邦，那里也有“声教”、“礼义”，也有自己的文明和风俗。据利玛窦回忆，一位与他有来往的医生，曾向他表达自愧不如之意。所有这些都说明人们已逐渐对唯华独尊的“中国中心”观念产生了怀疑，文化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但在西力东侵的严酷客观现实面前，绝大多数封建士子的脑海中“华尊夷卑”的幻影并未消失，依旧闭目塞听，坚持“中国中心论”文化世界观，无罪地排斥西方文化。从华夷观念出发，明清士大夫把“英吉利”、“意大利亚”、“佛郎机”等西方国家视为夷狄，列入中华帝国的朝贡系统。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远方的夷狄前来朝贡，需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在经济上，中国皇帝“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沉溺于天朝意象的迷梦之中，难以自拔。有些明儒硕学之士还把西学的起源归于中国，借以排斥西学，认为西学既然源于中国，人们自然不必认真学习西学，只要埋头中学，即可得到西学，这严重地阻碍了西学的输入，障碍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使得传统的自尊自大的对外心态开始极度膨胀。
危险的世界观（3）
而同时期的日本，伴随着新的世界地理观的确立，传统的“崇夏”文化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学者詹生认为，18世纪70年代是日本民族世界观开始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期。象征这种转变的是1771年杉田玄白等人亲自解剖了被处死的犯人的尸体，他们通过解剖证明了荷兰版解剖书的正确性，纠正了中医传统理论的谬误，1774年编译出版了《解体新书》。1775年，杉田玄白著《狂医之言》，书中不仅对中国医学，而且对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象征中国文明尊崇观的崩溃。书中还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在他们的“文化世界观念”里，中国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天朝，崇拜中国的“中国中心论”已被“西洋文明中心观”所代替，这对日本后来放弃锁国，摄取西方文化，实现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6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叶300余年间，日本基本上实现了由古代传统世界观向近代世界观的转变，而中国则仍沉醉于传统世界观之内，未能形成新的近代世界观。直到19世纪下半叶，在两次鸦片战争惨败的直接刺激下，中国才兴起了“世界史地研究”热潮，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认识到“顾今日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神州者，东南之一州也。”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初步形成了近代世界观念，但与日本相比，已为时过晚。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在论及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实现近代化的条件时说：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近代化，除了输入有形的物质文明外，还应首先实现世界观的转变。的确，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众多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近代化属于“后生型近代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极度发达的形势下，历史已经不允许这些国家自生近代工业文明，而只能通过学习、摄取的手段，实现近代化。而在学习、摄取西方文明之前，必须首先摒弃传统世界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科学而客观的估价，形成新的世界观。一切才能顺利地进行。翻开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可以发现许多饶有趣味而又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如中国人反对西洋人进城，在鸦片战争后的广州和福州，都发生了所谓“反进城斗争”，而明治前期的日本人则呼吁允许西方人来日本内地旅行，并允许洋人与日本人杂居，以促进日本民族的文明开化。再如1860年日本在筹组万延遣美使团时，除幕吏外，还有熊本、佐贺、丰后、土佐、仙台等藩的藩士踊跃报名参加，队伍颇为壮观。而稍晚出发的晚清出洋，则应者寥寥，士大夫苦于出洋，耻于出洋，与日本出使时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除了中日两国长期形成的民族性之外，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两国在摆脱传统世界观束缚、确立新的近代世界观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所致。这实际上是决定中日早期近代化成败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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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的拐点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计谋有目标地均衡发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兴办近代教育，然而只过了短短六七十年时间，日本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型”，中国则属于“非并存型”。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时，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全面学习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加以全面吸收；而中国则是有区别，有选择地接受，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与近代中日国民的文化性格有关。
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治国的文化方略一直有其鲜明的判断。近代中日文化的拐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为1894年甲午一役，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岛国日本的伏笔可谓是打了数百年。晚清没有理由不败。
最先进的文化应该是制度文化。而宪政制度则是制度文化的核心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个在现代宪政上找不着北的国度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日本宪政文化的倒影在中国荡起了些许涟漪之后终又回归到死水一潭，再也波澜不兴了。
最重要的，在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制度优势是日本击败中国的重要保证。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