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 第6部分

　　8月2日，上谕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部院司员及士民皆准上书言事。

　　8月26日，上谕责江督刘坤一、粤督谭锺麟不奉诏。

　　8月30日，上谕裁汰京内外冗官。京内有光禄寺、太常寺、大理寺等重要衙门，京外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等。

　　9月5日，上谕革礼部六堂官职。

　　9月6日，擢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改革命令雪片般狂飞而下，中国大地耳目一新，重药急诊，中国社会的顽疾仿佛一夜间消失殆尽。

　　7月3日，梁启超得到光绪召见，赐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的变法终于等到合法地位。但是，梁并未得到重用，究其原因，竟是口音差池，光绪不悦，荒唐之极。梁启超意气风发，本以为终于可以一偿夙愿，终于可以一展抱负，可却不得光绪重用，情绪低落，他想到了家乡。回想家乡美景，山水湖泊，林木苍郁，层峦叠翠，好久没能临会了，况且自己为国事奔波不止，妻女思念，也好久没有听起祖父吟诗，父母身体如何，全然不知，哪里尽到过一点孝道？可是，老师得到了光绪的重用，成为维新变法的实际指导人物，自己又怎能在这紧要关头抛下老师一人呢？

　　变科举，诏改取士制度，这应该是变法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6月21日，康有为觐见光绪，提出废科举，变取士旧制。然而，圣旨未下，大臣刚毅和多名大臣一起面见光绪，陈言枉改科举之事，万万不可行，千年沿袭的旧制，怎能说改就改？请求下书礼部以请群臣商议。光绪大怒：“如果下到礼部，你们必定反驳我吧。”刚毅又言：“废科举之事重大，运行已经数百年，不可随废。当初康熙圣祖停八股，改试策论，不得行，旋复旧制，一时国家文运昌明。请圣上深思。”光绪厉声道：“你想阻拦我不成？”刚毅随不敢言。大臣们即将散去，刚毅慎言：“这件事太过重大，请圣上向太后恭请懿旨。”光绪不悦，脸色突变，沉默不语，等会才答道：“应该如此。”随后便前往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批准废除科举取士旧制。等到24日，慈禧太后才下懿旨同意改制变法。变法圣旨即下，康有为等欢呼雷动，颂曰：“去千年之弊政，非皇上之圣武，岂能若此之刚断乎。”　　

　　乡会试应用八股已改，而生童岁科试尚且未改，31日，康有为上书光绪请变生童岁科试亦为策论，当日圣旨即下。然而，八股为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之唯一出路，废八股，无疑是让读书人失去了生存之本，断生活之粮，引起了士人们的强烈抗议，更有甚者，谴人行刺康梁二人。此时，守旧大臣亦纷纷上书，抗议变法，企图翻国是，复八股。康有为乃草折一份请杨深秀上之光绪，定新政之律，敢有请求翻改国是，复八股者给以重惩。诽谤变法的言论才渐渐减少。

　　新政严重侵害了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了强烈抵制。光绪下的每一道圣旨就如废纸一样，无人实行，同时光绪的一言一行都不得超越慈禧太后的框架。不久，由于礼部尚书怀塔布阻扰主事王照上书，光绪下令革除礼部六堂官职，引起顽固大臣的仇视。9月，军机大臣纷纷要求慈禧太后重新训政。

　　21日凌晨，光绪从中和殿批阅奏章出来，迎面荣禄带着一队卫兵和几个太监蜂拥而来，不容分辩，就将光绪捆绑起来，带到了中南海的瀛堂。随后慈禧太后在李莲英的陪同下，气势汹汹地赶来了。一顿训斥后，光绪被囚禁在瀛堂。光绪面对碧波荡漾的湖水，心情凄凉，无可名状。

　　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后，下诏抓捕康梁，京城空气一片凝重。此前，康有为在一片恐怖中，乘火车离开了北京。

　　此时的梁启超正在同谭嗣同商议计划，忽闻光绪被禁，康有为失踪，自己又危在旦夕，不由得仰天长叹。梁本一介书生，靠光绪才得以呼风唤雨，这一消息不啻为一重磅炸弹，摧残着他那颤抖的心。没想到短短百天，维新事业功败垂成，又惹来杀身之祸，真是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多年来的委屈、压抑一时间爆发出来，二人抱头号啕大哭。

　　政变前几日，杨锐等人已接到密旨，力图营救皇帝，挽救变法。可是由于政治经验的欠缺，使得自己相信袁世凯，以至维新大业昙花一现。梁启超也曾求助外国使节，然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友人李提摩太也无能为力；找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也未能成功，没能躲过政变之灾。痛哭过后，二人仓皇外出，寻救维新志士。

　　午后二时，梁启超来到日本公使馆，脸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一声不吭，在纸上，写下了这几句话：

　　“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原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梁启超的必死信念感动着日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林答应承担梁所托之事，并说：“你为什么要死呀？好好想一想，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呀。”梁启超听了他的话，暗暗落泪，仓皇而去……到了夜晚，梁启超进了公使馆，寻求日本保护。　

　　此时，康有为早已在20日晚到达天津，并于21日上午11时乘英国太古公司重庆轮离开天津南下上海。25日，谭嗣同、杨锐等人不幸被捕，于28日被残忍杀害。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结束了。

　　百日维新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一次全面改革运动。它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走向，是近代中国先进青年挽救时局所做出的不协努力，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在坚冰上凿下了一个小洞，向封建制度击出了第一炮。由于在自身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齐头并进，只造成了一片混乱，最后没能够掌控时局，只能无果而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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逋逃日本
21日夜近深更，梁启超巧妙躲过密探追捕，进了日本使馆，寻求日本庇护。林权助将梁启超请求保护和帮助的要求报告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深思熟虑后，对林权助说：“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之士，是个非凡的家伙，对于中国来说是珍贵的灵魂呀，就让他到日本去吧。”

　　此时，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心情极为紧张。使馆外面，人声糟杂，不时传来吆喝声和哀号的惨叫声，听了让人毛骨悚然。22日上午，谭嗣同来到日公使馆，说明北京情势危急，劝梁启超赶快离开北京。梁启超劝说谭嗣同大势已去，不必作无谓牺牲。然则，谭嗣同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决心以死报主，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我既然参与新政，入了军机，重任在肩，岂可临难脱逃，惟有一死，以酬皇上。我俩今世诀别了，愿你平安脱险，见到康先生，代我问好。”二人语不成声，紧紧相抱，挥泪而别。　

　　24日，清政府捕手开始在日使馆周围活动，随即，林权助决定在麻烦还未出现前，让梁启超离开北京。经过周密的布置，林权助请在北京办事的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护送梁启超登上停靠在塘沽的日舰“大岛”号上。25日，梁启超等化装成“猎人”和一群日本人坐上马车哄哄嚷嚷地驶向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

　　当列车到达天津后，车站周围捕手密布，戒备森严。梁启超在人群中行走，忽然发现有熟人跟踪，于是和郑永昌隐藏在人群中，迅速接近日本领事馆，随后巧妙甩掉跟梢者，顺利进入领事馆。夜12时，梁启超等人趁暗探不备，逃出领事馆，下白河逃往塘沽，驶向停在上游的军舰“大岛”号。

　　海上一片夜色，方向难辨。不久，梁启超等人发现后面有汽艇疾驶过来，吆喝声震天，应该是清廷捕手。梁启超等人焦急万分，然而就在这时，小汽艇却掉头驶向下游停泊的日本商船舷侧，等待捉拿梁启超。这时，梁启超等急速驶向“大岛”号，摇动手帕，打出暗号，“大岛”号舰长见暗号和电报相符，便放下小舟，把他们拉上了军舰。

　　梁启超登上军舰的消息传到天津之后，聂士成暴跳如雷，表示一定要上船抓人。但由于其他官员害怕引起冲突，引出外交纠纷等麻烦，聂士成只好回禀荣禄。随后，荣禄派人前往日本军舰交涉，要求放人，被拒绝。

　　第二天，王照也由日使馆送上“大岛”号，梁启超、王照死里逃生，在日舰上相遇，难免唉叹命运的不公，心情低落悲凉。当梁启超听到谭嗣同等七人已经革职拿办，性命恐不久矣，想到维新大业毁在旦夕，无力挽救祖国危机，不禁痛哭不已。

　　“大岛”号军舰在10天后才奉命换防，起航返回日本。军舰航行在黄海之上，梁启超了望蔚蓝的天空，深蓝的海水，不禁凄凉悲哀，抚今追昔，检讨自己的过失，展望未来。想到光绪仍被监禁，康有为也不知所踪，谭嗣同等人性命难保，家人不知现在如何，自己又逃亡日本，这时的梁启超早没有了原先的壮志雄心，顿觉天空如此狭小。海面如此辽阔，自己置身其中，却又是那么的渺小，微不足道。悲愤、哀伤汇聚成气势磅礴的《去国行》：

　　呜呼！齐艰乏力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梁启超思索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中日同文同种，日政府必能相助，与中国患难与共，幻想借日本之力来助光绪复位，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当中。他呼吁中国儿女学习日本明治志士，舍身报国，慷慨激呼：

　　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潇潇风雨满天地”，“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他坚信，严冬必将过去，胜利一定会来到。　

　　在广东新会茶坑，梁宝瑛和家人们却没能逃脱清政府的魔爪，家属不幸被捕，家中搜查时被横扫一空。后来由于知县陈伯谦的暗中保护，家人未遭大祸，不久被释放。梁宝瑛随后偕全家避居澳门，梁启超的妻女也在不久被梁宝瑛和麦梦华从上海接到澳门，与家人团聚。

　　到澳门不久，李惠仙接到了梁启超从日本寄来的家书，信中说明自己不能照顾家人，劳累妻子，对妻子充满敬意，称呼妻子为“闺中良友”。随后，夫妻二人通过书信开始了长期的情感之旅，爱意、怜惜、敬意充溢其中。从他们的书信中仍然可以看出梁启超关心家事，孝父爱妻，但更加关心国事及穷究学理。虽然梁启超的恋情是由结婚才开始的，但他与惠仙是患难之交，互相体贴关怀，恋情日益深厚。

　　1899年，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李惠仙母女和王桂荃来到东京，结束了长期分居、寂寞孤独的生活。

　　

流浪东瀛
“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若出两人。”　　梁启超在艰难的逃亡日子里，挣扎着、坚持着、酝酿着……

　　“初到日本，居牛口区马场下町。”由于日本友人的帮忙，梁启超生活得以安顿，不久，又闻得家人已避难澳门，生活尚能维持，心中涌起了对友人的感激和对家人的思念，于是频做书以谢友人，并安慰妻子，诉说心中愁苦，倾洒离国伤悲：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此时，“海外羁逐孤臣，君主被幽，同志掺戮。”　　社会空气空前紧张，维新志士四处逃难，清廷鹰爪密布，前途一片黑暗，民众思想低落，社会上阴霾不散，中国危机四伏。梁启超四处奔走，希望能够解救光绪，挽救失败局面，然而，同志频频被捕，消息传来，如针刺般折磨着这位才子。梁启超心情失落，又不得不挺起精神为扭转乾坤作奋力一搏，内心承受着千金重压。

　　10月26日，梁启超拜访志贺重昂（日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并与之进行笔谈，陈言东亚之乱，中国之安危，实牵动地球之全局，尤对日本影响重大，“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于敝邦之能自主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受其害。”　　幻想借助日本政府之力来复辟光绪帝位。然则，志贺重昂只是闪烁其辞，全无相助之心，只是暂留梁启超便于日本以施后图，把康梁作为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