晌绞栈衿姆帷�15日，妙义山丸至洪崎时，日驻海防之名誉理事横山秉日本政府之命，以游白大龙为名，驾游船携眷数人前来迎接。白大龙为海防附近之海湾，距洪崎仅十余里，水碧沙白，小岛星罗，朝晖夕阳，美观无匹， 梁启超无意中游如斯胜境，只觉神情大爽，情感四溢。夜8日，大雨滂沱之中，梁启超抵达海防，宿于横山之卧室，警吏竟不之知。
17日清晨，横山用汽车将梁启超、黄溯初送至他所办的帽溪牧场，这里在帽溪万山丛中，为敌谍所不能触及。18日，黄溯初冒充日本记者受梁启超所托先赴云南，与唐继尧商讨护国军政府宣言及其他要事，并有《致滇军将士书》托唐继尧转致蔡锷。
蛰居帽溪牧场的十天，成为梁启超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时光。“地卑湿搔缘延榻间以百计”，数日后，“至无完肤”，又一日不御烟卷矣。口渴时，“乃不得涓滴水，一灯如豆，遂有书亦不能读也，”况且油且尽矣。生活艰苦，而生命也遭到袭击，此间有一种病，“由烈日炙脑而生者”，当地人都以黑布裹头以避之，横山告知后，梁启超不以为意，竟罹之。“孑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梁启超甚至认为“此时殆惟求死，并思家人之念亦不暇起矣”，直到第二天，有人来探视，急以一种草药治之，才“霍然若失”，“若更一日不治，则无救矣。”梁启超的生命，差点毁在这山峦重叠，雾障重重的山野之间，病好后，梁启超提笔著成《国民浅训》一书，并作《从军日记》一篇，以纪念从军入桂之旅，一篇篇“宣言”、“通电”如利箭般穿透了袁世凯的心脏。
26日，梁启超离开帽溪，越过“谍骑四布”的越境，于27日午后3时，踏上了深切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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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丑剧落幕
滇南战场再起波澜，北洋军龙觐光所率之粤桂军，大兵压境，形势危急。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一边发表舆论，痛斥袁世凯“内为奸谋，外媚强敌，丧权辱国，怯懦无耻”；使得讨贼之声高涨，一边率军经滇越路至蒙自进军广西，与龙觐光军激战于剥隘、百色、富川。
这时，陆荣廷与袁世凯虚与委蛇，拜受官职，接受饷银、枪支，作为进攻护国军的假相，暗地里与梁启超密谋独立事宜。12日，隐藏于龙觐光军中的桂军将领马济、黄敏成反戈相向，与李烈钧一起生俘龙觐光，取得百色大捷，护国战争的形势为之大变。13日，陆荣廷、梁启超及广西第一二师师长陈炳坤、谭浩明等联名通电袁世凯，要求其即日辞职，“以谢天下”。14日，唐伯珊、汤觉顿携带梁启超起草的广西独立文件抵达梧州，15日，陆荣廷在柳州的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部，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正式通电全国宣布独立。随后，肃清了广西境内袁氏势力。3月27日，梁启超进入镇南关，抵达龙州，“全城爆竹之声，喧闹沸地，聚观者空巷”。。数日后，梁启超登上了前来迎接的南宁都督府第六号巡轮，于4月4日抵达南宁，陆荣廷亲自率军自梧州返南宁曦江口相迎，“两人携手入城，万旗齐飏，万炮齐发，列队肃肃入都督府”。
广西独立，使得滇、桂及川南湘西连成一片，护国军后方得到了巩固，使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反袁斗争进一步高涨，护国军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反袁烈火，如燎原之势，燃遍了西南各地，直逼中原。北洋军阀内部的争夺逐渐公开化，战场上陈宦停战，冯玉祥倒戈反袁，张敬尧也开始动摇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军阀实力派，联合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庆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共同联名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共和。袁世凯众亲叛离，被迫撤销帝制，于3月22日向全国公布，83天的洪宪帝制丑剧结束了。
可是，不当皇帝的袁世凯仍然希望能够就任总统。梁启超看穿了袁世凯的阴谋，电告陆荣廷等坚持袁世凯退位，并写了《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翻译成中、英两种文字，翻译成册，散布中外，袁世凯伪造，民意的丑行暴光于光天化日之下，再无立足之地。
护国战争发展到如此地步，若仍欲“逼袁退位”，广东成为必争之地。而此时广东都督龙济光乃袁世凯亲信，百色大捷中被俘的龙觐光正是他的哥哥，若想谋策广东独立，难度可想而知。
龙济光在袁世凯称帝后，受到了恩宠和重用，在广东大行帝制运动，屠杀革命党人，戕害百姓，广东人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发组织了“屠龙团”，反对龙济光。而护国战争爆发后，陈炯明在惠州附近成立粤军司令部，徐勤以香港、澳门为基地组织广东护国军，朱执信砸南海、顺德等县组成了中华革命军，而广西独立，龙军内部起义不断，各派反龙军对对广州形成包围态势。龙济光面临着兵临城下、众亲叛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龙济光秉袁世凯旨意宣布假独立，并邀梁启超、陆荣廷派代表前往广东谈判，缓和各军进攻。
各省义军在广东假独立后，继续进攻，决心驱逐龙济光。但是陆荣廷、梁启超等商议后，决定采取妥协手段，开始议和谈判，以避免广东人民遭受战火。
4月12日，龙济光在珠海岛八角亭水上警署，召开会议，讨论民军与龙军的合作问题，汤觉顿作为梁启超、陆荣廷代表参加了会议，同时还有民军总司令徐勤、国民军代表何福桥、广东方面还有海军司令员都督府顾问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光龄、商会团长岑伯铸、龙军代表贺文彪、颜启汉、潘斯凯等。会上，徐勤提议粤省所有军队一律改为护国军，另举司令员问题，这时会议仅仅进行了十五分钟，便陷入了争执。颜启汉拔枪就射，顿时枪声大作，汤觉顿、岑伯铸、谭学夔、王广龄、贺福乔等不幸遇难，徐勤在乱枪中机警逃脱，幸免遇难，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海珠惨案。
海珠惨案发生后，广东各地军民群情激昂，要求进军广州，杀掉龙济光，而梁启超、陆荣廷也率军一万东进，将与龙济光决一死战，面对如此严峻状况，龙济光不得不稍微让步，处决海珠惨案主谋四省禁烟督办蔡乃煌，并派巡按使张鸣岐赴梧州商谈两广“合作”条件，并于其后亲赴肇庆，接受合作条件“龙宜带兵北伐，而以都督让之他人，每日则给龙军饷若干万，并宜交出蔡乃煌及海珠惨案罪首颜启汉等”。
5月1日，两广督司令部成立于肇庆，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统一领导两广的军事行动，团结了各路民军，孤立了龙济光。
龙济光答应合作条件后，陆荣廷率军前往湖南战场，广东方面顿时力量大减，龙济光见梁启超等态度渐趋温和，兵力又不足时，又违背诺言，既不让出都督之位，又不出兵北伐。梁启超无奈之下，只得保留龙的地位，换取一个“北伐宣言”，龙济光答应后又不肯宣言北伐。
龙济光的反复无常，激起了肇庆军人及各地民军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出兵驱逐龙济光。然而，梁启超“害怕破坏”的思想又旧病复发，认为起义是为拥护国法，而不是争权夺利，并表示只要龙济光宣布北伐，保留龙济光的都督地位是可以的。梁启超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一次在封建军阀面起流露了出来，他甚至亲赴广州，推行其错误主张，名曰“靠血诚去感动”龙济光。
5月5日，梁启超在李根源的伴随下前往那个观音山和龙济光“苦口婆心的谈了十几个钟头”毫无结果。次日晚，龙济光召集军官会议，“欢迎”梁启超。席间，龙济光大将胡令萱大骂张鸣岐，并恶声恐吓梁启超，并拔枪相向，同时伏兵于门外，将效海珠之故智，又一场鸿门宴会。梁启超见状，一跃而起，慷慨激昂：
我在海珠事变发生后才来，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枪匹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的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内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便怎样……
言正辞厉，意气横厉，使得暴徒们为之一愣，不敢动手。是夜，梁启超彻夜未眠，“受惊不小”，在张鸣岐、李国治等人的护送下由小到逃往肇庆，“鸿门恶会，仅乃生还，盖纪实也。”
梁启超单刀赴会，与龙济光达成协议，发出“团结一致，专心北伐”的通电，并没能扭转广东局势，但造成的声势，使得袁世凯整日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5月6日，在梁启超一手策划下，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于肇庆，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等为抚军。军务院成立后，连续发表五号通告，将袁世凯推向了无底的深渊，使护国战争发展到最高潮。
在迫袁退位的高潮中，保皇派首领康有为也发出了《请袁世凯退位电》、《为国家筹安定测者》，倡议清帝复辟，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对老师颇感无奈，为了共和，他随即发表《辟复辟论》，针对康有为的复辟谬论进行尖锐的批判，二人达到了真正不可调和的地步。
军务院成立后，冯国璋见各省纷纷响应，便以“调停南北，促使议和”为借口，召开南京会议，逼袁退位。梁启超作为南方各省代表于15日离开肇庆，经广州、香港于22日抵达上海，奔赴南京，与冯国璋商讨逼袁退位问题，成为南京会议的幕后参与者。而此时，各地前线仍然继续猛进，痛打落水狗，不因谈判而稍事放松。
可是，梁启超抵达上海时，噩耗传来，父亲梁宝瑛于4月14日病逝于香港，梁启超“闻丧昏迷”，悲痛万分，出于对父亲的愧疚，梁启超决定辞去军务院各种职务，闭门居丧，声称不闻国事。
而此时，北方各省也纷纷宣布独立，迫袁退位之声从四面八方如海潮般冲击着袁世凯。一连串的刺激让袁世凯日夜焦虑，失眠，喜怒无常，甚至小便不通，病入膏肓，陷入四面楚歌，于1916年6月6日一命呜呼，而护国战争也因此而宣告提前结束。
护国运动的善后
袁世凯暴死后，段祺瑞、冯国璋皆欲取而代之，继承北洋军阀衣钵，而西南护国军方面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蔡锷、陆荣廷等则根据民国二年九月国会参众两院决议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期满之日为止。”一致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而军务院成立时，曾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宣布“恭承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黎元洪的继任，是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是民主共和的胜利。
6月29日，黎元洪申令遵行民国约法，于8月1日召开国会，废除袁世凯设立的法令和机关，废除国务卿，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此后，黎元洪与段祺瑞开始了争权夺利，称之为“府院之争”。
段祺瑞早于4月22日继徐世昌任国务卿，便开始主持国务院，妄想推行袁世凯的政策，重新实行《新约法》，登上大总统宝座。而此时，为维护革命成果，梁启超、孙中山、冯国璋等均主张恢复《旧约法》，开始了恢复《新约法》还是《旧约法》的争论。6月25日，海军将领联合发布宣言“今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日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军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接受。”同时原参众两院议员宣言，非俟约法恢复，决不入京应招。 在各界驳斥和海军独立的威胁下，段祺瑞只得暂时放弃恢复《新约法》的主张，以免自己陷入孤立。
护国战争发展到这一阶段，惩办帝制祸首成为重要议题。梁启超等提出一个祸首名单，包括杨度、严复、梁士诒等十三人称为“十三太保”，要求“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段祺瑞当然不会严惩这些“旧交”，他一面谋求缓刑，一面暗示榜上有名的人离开北京，与梁启超等人周转，以图开脱，为帝制祸首大开绿灯，而梁启超认为段祺瑞“宅心仁厚，持恭清重，维护时局，非匹莫属”，对其不断妥协，使得段祺瑞得寸进尺，只在最后得到一到“通而不缉”的命令。
另外，段祺瑞一边拉拢原北洋各派，一边分化、打击护国军，使得独立各省纷纷宣布撤销独立，蓄谋搞垮军务院。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仍然认为在段祺瑞领导下，“我国之共和政治必日趋巩固”， 继续对段祺瑞妥协。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