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 第14部分

创办政闻社
1906年，国内立宪运动如火如荼，一片生机，梁启超在日本遥控立宪派人士，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着。

　　此时，梁启超的事业已经大成，成为了中国言论界领袖，立宪制度的权威，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家庭也开始颇显生机。

　　梁启超到日后，住在东京，生活比较便利。当李惠仙携女来投后，住房显得越来越拥挤，而经济条件的拮据使得梁启超很难应付。1906年，一位十分敬重梁启超的倾心改革事业的华侨帮他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将自己位于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借给了梁家，解了梁启超的燃眉之急。

　　这座名为“怡和山庄”的院落，虽然地处偏僻，但是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是一个研读学说创作的理想之处，也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游戏的天堂。院落面对大海，浩瀚无垠，海风徐来，激起一波浪涛，涛声阵阵；后面是苍翠的山林，空气静谧，清风拂面，是那样的轻柔悠闲，松涛哗哗。幽雅别致的环境一下子吸引了刚刚来到的梁家人，梁启超心神为之一清，松涛遒劲、波涛拍岸，这不就是一个美丽诱人的“双涛园”吗？这里也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最美最舒适的驿站。

　　美景的熏染让梁启超心旷神怡，这里的生活充满了无限乐趣。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整日在这里戏耍，笑声凝满了整个院落，梁启超置身其中，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紧张的工作之余，梁启超与孩子们一起玩乐嬉闹，生活的困苦，事业的不如意，还有那苦难中的祖国……一切一切不快似乎全都在孩子们的笑声中烟消云散，梁启超沉醉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生活颇感充实。

　　幽雅的环境并没有使梁启超沉溺其中，祖国的呼唤仍然是他的心愿，在这里他依然忙碌，写书，汲取西方文明，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情况，为立宪运动提供着思想知识援助。和谐的家庭让梁启超心中充满了骄傲，梁启超的学识和思想造成了这个中国家庭的不寻常，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使得这个家庭幸福温馨，西方与东方思想共融。家，不仅是梁启超最大的安慰和精神寄托，而且是梁家子女的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这群天真的孩子给梁启超苦闷的生活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春天来时，樱花开满了院后的小山，孩子们这里前后飞奔、嬉闹，赏花之余，在松林中采寻新鲜的松蘑，烧烤后加上佐料，香气笼罩了整个山林。美丽的风景、香喷喷的松蘑、还有和谐的气氛，绘成了一幅幸福美满的全家图。

　　夏天的时候，梁家的欢乐跑到了海滨。冰凉的海水，雪白的浪花，柔软的沙滩，成为孩子们新的乐土。他们在海水中狂欢，最令人高兴的就是“报复”康有为。康有为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后逐渐固步自封，与梁启超的思想再也不能引起默契与共鸣。每当康有为来到双涛园，都要和梁启超争个天翻地覆，这在孩子们的眼中，康有为的出现影响了这一家的安宁，成为了他们当然的敌人。每当游泳时，孩子们用刚刚学会的游泳技术在水中使劲揪康有为的胡须，康有为疼痛难耐却也无可奈何，引来了孩子们的哈哈大笑。

　　梁启超的博学，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这群孩子，他们从小以父亲为骄傲，看到父亲奔波劳苦，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感动，渴望自己能够如父亲般，成为伟大的“英雄”。

　　家庭的天伦之乐反而让梁启超斗志更盛，他在研读立宪制度的丛书后，深深明白了立宪政治必须以政党为基础，只有建立强有力的政党才能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进而影响整个中国政局。自1906年开始，他就先后联系同志，以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推动预备立宪的进程。

　　1907年7月，由于立宪运动的迅猛发展，梁启超把精力放在了联系同志，在国内建立政党上面，不断致函徐佛苏、杨度、蒋观云，商讨组织政党事务。由于不能兼顾《新民丛报》的社务，梁启超决定将《新民丛报》停刊，另外专门续刊另一报纸，以用来宣传法律政治经济。但是由于广智书局的经营不善，资金难以独立，只好放弃了这一计划。

　　9月20日，清廷颁布设立资政院上谕。“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着派傅伦、孙家鼐充该院总裁，所有详细院章，由该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妥慎拟定，请旨实行。”（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

　　10月19日，清廷颁设立谘议局上谕，命各省督抚在省会筹设谘议局，并预筹各府县议事会。　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立宪人士进入到政界，开始为推动立宪运动努力拼搏。

　　同月，梁启超等人与杨度本来思想就相驳，意见不和，经过一次次的争斗，终于各行其是：杨度自己单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与蒋观云、徐佛苏等则另外组建了立宪政治组织政闻社。

　　梁启超原来设想政闻社组织设总理、国务委员、常务委员、普通会员四个级别，总理暂时空缺，康有为暂不入党，梁启超自己为常务委员，行“冲锋陷阵”之职。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组织发生了一点变化，但康有为仍然没有进入党会。

　　10月17日，政闻社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锦辉观召开。到会会员约有一千五百多人，气氛活跃热烈。日本维新元勋大偎重信、板垣退助两伯爵及犬养毅、矢野文雄、尾崎行雄诸君被邀与会演说。梁启超也在会上“演说约二时余，倡论‘世界各国政治革命不注重国内种族问题’之理由及‘政党政治’之先例”。　　会上梁启超演说未毕，革命党人张继、陶成章等人率十数人到场哄闹会议，直扑演台。梁启超神情镇定，面色不改，口不辍演。“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几格之，金明自后口其肩，格者僵，继得上。”诘问犬养毅“何故附会立宪”，犬养毅登台作酬应立宪语“###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　　会场一片混乱。不久，日本当地警长率警卒数十人到场制止了这场混战，决定依法律来解决此事。梁启超深恐引起争端，有损国人尊严，便从大局出发，向警方解释纷扰纯属“本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日警唯唯而退。

　　政闻社社社长一名，暂时空缺。另外设总务委员一人，常务委员两人，分别由马良、徐佛苏及麦孟华担任，实际工作仍由梁启超负责。马良，毕业于法国大学，邃于哲理法政诸学，并旁通拉丁、罗马、英德诸国文字。是年七十高龄，但仍然精力旺盛，身体康健，“冒万里风波之险，专为吾社员全体及中国前途”来到日本，为国民奔波。马良到后，到处演说，政闻社气势盛极一时。

　　10月，政闻社机关刊物《政论》创刊于上海，蒋观云为主编。该报第一号发表了《政闻社设月》、《政闻社社员简章》、《政闻社职员名籍》各篇，讲解政闻社机构，明确会员义务与权利，详述了政闻社成立的原因。最后，梁启超在宣言书中提出了报社所持主义：

　　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政闻社正式成立后，大批社员陆续前往各地活动，联络发展社员，掀起了速开国会的请愿浪潮。

　　这年10月，原礼部尚书、李惠仙之兄李端棻逝世，梁启超悲戚不已，次年撰写墓志铭一篇以酬谢这位开明绅士、赏识自己的伯乐。

　　这年冬天，梁启超隐居在“双涛园”，漫步于大自然之间，思索天地风云。置身于松林飘雪中，浮想联翩，无尽的感想夹杂着自己的抱负融成了感怀诗两首：

　　腊不尽二日感怀

　　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独无兄弟将谁慰，长负君亲只自怜。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上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

　　其夕大风雨彻夜不寐重有感

　　三十年前心上事，为谁千转入中肠。学裁春胜同依姊，泥所年糕各唤娘。此日天涯空涕泪，他年夜雨莫思量。却缘诗梦翻无寐，送我何由致汝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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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请愿运动
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从东京迁往上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运动。同时，该社在沪召开招待会，宴请沪上学界，报告政闻社宗旨和成立经过，马良、徐佛苏成为政闻社在沪的主要代表，社务迅速展开并不断发展壮大。　

　　此时，日本轮船二辰丸私运军火被粤督扣留，中日之间引起争端，日本强烈要求清廷对此作出表示，赔偿损失。这本是一种变相侵略中国的行动，在日本政府的诬辩下却成为了中国的侵权行为，使得国民气愤异常。随后，政闻社专门致电粤督：“粤督大人钧鉴，辰丸事公据约捕收，薄海称快，东报虽强辩，亦认捕船地为我领海，不力争将领海变公海，且失国家自卫权，岂始终坚持。”强烈要求清廷能够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不久，上海两广同乡会召开特别大会，商讨二辰丸私运军火问题，政闻社徐佛苏、范秉钧代表全社人员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演说应对方法。然而尽管各界不断活动，结果仍是由中国赔款赔偿损失了事。一时，国内抗议运动顿时激烈起来。

　　当然，政闻社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必然会引起了一些人的仇视。在政党方面，作为竞争对手，革命派与宪政公会十分嫉妒该社的发展壮大。这年，革命派不断发动起义，力谋推翻清朝统治，创立民国，同时也是对立宪派轰轰烈烈运动的挑战。而在清廷，戊戌变法的叛徒袁世凯成为政闻社的最强硬对手。他一边招致人才，一边贿赂清廷实权人物，一切目标都指向了政闻社。当时清皇族奕歆为清廷实权人物，袁世凯皆尽所能，最终得以成为他的亲信，并开始加大打击立宪派在朝官员。同时，他力促张之洞奏请慈禧太后举发梁党乱政密谋，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梁启超。对于袁世凯的挑衅，政闻社积极在朝中安置人手，网罗人才，以积极的请愿运动相以回应，引发了速开国会请愿热潮。

　　当时，由于国内资产阶级力量的不足和政闻社内部的一些原因，政闻社内部一部分人提倡缓进，不可过于激进，因思想急躁，“匆匆浪战，既已费财，又必狼狈”。“求急反缓，一误万误再误”。他们认为，现阶段应该从创办实业，培养人才入手，“以启发人民民治权力思想，固顺导之而以为力”，不能像戊戌变法一样，“虽有旋乾转坤之能力，而不能达圆满之目的。”麦孟华、侯延爽等人强烈反对激进之说。

　　在封建势力强盛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走向近代民主政体，必须有一个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发展的过程，就像梁启超所设想的那样，由刚从封建君主脱胎出来的皇帝担任国家元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终确立君主立宪，形成一个对国民负责的国家。而政闻社在刚刚建立之初，就要求“速开国会”，以控制政府显然是一种过激行为，可是在当时鼓吹“速开国会”，用来抗衡革命派的“排满共和”口号，是当时社会上的主流心态。由于马良、梁启超、徐佛苏等政闻社领导人主张激进，认为革命共和派的一连串起义，逼得他们不得不设法参议政权，以挽救国家危机。

　　1908年初，政闻社联合江浙预备立宪公会，湖南预备立宪公会等立宪团体，组成国会期成会，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请愿签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全国性的请愿浪潮。7月，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骞、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不久，政闻社打电报给直属军机处领导负责推行预备立宪的宪政编查馆，要求在3年内召开国会。到了8月，请愿运动进一步高涨，各省代表纷纷抵达北京，呈递请愿书，要求立即召开国会，运动形势的迅猛发展的背后，是清王朝顽固势力的猛烈进攻。

　　6、7月间，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电奏请速开国会，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随后被革职查办。成为政闻社被禁的导火索。8月3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乱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类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陈景仁案发生后，政闻社开始有了解散组织的主张，梁启超等人商讨补救之法，最终却遭到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