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话账单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包括打给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无数紧急电话。我的海底电报和普通电报帐单一定也达到将近500美元。但是保罗·怀特和克劳伯(Klauber)坚持要求:“一定要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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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7日
通过电话与斯德哥尔摩的比尔·怀特取得了联系,并叫他前往赫尔辛基为我们报道芬兰战争。他从芬兰前线发回的感人的圣诞节播音还上了罗伯特·舍伍德(Inspire Robert Sherwood)的剧本《夜晚不再》(There shall Be No Night)。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公司在纽约的一些人认为,有一天晚上他在这里的报道完全脱离了中立立场,拍电报称虽然他们个人同意比尔反纳粹的倾向,但他应该努力更客观一些。当我返回柏林前往德国广播公司时,迪特里希手里拿着比尔的播音稿向我走来。我想,他可能会挑起一场争执。
“看看这个,”他说道。
“有什么问题吗?”我说道,并决定维护这篇播音稿,虽然这篇稿子在讥讽嘲弄纳粹方面确实有些过火。
“噢,它非常精彩!我们这里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播音,机智但是公正。如果你能够忘掉你个人对纳粹主义的反感,有一天你可能也能做到。”他说道。
即使我在德国住上100年,我也无法理解这些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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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10日
在这个安息日的夜晚,爱德·莫罗和我进行了柏林和伦敦之间的首次电话交谈,自开战以来两地间的电话联络即被切断。这是一次播音节目。我相信这是保罗·怀特的主意,他特别热衷于做“姿态”。我们的声音的确是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埃德的声音由伦敦通过短波发射到纽约,再从那里由短波发射到柏林,然后我才能听到。我的声音则沿着同一条路线作反方向旅行。为了不至于给敌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事先都写好交谈内容,我将我的问题和爱德的回答以及他的问题和我的回答都提交给德国人,而他对英国人也是如此。两国在对待稿件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宽宏大量。听到爱德的声音令人高兴。有一两次他的声音模糊不清,我也无法听到提示我说话的暗号,但总体而言十分有趣。
似乎埃莉诺·K是在由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路上,被盖世太保在靠近德荷边境的本特海姆逮捕,并且从关押她的当地旅馆顶楼跳下。几乎是个奇迹,她没有被摔死,但背部、双腿和一只手臂骨折。我听说,她现在已被释放,并前往纽约。必须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我敢肯定秘密警察在她身上没有抓到什么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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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13日
“不来梅号”客轮成功地突破了英国的封锁,沿着挪威海岸由摩尔曼斯克返回德国港口。英国海军在此事上显得不那么能干。乔丹和我在谁将对海军准将阿伦斯(modore Ahrens)(“不来梅号”船长)进行采访一事上发生了争执。我不喜欢这类竞争。由于争执我们都落入了纳粹的手里。宣传部现在坚持让洛斯罗普·斯托达(Lothrop Stoddard)代替我们进行此次采访。有人告诉我,这位美国作家凭着《有色人种的兴起》一书而迅速走红。他写的关于种族问题的文章,被选进了纳粹学校课本。我不能让宣传部来指定节目主持人,因此即使哥伦比亚公司失去了播音机会,仍然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
今天,里宾特洛甫的白皮书《关于此次战争起源的文件》由外交部以几种语言出版。我很快地读了一遍后,就可以肯定这本书像它的作者以及其服务的主子一样不诚实。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批评帝国政府在1914—1918年间对于战争起源的宣传不温不火。那时,柏林政府的立场似乎是,德国对1914年战争爆发应负的责任并不比其他国家多。希特勒认为这是糟糕的宣传。他认为,帝国政府应该絮絮不休地对着全体德国人民的耳朵说,同盟国应为战争负完全责任。他现在正在这样做。
在序言中,里宾特洛甫重复了一个流传已久的谎言,希特勒已经勤勤恳恳地使其在这个国家成为无可置疑的真理:那就是,在凡尔赛和会后,大不列颠抵制任何德国以和平手段摆脱和约枷锁、解放自己的努力。英国反对过德国1935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吗?反对过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区吗?反对过1938年德奥合并吗?反对过1938年将从未属于德国的苏台德区割让给它吗?
圣诞树开始出售了,但立即被人们抢购一空。无论德国人是多么粗野、凶暴,多么像个异教徒,他们对于圣诞树却怀有一种孩子式的热情。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勇敢地企图使这个圣诞节看上去与和平年代一般无二。我今天进行了一次圣诞节采购,但却感到有些狼狈。在橱窗里摆着那么多好东西,但是人们却不能买,因为按照政府的命令,将它们摆在那里只是为了展览。德国人在圣诞节往往会相互馈赠衣饰、肥皂、香水、糖果等礼品,但今年这些东西都实行了配给,他们必须送别的东西。今天在拥挤不堪的商店里,他们大多是购买书籍、收音机、留声机、唱片和珠宝。我试图购买一些留声机唱片送给德国广播公司的四位女秘书,但发现你必须交出老唱片才能购买新唱片。我没有老唱片,也就很不幸地不能购买新唱片。政府在圣诞节对配给制也稍微放松了一些。每人可得到四分之一磅奶油、100克额外的肉,在圣诞节这一周可得到4个鸡蛋,而非以前的1个鸡蛋。
这些天纳粹报纸给丘吉尔加上了新的头衔:“谎话大王”。在纳粹报纸提到丘吉尔一般只用其名字的缩写,在德国每个厕所都标着这两个字母,这也是纳粹那么干的原因。
柏林,12月14日
今晚,德国报纸大肆庆祝袖珍战列舰“格拉夫·斯佩号”(Graf Spee)在蒙得维地亚港外对三艘英国巡洋舰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收音机里,我听到伦敦也将此次海战欢呼为英国的胜利。这不禁使人想起日德兰大海战,当时英国和德国都庆祝自己获得了胜利。德国报纸声称,英国巡洋舰使用了芥子气炮弹,不过德国海军对这一指控并不当回事。戈培尔博士当然要利用这个故事大做一番文章。
柏林,12月18日
公众还有点糊涂,不知道“格拉夫·斯佩号”的伟大胜利如何却以这艘袖珍战列舰昨天下午在蒙得维地亚港外自沉结束。但是戈培尔和戈林却很利索地使人们尽可能快地忘掉此事。明天早晨,德国人民的注意力将被报纸和电台转移到其他方面,一场赫尔戈兰岛附近的所谓胜利——这一次是在空中。所有报纸和电台都接到命令,要求它们尽其所能地大吹大擂一份政府公告,即今天下午在赫尔戈兰岛(Helgoland)北面44架英国轰炸机中有34架被击落。一场非常及时的胜利。我们就“格拉夫·斯佩号”事件提出一系列令德国人尴尬的问题后,刚刚穿上外套并走下楼梯,正要离开晚上的新闻发布会场时,波默尔博士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来,说他有一些重要消息,请我们上楼返回会议室。然后,他就气喘吁吁地宣读了关于击落34架英国飞机的公告。我怀疑这是个骗局。
听说,就戈培尔在“格拉夫·斯佩号”事件中帮倒忙一事,海军冲希特勒发了火。海军上将们最感恼怒的是,前天该舰自沉后,戈培尔还让记者由蒙得维地亚发回了一篇电讯,声称这艘袖珍战列舰只受了表皮伤,而英国报道其遭到严重破坏纯属谎言。
在告诉人们如果同盟国胜利将会出现的可怕后果,以促使民众支持这场战争方面所作的宣传要更为精明一些。明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将刊登一幅地图,显示如果法国和英国获胜的话,德国领土会变成什么样子。《人民观察家报》声称,同盟国报纸已经刊登了这幅地图,不过我很怀疑纳粹编辑们没有对其进行一番不着痕迹的润色。根据这幅地图,法国拥有莱茵区,波兰拥有德国东部,丹麦拥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捷克斯洛伐克拥有萨克森(Saxon),南边是一个巨大的哈布斯堡帝国,包括了德国南部大部分地区。德国剩下的土地则标为“占领区”。真是聪明的宣传,德国人民会上当的。
补记:当我在播音中提到上述故事时,我评论道:“我没有看到如果德国赢得战争时欧洲地图的模样。”我的新闻审查员认为这违背了公正立场并将这段话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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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21日
今天,德国海军发布了一项奇怪的公告:“海军司令部宣布:‘格拉夫·斯佩号’司令官,汉斯·兰斯道夫(Hans Langsdorff)舰长,在其战舰沉没后,不愿苟且偷生。遵循古老的传统以及他在其中生活了30年的军官团的精神,他做出了这一决定。在将其船员带到安全地带后,他认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并追随他的战舰而去。海军对此表示理解和褒扬。兰斯道夫舰长的行为不愧战士和英雄的称号,没有辜负他的元首、德国人民和海军的期望。”
可怜的德国人民,得不到任何来自外界的真实消息,永远也不会被告知兰斯道夫舰长并未随其战舰沉入海底,而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旅馆房间里孤独地用左轮手枪自杀。他们也不会被告知(虽然海军在这篇公告里已经竭尽所能地进行了暗示),被这次失败激怒的希特勒,在暴怒中命令这位舰长结束自己的生命。
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向约瑟夫·斯大林同志发了祝贺圣诞节的电报。真是非常滑稽。希特勒的电文称:“对您本人以及友好的苏联人民的繁荣未来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对此,斯大林答称:“德国和苏联人民之间由鲜血凝成的友谊将是持久和巩固的。”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俄国人在芬兰进展甚微。我还记得苏联使馆顾问在战斗开始前曾说的话。他吹嘘道:“三天内事情就会结束。”
在过去两天,这里承认共判处了11件死刑案。约一半是间谍案,其余则是因为“破坏了战争时期人民的利益”。除一件案子以外,所有判决都由“人民法庭”作出,其程序从不公开。这11个案子中,有一个案子是因“破坏人民利益”,法庭作出了15年监禁的判决。但是希姆莱对这一判决并不满意,因此他直接下命令将这个可怜的家伙枪毙。“抵抗国家权威者格杀勿论,”希姆莱说。但是当你与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谈话时,他是多么温和的一个小个子家伙,使你想起一位乡村教师,他一度干过这个职业——戴着夹鼻眼镜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简直是惟妙惟肖。弗洛伊德(Freud)曾经告诉过我们,为什么温和的小个子或者身上流露出女性气质的人如希特勒,有时会变得如此残忍。我猜想自己宁愿忍受戈林那种暴跳如雷式的粗暴待遇。
许多收听外国电台广播的德国人被判处了长期监禁的刑罚,然而仍然有许多人继续收听。实际上,偷听敌台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今天发布了官方警告。在结尾处声称:“对于收听敌人谎言的那些白痴罪犯将毫不容情。”有一天我与一个德国家庭度过了一下午,包括母亲、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当他们收听下午6点BBC新闻时都显得有些紧张。那位母亲说,除了门房以外(那是这座公寓楼的正式密探),他们刚刚得知一名犹太房客为了换取服装配给卡(犹太人有食品配给卡,但没有服装配给卡)也充当了这座楼里的密探,因此他们必须特别小心。他们将收音机音量调得如此之低,以至于我几乎听不到新闻,而且一个女儿还在大门口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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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2月24—25日,凌晨3点
圣诞夜。外面下着雨,但不久将会下雪。不知怎么搞的,第一个战时圣诞节比任何东西都使人更深切地体会到战争已经来到每个人的家中。对德国人来说,圣诞节总是每一年的高潮,但今年却是一个凄凉的圣诞节,礼物很少,斯巴达式的食品,男子们都不在家,街上实行灯火管制,百叶窗和窗帘都按照警察局的规定拉得紧紧的。我曾经在许多个美丽的圣诞夜漫步柏林街头。即使是在最贫困的街区,透过不拉窗帘、毫无遮挡的窗户,都可看到家家皆有烛光辉煌的圣诞树。德国人感到了今晚的不同。他们显得阴沉、压抑和悲伤。希特勒已经前往西线,不过我们被禁止提及此事。他于21日匆匆忙忙地出发,不再参加为总理府工作人员以及他的纳粹党老友们举行的传统圣诞节宴会,尽管此事早已安排就绪。今晚我去奥克斯纳家吃的圣诞节晚餐,这真是一顿美餐。在那里聚集了相当一部分人数已经大大减少的美国侨民,而且我想我们都极力想忘却战争和德国人,并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