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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熊式辉又接到蒋介石的来信，托他延聘名师，教子读经。他是嫌儿子洗脑还不够彻底，中国传统文化丢得太多。熊式辉当然不敢怠慢，惟老师难请，谁能当这“太子太傅”呢？熊式辉就请教育厅厅长程时轸多方慎重物色。程厅长推荐当时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易教授担任。因这时南京已沦陷，中央大学不得开学，王易暂赋闲在家。当即由熊式辉电请蒋介石核定，送上聘书，并商得程时轸同意，借用其住宅楼下的书室为馆址，规定小蒋半天读书半天工作。教学内容除蒋经国阅读经史子集提出疑难，由王易随时析疑解答以外，为适应抗战军事需要，还以讲授我国古代兵书为主，攻读《孙子兵法》《大公六韬》《黄石公三略》。这本教材叫《兵书集成》，是用连史纸宋体字精印的线装书，非常讲究，绝非南昌市场坊间所能购到的，是他父亲蒋介石从外地寄来，供他及其伴读者共同学习之用的。
不照章出牌的“娃娃处长”（2）
小蒋遵从父命，尊敬老师，勤奋课读，不敢稍懈。他学生当得认真，从不迟到或托故请假，一定在老师未到馆之前，先到馆洒扫内外。王易老师一到，他就迎上前去，倒茶敬烟，执弟子之礼甚恭，毫无时下公子少爷习气，深得老师欢心。王易很满意地说：“小蒋尊师重道，熟读兵书，毫不松懈，殊属难得。”有时他还得意洋洋地说：“孺子可教也。”
1938年5月，小蒋任江西政治讲习院军训总队长、训导处副主任，无法继续读书了，从此中断。他虽然只读了三个月，但心得不少。1939年他到赣南后，仍不忘读经书，曾经说：“姜尚在三千年前，就有民主政治思想，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必须依靠天下人共同奋斗。”
熊式辉把他安置在保安处副处长这个高位闲差上，无职责无权力，甚至每日上不上班都由自己决定。他只期待小蒋这个年轻人仕途有个舒适闲逸的开端，不必担负大多实质工作，熬资历就行。不料小蒋无法忍受无所事事，他刚从紧张繁忙、热火朝天的苏联回来，在贫穷、饥饿还有日本侵略的祖国，却做起了大爷，这令他心急如焚。急于干事的小蒋不管那么多，认真干了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派新锐气象，积极得让保安处和熊式辉都受不了。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提出一个口号：“我们只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且不管大会小会或上课、训话、个别谈话，只要说出“蒋委员长”四个字，就像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那景，所有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士兵，甚至学生、群众，都要就地“立正”，态度恭敬、严肃，谁也不敢疏忽大意。
惟有小蒋敢“疏忽大意”。1938年春，省保安部队官员集合，听新上任的蒋副处长训话。他习惯地把“蒋委员长”这个称呼，改为“老头”。保安队官员们都明白他嘴里说出的“老头”就是“蒋委员长”，仍然不敢懈怠，都倏地站起身来“立正”。小蒋看不惯，急忙摆手，大声说：“莫来这一套，我所以称呼‘老头’，就是要避免这一套。这是法西斯作风，要不得！”
小蒋不但讲话口无遮拦，出牌也不照章循规。有一天清晨6时，他单独一人到驻防在南昌市区内的保安第一团去视察。他身穿便服，也不说明身份，到团部说要见团长。第一团的值勤官兵对这位新上任的副处长都不认识，看他也不像个长官，就呵斥说：“时间这么早，团长还没起床呢，下去等候会客。”
小蒋不计较他的态度，仍客气耐心地问：“团长何时会客？”
“7点钟之后。”
小蒋说：“我在会客室等一等好吗？”
卫士见他不走，只好开了会客室的门让他进去，既不向客人倒茶，也下去报告团长，把他晾那儿了。小蒋在会客室里等着等着，7点钟过去了，7点半过去了，直到8点钟，第一团的王团长才来会客。一见面认得是蒋经国副处长，已经在此空等了二小时之久了，就惶恐起来，急得他面红耳赤，坐立不安，无地自容。
这位保安第一团的王团长，是熊式辉主席的外甥女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平时他有恃无恐，谁也不怕，处长廖士翘也要让他三分。但是这一次碰上的是“蒋太子”，怎么也心虚不安。小蒋当时对他并未加责备，说话客客气气，越是这样，王团长内心越是难为情，越过意不去。经这次突然袭击，他领教了蒋副处长的特别作风，自动整饬团务，加强防卫，不敢稍懈了。
但是这件事传开后，他们又紧张和殷勤得过分。蒋副处长有一次去视察另一个保安团，那个团长闻讯，连忙准备。他为了奉承蒋公子，准备举行盛大的夹道欢迎仪式，到处贴满了欢迎标语。临到小蒋要来的那天，他天一亮就起了床，命令全团官兵整队前往车站迎接。从大清早一直等到快中午，望穿秋水，还没见人影。可怜士兵们饿得肚子咕咕叫，急得要命。
正在这时，有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人，官不像官，兵不像兵，走到了团部门口，说要进到团部里面去。他就是蒋副处长。门卫问他，“找哪个？”
“我是你们团长的朋友。”小蒋说。
“团长有事，出去了！”
“就等他回来吧！我先到各处看看。”
有一个值班的副官，听说是团长的朋友，不敢怠慢，就陪他到各处看看。他一边看一边问，几乎跑遍了各个营房，后来他问一个正在擦墙壁的士兵：“你们今天这样忙忙碌碌，打扫整理是干什么呀？”
“你还不晓得呀？今天省保安处的蒋副处长会来我们团里视察！”那个小兵煞有介事地说。
“副处长也是一个人呀，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劳民伤财。”客人说。
“你这人，说些什么呀？副处长是蒋委员长的公子，弄得不好，那还了得！”陪同参观的那个副官，接着又叨叨地说，“唉！天刚亮，全团官兵就整队迎接去了，也不知道来了没有？”
不照章出牌的“娃娃处长”（3）
“啊！怕是来了，请你派人去告诉你们团长一声，就说他要迎接的人已经在团部了！”
副官大吃一惊：“你就是蒋副处长？失敬，失敬！”
其他在南昌的保安团队，如傲慢的第二团团长曾戛初等，听到这些轶闻也紧张起来，自动整饬团务，准备迎接蒋副处长在任何时候的突然视察，从而起到了整顿团队，加强治安的作用。这个消息一传出去，街头巷尾传为佳话。
许多团长以上的军官们都心悸年轻的蒋副处长这套作风，表面上毕恭毕敬，背地里都称他“娃娃处长”。
“娃娃处长”厉害起来，比“胡子处长”还吓人。1938年的夏季，烈日当空。一天，空袭警报刚发出，三架敌机便侵入南昌市空，盘旋投弹，全市秩序大乱。许多保安团队的官兵纷纷四散逃命。蒋副处长当然不会逃，他在中山路到中正路（现胜利路）的一带热闹市区，指挥市民有秩序地进入防空洞。他忽然发现保安团长肖敷成等也想逃跑到更远的防空洞去躲藏。蒋经国大喝一声：“不准逃跑，跟我共同维持秩序和救火去！”接着他拔出手枪厉声命令说：“立即行动，否则我便就地枪毙！”
“娃娃处长”的这一手，出乎许多保安团队官兵意外，都吓住了，想逃跑的腿直打哆嗦。他们看到蒋副处长冒着生命危险，在敌机空袭下奋不顾身地救火、救人，也只得惟惟听命，参加救防工作。
“娃娃处长”蒋经国平日的生活简单、俭朴，他身为“少将”，平日却从不穿着少将军服，他不愿显摆。他又是曾经出国的留学生，也没有见他穿过西装。他穿的多半是士兵的服装，有时穿工人装，有时穿蓝布中山装。问他为什么不穿将军服和西服，他说：“这样便于接近劳动大众。”
有一天早晨，他到队员宿舍检查内务，发现队员们脸盒里都盛有大半盆洗脸水，当即严肃地批评说：“为什么洗一次脸要用这么多水？这是浪费，是对人们的劳动不尊重！”于是他作出规定：“以后洗脸水不得超过盆内下面的那圈圆痕。”
队员们都低头不语。他好像发现队员们对他的苛刻要求不满，便又诚恳坦率地说：“我要求你们生活节约，你们也可以监督我的生活。发现我有浪费的地方，你们也可以批评纠正。有人说，我是‘太子’，可以多多享受。是的，我是有特殊的优越条件的。但我不想也不愿这样。我洗脸放的水从来不超过那圈圆痕，你们可以检查。国难当头嘛！”接着，他话锋一转，指着两位快要结婚的青年说：“我在苏联结婚时，只花了两个卢布办理结婚登记，就万事大吉。没有请客喝酒，也没有送礼受礼的麻烦。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生活要节约，不要浪费’！”
把南昌搞得热火朝天（1）
那时，喻松刚从上海抗日前线张治中的集团军总部撤回到南昌，被当时的江西政训处处长肖淑宇强留下来，协助他创办培训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训练大队。肖淑宇兼任大队长，喻松任专职大队附。当时，有不少从平、津、沪各地流亡来的大专学生云集南昌，正好作为政工人员的培训对象，随即借用罗家塘原私立匡庐中学办理招生，不到一周，便录取学员160余名。
由于江西政训处尚未组建起来，政训干部人员训练大队的工作人员，多半由保安处调来，所需经费、服装、武器等等，也大都向保安处借用，并于1938年1月正式开课。
开课不久，中队里有人告诉喻松：“蒋经国副处长不声不响地来过好几次，还参加了一次学员们的小组讨论会。”
没过几天，蒋经国便到大队部来找喻松。他首先自我介绍：“我就是蒋经国，你们工作很辛苦，今天特地来看望你们。”态度热情又随和，同在坐的人都一一握手，给人以很好的印象，一点也不像喻松想像中的“蒋太子”。
坐下之后，小蒋饶有趣味地说：“你们这里很暖和，比外边的温度高多了。”
当时正值四九寒天，喻松没有理会到他的谕意，忙说：“门窗都关严实了，冷风吹不进来。”
小蒋说：“我指的不是这个，而是抗战气氛的冷暖。”
从这里打开了话题，一直谈到如何动员广大青年加强抗战工作，以及如何使当前沉寂的局面变得热烈起来等等问题。
喻松说：“对此，我们也深有同感。我们这里开课才半个多月，政训处才建立起来，也准备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搞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小蒋高兴地说：“说干就干吧，算我一个！”
就在蒋经国这次来谈后不久，“南昌各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筹备会”召开了，小蒋亲自参加了筹备会。
江西民国日报社记者汤彤瑢（又名汤光溶）参加了会，保安处政训处的编纂股长笪移今主动地给他介绍认识了蒋经国。在他的想像中，以为小蒋可能和乃父一样，瘦长个儿，威仪一表，身着戎装，腰佩短剑，少将领章，脚蹬长统套靴，十足的军人气派。谁知见面之下，站在前面和汤记者握手的却是一个中等个儿，身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操着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普通话，一个极不起眼的普通公务人员。他那亲切和气，没有一点架子的言谈举止，使汤记者消除了拘谨，立即随便谈开了。由于会场上不便多谈，小蒋约他去家里谈。
这天晚上，汤彤瑢走进了那个四合院中的小楼房，里面是灯火辉煌，门庭若市，客厅、书房、饭厅，乃至寝室、厨房，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其中有进步的学者、名流、专家等，如：孙晓村、雷洁琼、王造时、彭文应、范长江、孙席珍、曹聚仁等，还有青年音乐家何士德、青年活动家杨炳超等，以及来自四面八方抗敌剧团的男女青年演员、导演和许多的青年学生，济济一堂。就在这座房子里，有的角落学者在作专题讲演，有的角落在开座谈会，楼上的厅堂里还在举行音乐舞蹈演奏会，都围绕着抗日救亡的宣传内容。小蒋却在各个场合巡回观看，有时还参加一些活动或提出改进意见。他更多的时刻是认真地向专家、学者请教，诚心诚意地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着重了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有时大家请他发表意见。他当时对国民党的腐化的现象也是不满的，特别对军队抓壮丁的现象表示深恶痛绝，对抗日救国的主张，基本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