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后来回忆道：“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很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出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6）
蒋方良则比丈夫惬意得多。春、夏之季，方良喜欢骑自行车在镇上逛，有时还骑马，甚至还换上泳衣，跑到溪中游泳。这些行为在外国人看来是稀松平常，可镇上居民看不惯，背后指手划脚，风言风语。好在婆婆毛福梅开明，挺身而出替媳妇辩解，说玩水有什么不好，在西方国家的富贵人家妇女也都这么做的，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蒋经国在跟徐道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离经叛道的倾向，苏联的影响哪是轻易能洗掉的？据徐道邻回忆，蒋经国对于西汉末年的争议人物王莽（前54－23）推动若干社会改革的历史，特别感到兴趣。徐道邻又说，小蒋一再称赞苏联社会的平等精神及不重物质享受的特色，也钦佩苏联重视青年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支持政府行动的做法等等。蒋经国在老师面前并不隐瞒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还把他离开莫斯科前夕写下的他在苏联生活体验的文集，送一份给徐道邻过目。
他还把这些文章，配上他新写的回忆录，一起呈送给父亲。老蒋对儿子表示，阅后“非常感动”。老蒋有自己的理解和引导：“当你记得曾经经历的折磨，就更能体念回到祖国的可贵。”蒋介石要求蒋经国亲自把回忆录译成中文，他认为要别人帮儿子把回忆录译成中文“很难为情”。
蒋经国回到溪口后不久就到雪窦寺去参拜，由雪窦寺再往山里走，就是蒋介石用来软禁张学良的一幢西式洋房，他是专程去看望他父亲的“囚犯”张学良的。张学良虽然冒犯了他的父亲，却有恩于他，没有他闹起的“西安事变”，他到现在恐怕都还在苏联受罪。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是老蒋的仇人，却是小蒋的恩人，而今，两人结局却是如此反差，施恩者身遭缧绁；受恩者，位极尊荣。小蒋是知恩图报的人，他当然会来拜访落难的张少帅。
这天傍晚，张学良正在捧读《明史》，卫兵前来禀报：“蒋经国公子前来拜见。”张学良一愣，随即迎了出去。蒋经国见了少帅立刻迎上前去客气地说：“张副总司令，家父让我来看看您，您身体可好？”
张学良只是苦笑了一下，一边寒暄，一边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蒋经国面对着这位心情忧郁的将军问道：“张将军在山上生活还过得惯吗？”
“还好，在禁之身，焉敢奢望。”张学良说，“只是小日本得寸进尺，东北三千万同胞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东北人，作为军人，我张某不能为家乡父老效犬马之劳，却在这里吃闲饭，实在于心不安啊！”张学良说完沉默不语。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离开东北军送蒋介石返南京时，还以为仅仅是短暂一别。岂知一到南京，蒋介石马上变脸把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从此便遭软禁身不由己。回想起这些往事，心情不好的张学良长叹一声起身告辞，临走又邀请蒋经国、徐道邻等改日上山相聚，同游妙高台，蒋经国等当即欣然答应。
这时，又增加了一个陪伴“太子”读书的人，是蒋经国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高理文。他虽姓高，个子却很矮，湖北人，说话声音很尖很急。他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跟国民党19路军陈铭枢一伙人交谊很深，是福建中华人民革命政府的要角。
数日后，蒋经国带了方良和“太师”徐道邻、“伴读”高理文，应张学良之邀，一同爬山去了。他们出了飞雪亭，向青松掩映的山间小径走去，约一刻钟就到了妙高台。这妙高台就是以其山顶平坦，其形如台而命名的，妙就妙在高而且平。这里有石窦，飞泉如乳如雪，喷激而出，因而叫雪窦山。从山上俯看，下面的房屋如水螺壳一般，点缀在阡陌间。举首远眺，则东望太白，西连天姥，南引天台，北跨四明，千山万水隐隐在云雾之中。眺望大好河山，张学良仰天长叹：“山河壮丽，天地广阔，可惜我张某再不能任意驰骋！”
这时岩下飞起一只老鹰，盘旋在山峰之上，蒋经国那位同窗伴读高理文即景生叹说：“汉卿是只雄鹰，可惜被囚在一只大笼中，不能展翅翱翔。”
徐道邻说：“唉！人都有难言之事，难怪宋朝陈著到妙高台上来叩拜九天，他在一首七绝诗中写道：
不到兹台四十年，临风独立意悠然。
胸中多少难言事，便欲凭高叩九天。
爱国热血青年蒋经国听后，似有无限感慨，又难于启齿，不愿意再得罪父亲了，遂默默无声地向前走去。待他们来到御碑亭，张学良吩咐停下休息。他看了看宋理宗题的那块“应梦名山”之御碑，无限感慨地悦：“我近日翻阅史书，见书中载有北宋时，北有辽，西有夏，边境不宁，辽军、西夏军连连入侵。但宋真宗、宋仁宗诸帝不厉治图强，而是纵情于酒色山水之乐，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屈膝投降，造成积贫积弱之局面，最后导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成为金兵之俘虏。 北宋灭亡，宋理宗偏安于江南一隅，专权用事，政治混乱，不思光复， 却题‘应梦名山’之类，引起后人责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7）
蒋经国听出少帅有感而发，有所影射，内心虽然同情，嘴里却有苦难言。
张学良越说越激动，停了少许又说：“我读到明朝宋琰游御碑亭时所写的诗句感慨万分，诗中说：‘万里侵疆尺未还，报仇雪耻合相关？如何德寿高眠夜，不梦中原梦名山！’今天神州大地，和当年宋朝局势，甚为相似。如今东北沦亡，华北危在旦夕，我却身处此地，唉！”说完悲愤难禁，告辞而去，蒋经国等人也中途默默而归。
蒋经国对张少帅内心向往已久。他们俩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人的父亲都是著名的军阀，两人都是爱国者，都有权威和领袖性格。少帅也跟蒋经国一样，为了自认崇高的理想，都敢于背叛蒋介石。他们俩人也都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毫不矫情，没有架子，又精力充沛。张学良曾对小蒋敞开心扉，表示他誓将忠于国民党，但对其当时的领袖的人格却不敢苟同。当时的领袖就是他过去骂过的爸爸，他现在当然也不敢非议父亲了，两人只好求同存异。
蒋、张两人交上了朋友，时常相偕在树林中散步。徐道邻偶尔也陪着小蒋上山，对蒋、张两人讲授孔孟之道或中国历史。少帅和蒋经国闲暇之余，也爱喝酒划拳，有时也打打麻将。
蒋经国在这段时间遵父命认真读了《阳明全书》《曾文正公家书》《论语》《朱子纲目》和《中山全书》等等，灌了一肚子传统文化，记下一摞摞笔记。同时，他不忘父亲的嘱咐和向苏联当局有关人员的承诺，回顾总结了在苏联13年的经历，写成《冰天雪地》和《去国十三年》两书，送给父亲批阅。
他父亲蒋介石本来对他洗脑方面的进展不太满意，收到两本书后，在军事、外交万分繁忙紧急之际，还是挤时间看了他的留苏书面报告，感到马马虎虎可以过关了。6月4日写回家书勉励：
经儿知之：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痛苦，应知以后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省览，现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作宝贵材料。我身体大好，可问培甥即知其详。你今年一年内安心在家读书，与研究农村利弊，如有余暇，或可从易处略加改进，造福乡人。但不可开始即有勉强方式，只可劝导之，使渐能改良，使之信仰，则以后当易为力也。你身体不甚健康，应于暑期注意体育运动，务于此半年内使身体强壮为要。其他读书办法，已述于徐先生信内，你可照办。暑期将到，应即上妙高台或相量冈避暑，如徐先生住妙高台或雪窦寺，你们住相量冈，则每日可彼此朝往夕归，亦健身之法也。
（《父亲手谕》，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07－108页）
蒋经国在溪口舒适安逸的生活，持续了大半年。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在芦沟桥的枪炮声，打破了他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
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溪口这个小镇，那已是7月10日的事了。蒋经国从收音机中听到，日军在北平南郊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拒绝，日军就炮轰宛平县城。一场全民族的抗战由此爆发了。
蒋经国关了收音机急忙来到雪窦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张学良这位被囚禁的将军。少帅一听十分振奋，把桌子一拍，慷慨激昂地说：“日寇又占我东北，又侵我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我要求委员长派我出征，收复失地，收复家乡！”
蒋经国对这位爱国将军是非常尊敬和同情的，他知道少帅的血管里奔腾着满腔热血，可是他亦知道严厉的父亲的态度，张学良带兵抗日的要求肯定不会被允许的，他连自己在苏联住了13年的儿子都放心不下，难道会容许这样一头猛虎归山？蒋经国只能说些空洞的安慰话。
1937年入夏以来，被日本人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很少顾及溪口的事。蒋经国把“闭门思过”的《旅俄报告》送去后，蒋介石只来过一封信，对儿子在溪口读书心得和反省报告表示满意，说“溪口读书似有进步，还望按照王阳明先生‘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之意，深切体会。”信中继续写道“近日形势紧张，日方在华北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还说什么“应付困难首先要承认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弱国，国家为进行建设，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蒋介石直到7月24日最后一封家书中还说：“你应该专心学习中文、练习书法……不必为日本侵略分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蒋经国关注着父亲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办法”。蒋介石把德国军官训练的精锐师团，以及几乎全部炮兵投入上海保卫战，于是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这就是他在7月24日给蒋经国信上提到的“办法”。蒋介石在上海一役，折损了六成的精锐部队。上海沦陷之后，中国守军向南京撤退，中国和苏联在日内瓦呼吁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国联”以及美国等民主国家敦促日本撤军，也表示同情中国际遇，可是除了教会团体捐助粮食、药物之外，西方国家并没有伸出援手。
。。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8）
“八·一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溪口这个山镇。《申报》和宁波的《时事公报》每天以整版篇幅大字标题，报道了淞沪抗日的新闻，上海守军姚子青营长率全营战死在宝山城，谢晋元团长的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宁波人民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有几个青年学生深受上海前线战士杀敌报国英雄事迹的鼓舞，书写血书，要求当兵上前线为国尽忠。蒋经国看了这些消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在苏联初期那种激进的奔放的气质又发作了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我还能在溪口闭门读书，过着幽静的隐士般的田园生活？当时杭州北岸的京沪三角洲，已经沦陷，日冠铁骑四布，人民备遭蹂躏；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济南、太原相继失守。继八路军在平型关全歼坂垣一个旅团后，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又获得大捷。面对着战火连天、民众沸腾的局面，蒋经国心潮起伏，坐立不安，跃跃欲试。
“国难不报，非男子大丈夫也！”一天晚上，他向母亲毛福梅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离别了13年的儿子，刚刚回到自己身边住了大半年，又要出去报国，毛夫人心情很不好受，含着眼泪说：“这事需要问问你父亲，一切由他来定夺。”
小蒋只好向父亲写信，再三表示他已放弃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宣称那不符合中国国情，并说：我有很多设想，请给予我实现的机会。让我到艰苦环境中去，检验自己，效忠国家，我们必须前进。但他毕竟滞留苏联多年，父亲和别人都不敢轻易相信他的口头表示。可老把他幽禁在溪口也不是回事。蒋介石正在思考如何“定夺”儿子的去向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来了措词极其到位的请电：“委座与中共五年鏖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