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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听完他的汇报，冷笑一声，忽然用力拉了一下桌子，恨恨地说：“这些家伙要同我们斗法，斗就斗吧。”发完火，又对徐浩然说：“明天开专县干部扩大会议。你也来参加，开了会再说。”
徐浩然辞出以后，到秘书室走了一圈，方才听说蒋专员在赣州发动查禁烟赌娼三害，关系到吉泰帮和广东帮、赣州帮三帮恶势力的切身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酝酿抵制。有个地方士绅名叫周维新的，在《东南日报》发表文章抨击蒋专员的施政是胡作非为。小蒋为此十分恼火。
第二天，他在专县行政扩大会上大声疾呼：“我们要除暴安良建设新赣南，必须坚决查禁烟赌娼三害，如有胆敢反对的就站出来较量较量！”
现场当然没有跟他较量的，他接着又说：“你们都是建设新赣南的勇士，只管放手大胆地干，我姓蒋的为你们撑腰。他们要同我斗法，我们就同他们斗，看看谁的法力大！”
当然是蒋专员的法力大，听了这番话，除三害大军的士气大为振奋。第二天，蒋专员就下令赣县县政府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安排妓女从良。
这不是断了妓院老板的财路，端了他们的饭碗！这样一来，开妓院的老板、龟婆慌了神，忙向后台老板求救。这些后台老板都是广东帮、吉泰帮、赣州帮的头面人物，其中也有当地的地方豪绅，他们纷纷托请头面人物前来讲情，甚至公开抗议停收花捐关闭妓院，与小蒋斗起法来。理由是，这笔花捐数目不小停收会影响地方建设经费，并说妓院老板愿意增加税额，要求政府再加考虑。小蒋建设新赣南缺的是钱，他们想用钱来诱惑小蒋网开一面。赣县的“三刘”，县参议员刘甲第、省党部委员兼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刘纪云和县政府经征处主任刘定全，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他们都来找徐浩然秘密谈判。
徐说：“专员下了决心，谁也改变不了。”
徐把这些情况向蒋专员一一汇报了。又过了几天，专署召开各级干部与各界代表联席会议，蒋经国重申严禁烟赌娼除三害的决心，不指名地痛骂那些反对停收花捐，为妓院说情的头面人物。
烧了第三把火 禁娼（2）
由于蒋专员斩钉截铁地要求执行命令，赣县县政府当真做到了停收花捐，关闭妓院。1939年下半年，赣州原有的公娼全被取缔了，私娼也被捉获了不少。由赣县警察局收容的公私娼妓约两百余人。经送卫生院逐个检查了身体，主要是检查有无梅毒、麻疯。据说，检查结果有梅毒的占绝大多数。蒋经国虽说过要给她们治好，但由于医药条件极为有限，结果完全治好的寥寥无几。
蒋专员的忠实学生、县长的榜样、上犹县长王继春，禁娼更是下辣手。他捣毁了各集镇的妓院，严禁暗娼活动，强令县城卖淫惯犯闰年招（又名黄鸡卵子）、社溪圩丁香婆剪去头发，挂上“臭婊子×××”的牌子，游街示众。王县长还经常日访夜察，化装私行，抓到嫖客轻则罚款罚役，重则送去牢房关押十天半月。当时有民谣赞他：“四股梆硬王县长，狠杀嫖赌砸烟枪。少年抓去充壮丁，老人抓着坐班房。”
不让妓女卖淫吃皮肉饭了，怎么安置她们呢？到了1940年夏，蒋经国下令在赣州城设立了一所“赣南妇女习艺所”， 作为“改造娼妓”的机构，附设在强民工厂之下，安排妓女从良。徐浩然奉命兼任厂长，他的妻子宋五荆任教导员，厂址在赣州东门外馈街上，业务是专门纺做装钨砂袋子的麻纱，将那些妓女集中到工厂做工，开始了用劳动养活自己的新生活。说学好了，将来可以介绍工作。蒋经国也不时前往视察，勉励她们改邪归正。但后来听说这些人一则由于在习艺所的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再则手艺学会了，又无法就业。因此，绝大多数人陆续自动离所，有的投靠亲友或正式找男的结了婚，有的则仍在赣州秘密重操旧业。
无人敢捅的马蜂窝硬是被蒋经国捅毁了，马蜂嗡嗡叫满天飞。妓院的老鸨在赣州站不住脚，她们又不愿改邪归正，于是胁迫一部分妓女到吉安、泰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的国民党政府照样在收花捐允许开妓院。赣州虽然没有公开的妓院，也还有半开门、私门头，在军警宪和保甲长的庇护下，秘密卖淫。
当时《大公报》的记者徐盈，在一篇题为《赣南行脚》的文章中写出了他的见闻：
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在四华山，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贷制度己给合理的贷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为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
烧了三把火，再砍三板斧
蒋专员上任伊始烧了禁烟禁赌禁娼三把火，赣南的社会秩序有所好转，但污泥浊水还没有荡除干净，政令还不够畅通，他认为还有七大敌人要收拾。“我们的敌人是：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盗匪、流氓、奸商、汉奸和自然界的许多阻力。”针对七大敌人，他又砍下了三板斧——严惩贪官污吏，收拾土匪恶霸，禁酒和惩治伤兵。这才把糜烂的赣南收拾出个新模样。
砍下第一板斧 严惩贪官污吏（1）
严惩贪污，这是小蒋治理赣南的又一响亮口号。官吏不廉，贪污贿赂成风是旧中国的社会毒瘤，赣南也不例外。蒋专员第一板斧就狠狠砍向贪官污吏。他不惜拿自己的亲信开刀。
当时负责查禁日货的“仇货检查队队长”任锡章是蒋经国在赣州时的亲信。由于任锡章不自律，受贿勒索，私放仇货（日本货），影响极坏，被小蒋处以极刑。1940年，蒋经国在赣州枪毙贪污犯任锡章，这在当时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任锡章，江西九江人，当年21岁，原属蒋经国的新兵督练处的秘书。三青团干训班出身，曾是蒋专员的得意门生。蒋经国调他到赣州仇货检查委员会（主任蒋经国兼任）当秘书，兼“仇货检查队队长”。“仇检队”的正名是“战时经济检查队”，任务就是查禁日本货。
仇货检查队成立以后，队长任锡章领着带了红袖章的仇检队员，神气活现地进出各大商店与货栈仓库，翻箱倒柜，拆包检查，搞得轰轰烈烈，满城哄动。老百姓拍手称快，不法商人见了就怕。
仇检队权力大得很，查到了有疑问的货，立刻贴上临时封条，把全部账本拿回去审查，如果证实了是走私的仇货，轻则罚款重则坐牢，情节严重的还要戴上一顶“卖国奸商”的高帽子游街，直到万人唾骂，弄得不好还要勒令停业关门，甚至依法判刑。
开始时，任锡章还是很有闯劲和比较廉洁的，有点执法如山，六亲不认的劲头。这样一来，对于执掌查禁仇货大权的“仇检队”，老板们要当菩萨供着。大中商店的老板、经理们，纷纷向任队长靠拢，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方式，联络感情，表示友好，于是，任队长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大红请帖，吃喝玩乐忙得不可开交。人们叫任队长还嫌不够尊敬，前面必须加一个“大”字。这位官职不高的“大队长”居然跻身于赣州权威人士之林，无论走到哪家商店，全部起立招呼：“任大队长！”他要买什么高档货，只要一个电话或一张条子，要什么有什么，而且还要派人送到公馆给队长太太亲收，钱么，不肯收，一定要付，也只收成本不赚一分。而这位大队长呢，经不住哄经不住捧，不禁有些飘飘然了。任锡章在屡屡受到这种诱惑攻势之后，渐渐改变了初衷。
不法商人拉“仇检队”下水的头一招是“请吃”；“仇检队”落水的头一脚是“吃请”。任队长的桌上，经常送来金字红帖，一张嘴巴吃不赢，便带队员去吃。刚开始，“仇检队”吃完酒席，抹抹油嘴回去以后，照样执行任务：翻包、查账、贴封条，照样罚款、坐牢、戴高帽子游街。这不是白请了吗？商人们感到冤得慌。
但是，商人不相信“仇检队”就油盐不进。他们使出第二招：送礼。先向仇检队的队长、队员奉送小件日用品，一次碰钉子，送二次；二次碰钉子，送三次；第三次碰钉子就换个花样，巧借名目，例如，借逢年过节、生日、办喜事等机会，送点喜兴的人情之常的小礼品。这一招管用，小小的礼物收下了，大的也就跟着来。
把“仇检队”的裂缝撬开了，商人们又搞出两个新花样来糊弄“仇检队”：一曰”验样”，就是把查到的可疑的货物，送去一点作为样品检验，检完样，就顺理成章地放在队长、队员的公馆里长期“保存”下来。二曰“赊购”，仇检队长、队员们，在各大商店无形之中取得了记账赊购的权利。物品包好了，付款时说声：“哎呀，没有带钱来，明天送来行不行？”其实明年也不会送来。商店只好记一笔倒账，自认晦气。仇检队的队长、队员们拿顺了手，吃甜了嘴，胃口越来越大。商人们高兴得很，欢欢喜喜甘心情愿地去喂这个胃口，把“仇检队”的缺口越撕越大。以后，“仇检队”检查仇货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有时甚至两只眼都闭起来，视而不见，“仇检队”形同虚设。奸商们有恃无恐地贩卖“仇货”。因而冒充中国货的东洋货得以自由流通，畅销无阻了。
贪心大张的任锡章终于在自掘坟墓了。
因为“仇检队”是个肥缺，专署情报室行动组长蔡百里垂涎已久，早就想取而代之。加上姓任的恃宠而骄傲，直接同蒋专员联系，连特务室主任杨明都不放在眼里，至于姓蔡的就更不在话下。蔡百里明知任锡章捞到了油水，可任硬是点滴不漏，连请客都没有请过他。这笔账他记在心里。
蔡百里是赣南的第二号特务头子（第一号是杨明）。他在全市各大商号、工厂、机关、团体都收买和布置了眼线，手下的义务报信员遍布赣州市。他们通风报信，耳目灵通，暗中网络比任锡章的宽广得多。专署情报室的主要任务虽然是###和治安，但在抗战时 期，也有查缉走私和侦破汉奸歹徒的任务。任锡章进入了蔡百里的视线，蔡百里决定要找任锡章的麻烦了。由于走私猖獗，“仇检队”的名声也开始不好听了，情报室要过问此事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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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下第一板斧 严惩贪官污吏（2）
任锡章得意忘了形，一不小心就自己撞上了枪口。
有一天晚上，艺乐京戏院著名红生刘奎英唱正本关公戏。任“大队长”乘着酒兴带来了夫人和众“虾兵”，招招摇摇地来到虔州第一台（即艺乐）去看戏。到戏院时，快10点钟了，任在白天本已经派人去打过招呼，指定要第一排正中间五个位子。这时他看见那几个座位上都坐满了人，心里就大不高兴。戏院总把闸吴癞头连忙出来好说歹说，连哄带催地劝那些人让位子，那帮子人很不乐意地勉强起身，给加凳也不坐，冷笑一声赌气跑开了。当时，任锡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可是，这些小人物都认得他。其实，占据座位的人物来头并不大，乃是广益昌商店的伙计汪美宝，而任锡章则是同广益昌有些爪葛的，有辫子抓在汪美宝手里。
小人得罪不得，也活该任锡章倒霉。恰好汪美宝同特务室的情报组长汤觉吾有些交情，经常同汤到戏院去看白戏，这家戏院进，那家戏院出，横冲直撞，俨然像个小小的头面人物，没想到今天晚上竟在“任大队长”面前栽了一个大跟头，弄得十分狼狈下不了台。又看到吴癞头对任锡章那么低声下气地奉承拍马，对自己却是那么不客气，逼着让座。他越想越气，恼羞成怒，下决心要出这口恶气。
广益昌是从南昌迁到赣州来的大绸布百货商店，是头大肥羊，也正是任锡章及其“仇检队”吃上瘾拿上瘾的地方，而吃了什么拿了什么，汪美宝知道得一清二楚。于是，他连夜写了检举材料，把任锡章及其仇检队员在广益昌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种种劣迹写得清清楚楚，送到专署情报室交给汤组长。蔡百里是该室行动组长，当然如获至宝。
在这些检举材料当中，最突出最恶心的是一桩“塞狗洞”案件。原来广益昌早在1938年买进一批上海盈丰、章华毛纺厂的高档毛料，刚刚运到赣州，就被另一缉私队在拆包检查时，硬剪去四码作“检样”。这当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后来，那匹被剪掉四码的毛料，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