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大骂着、怒吼着，有些人端起枪来，朝守城的士兵叭叭射击，上下对打。自己人与自己人又干起来了！拄着棍子的伤兵气呼呼地骂着：“长官跑了，把我们甩在这里，有良心没有？”败兵也在骂：“他妈的，早知这样，谁肯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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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如山倒（2）
挤在城门边还出不了城，一些胆大者找来被单、衣服和绑腿带，拧起来连结成长长的绳子。他们把它悬在城墙上，想抓着绳子翻出城去。城墙有十几米高，有的爬到半空，没有力气再往上攀登而掉下来了。有的爬了一半，绳子断了，惨叫着摔死在城墙下！
不知是挡不住人潮的冲击，还是汹涌的人流撞开了城门，于是，人潮像决堤的洪水，一浪一浪地向前推拥着、哭喊着。许多人挤倒了，没有挤倒的人身不由己地往倒在地上的人的背上、肩上、腿上和头上踩过去！据一位从挹江门挤出来的人说：“当时我的胸贴着前面人的背，背贴着后面人的胸，两脚着不了地，全身架空着，被人潮拥出来，脚下软绵绵的都是人。那天晚上，城门口被踩死的人有三四层高！”曾在光华门的城门洞里与日军拼死血战的团长谢承瑞，竟在过挹江门时被挤倒踩死了！
有不少散兵走了另一条路。他们脱掉军衣，丢掉军帽，改扮成老百姓混进了难民区。有的没有棉衣御寒，只好穿着单衣发抖。江阴要塞司令部的政训处长廖新棚用五十元的高价向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买了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衣，才混进了难民区避难。
“国际安全区”的委员和维护秩序的黑衣警察不管怎么阻拦也挡不住丢盔弃甲的败兵。他们扔掉了枪支、弹药、水壶、钢盔、军服以及一切有军人标记的东西。他们请求“安全区”收容他们，他们以为“安全区”一定是安全的。
最安全的当然是那些长官。他们庆幸自己早早地渡过了长江。此刻，老态龙钟的卫戍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佘念慈已若无其事地坐在列车指挥室的软椅上了。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在他的卫士的保护下，悠闲地抽着香烟。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披着青色毛呢哔叽的披风，正眯着双眼在吞云吐雾。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早已到了滁州。他瘦瘦高高的身体上穿着黄呢子的军大衣，头上戴了一顶红绿相间的鸭绒睡帽，帽子顶上垂挂着一个彩色的小圆球。他嘴上叼着香烟，在站台上散步。
败将们集中在欧阳修写有名篇的醉翁亭中团团坐下。唐生智叹口气：
“我当了一辈子军人，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忧伤地说，“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没有人说话。一个个垂着头，脸上有狼狈相。突然唐生智吼了一声：
“把周鳌山叫来！”
运输司令周鳌山战战兢兢地来了。唐生智猛地一拍桌子，桌子上的茶杯都跳起来了：“你干什么吃的！你他妈的只顾自己逃命，把我的几千伤兵都丢在南京让日本人杀了！”
周鳌山吓得腿有些发抖，嘴上支支吾吾：“我有什么办法呢？情况变得太快了，我也没有办法啊——”
“枪毙你！”唐生智大喝一声。
周鳌山吓了一跳。过了一会，他斜着眼睛偷看了唐生智一眼。一场虚惊。
九死一生的陈颐鼎旅长过江后大哭了一场。他的六千多人马打了三个多月的沪淞战役，退守南京时只剩下两千多人，撤退到下关时只有千把人了。现在他身边只跟了七八个兵！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六千多警察宪兵损失了五千多！三万五千多人的教导总队损失了十分之九！总队长桂永清没有哭，他发了财：三万余人十二月份的薪饷和十万元的犒赏费，全落入了他的腰包！
安全区写真
当东洋人举着太阳旗从四面八方向南京城杀来的时候，南京钟鼓楼下的一群西洋人举起了一面黑圈红十字的旗帜。
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聚集在幽雅的金陵大学校董会的客厅里。他们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商议着为国际人士所关注的关于人道、正义、公理与和平的问题。
上海失陷，南京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三十五岁的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是中国人。面对国土沦丧，他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二十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不少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二十多个外国人相聚一堂，讲述了上海饶神父的事迹，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表纷纷赞同，他们为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四百五十名警察维持秩序。宁海路五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了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五十多岁的德国大胖子约翰·H·D·拉贝是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他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浓眉大眼、英俊潇洒的杭立武担任了总干事。黄头发、高鼻梁的美国人费吴生博士是副总干事，他的名字明白地告诉大家他是在中国的苏州出生的，他会讲一口吴侬软语，他的美国名字叫乔治·费区。
由十五名外籍人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十七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英国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H·J·廷珀利在目睹南京中外人士的高尚行为后，满怀激情地写道：
“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别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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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道（1）
大胖子拉贝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头发稀疏的头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队，去迎候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到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有的士兵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有的士兵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乌黑的长枪。
拉贝第一个迎上去：“Hello！”
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
拉贝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
“Good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
从汉中路、新街口、鼓楼到山西路一大圈大约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挤满了难民。学校、机关、图书馆、俱乐部、工厂、招待所，还有私人住宅都成了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走廊上都挤满了躲避日本兵的妇女和儿童。金陵大学收容了近三万人！人们以为这里是神灵庇佑的天国。其实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
躲进安全区的士兵，将枪支、弹药、军衣、绑腿带和其他的军用品都扔在马路上。国际委员会雇了许多人给予掩埋烧毁，可这一切已被进城的日军发现，偏偏他们又从鼓楼附近的最高法院里面搜出一屋子的枪。气势汹汹的日军闯进安全区，将躲入收容所的上千个中国兵抓走。
费吴生后悔极了。他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妻子爱尔宝黛都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四个子女有三个是在上海、北平和北戴河出生的。善良的中国人对他和他的一家有过许多帮助，他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可今天，许多中国人被日军拉出去杀害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述着：
“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他们忙着解除武装，希望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情况越来越坏了。
十四日，费吴生驾驶汽车送路透社记者斯密士和史蒂尔出城，一路上尸骸累累，他的车轮不能压过去，他常常下车搬开尸体。城门口臭气扑鼻。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口大口地吃着死人。
十五日晚上，日军冲进一个收容所，拖出了一千三百多人用绳子缚了，押向刑场。
十六日，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斯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报告：昨天夜里，金陵大学被日军劫去一百多个妇女，均遭强奸。法学院和最高法院的难民全部被抓走，五十名警察也被杀害。李格斯提出抗议，反而被一个日本军官在胸部揍了几拳！
国际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外面响着机枪扫射的声音！
十七日，到处是抢劫、屠杀和强奸。这天，“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千人，一个可怜的妇女被强奸了三十七次！”
外侨们也遭到了损害。一个排的日军进入北平路，一个日本军官拿出地图看了一看，命令士兵包围飘着两面米字旗的英国领事馆。朝天打了四五枪后，冲进去的日军，在屋里乱翻一通！美国大使馆的四个看门人被日军用手枪打死！意大利领事馆被日本兵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三个妇女！德国领事馆遭到洗劫！
暴行越演越烈。三天后，二十二名外国人联名抗议。拉贝带着十四名代表将抗议信送到金陵大学对面的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答应转告军队。但他的应允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大胖子拉贝气愤了。公理和正义受到了亵渎与践踏！侵占和屠杀对他的刺激太深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正是他的西门子洋行创始人恩斯特·西门子诞生的日子。这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见到了比《圣经》中的犹大还要狠毒的兽性的肆虐！他要为人类呼唤人道，伸张正义！住在五台山下的袁存荣老人向我讲述了德国大胖子拉贝五十年前的一段轶事：
为了人道（2）
“日本人来时，我住难民区宁海路十九号的隔壁。靠山西路边上，有一幢大房子，房主人姓邢，里面住了胡老五，他们家还有很多人。我原先住神庙口，就是现在的高楼门。我是泥瓦匠，因为有个邻居在国际委员会做工，他介绍我和他一起做杂工。
“大胖子德国人是蓝眼睛，有时戴眼镜，会讲中国话，对我们不错。他叫我在难民区四周插旗子，是白布红字的小旗，不让日本兵进来。”
“日本兵不管，照样进来抓人抢东西。大方巷的塘边，就是现在化学厂那地方，死人一堆一堆的，都是日本人从难民区拖出来枪毙的。我命大，死了两次没有死掉。头一次把我也拖上了汽车，还有胡老五、胡老五的二嫂子和她的小孩。小孩子哭起来了。这时日本兵吹号了，车上就我们四个人，他们就放我们走了。”
“我个性强，什么事都不怕，人家叫我袁大个子。第二次，鬼子和汉奸来难民区抓人，叫中国兵站出来，说是抓夫去做工。都没有人站出来，看着日本人和汉奸那副熊样子，我气了，就叫：‘我是中国兵！’好，一车车的人拉到北京西路AB大楼东边一个大院子里，下车后叫站队，站了很长的好几排。拿洋刀的一个日本人喊：立正！我没有当过兵，我不知道怎么立正，日本人把我拉出来，我想要开我的刀了。谢天谢地，日本人挥了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