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太阳旗下干着阴暗的勾当。为了迎接一九三八年的第一轮太阳，也庆祝他们的胜利，森严的日本大使馆内，大使、领事和参赞正在召集五六十个汉奸开会。
奴才们（2）
“新年到来了，应该热烈地庆祝才对！皇军在鼓楼要开庆祝会，你们都要去，带很多人去，每人手里要拿旗，不准拿青天白日旗了，要拿一千面五色旗，一千面太阳旗，五色旗是共和旗，大东亚共荣！日中共和！”
会议开得很长。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午后直到太阳下山。困难太多了，最难办的是难民们不愿意来开这个庆祝会。这使当了区长所长的汉奸们为难了。日本人恼怒了：“不来，统统地枪毙！”
枪毙更没有人了。汉奸们商量来商量去，老奸巨猾的陶锡三咬了咬牙：“到会的人，发半斤盐，两斤米！”
花花绿绿的五色旗在寒风中随风飘着，钟鼓楼下，被汉奸们强逼来的和欺骗来的难民们稀稀落落地站立着。他们无精打采地拱着手，有的把旗子插在后领子上，有的插在口袋里。他们只觉得新鲜：“这旗子十年不见了！”“这是临时大总统的旗子！”“这是共和旗！”“红黄蓝白黑，蛮好看！”
突然间，人群中不少人吓了一跳。鞭炮冲天，在上空“咚——叭”地炸响了，胆小的人开始以为打枪了，立即趴倒在地上，直到放完才胆战心惊地站起来。
钟鼓楼的城楼上，站有许多穿军服的日本兵和不穿军服的日本人。日本人旁边，站立着自治会的几个头目。陶锡三第一个朗读自治会宣言。他大大地吹捧了一番“皇军的恩德”，颂扬“日中亲善，经济提携”，要民众“服从皇军命令！”
日军的各类人物也一个个地粉墨登场了，一个个哇啦哇啦地说了一番鬼也不相信的鬼话。
每个人演讲完毕，汉奸们就带领大家摇几下五色旗，因为广场上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他们的镜头只对着这一角，再转过去，就会把燃烧的街道也拍摄进去，这是与“庆祝”的气氛格格不入的。
一个满口南京话的老头在台上骂人了，有人认出他是升州路二区的区长，这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流氓：“日你妈！革命军，革你妈拉屁！革命军一到南京我就知道他不会长久，因为他不成正果是不是？”
台下的人也在骂：“革命军不成正果，日本兵能成正果？”
“这老坏蛋也不成正果，他把媳妇和孙女都送给日本人玩了！”
有人说他是理发的，也有人说他过去在洋行里干过事。据说，南京的汉奸中，有不少都是干粗活的、没有文化的人。他们大都是磨刀的、理发的、在洋行里干事的，有的早就被日本人收买了。雨花门外打虎巷有一个名叫周国才的，他是编鸡蛋箩筐的，不识字，却会讲日本话。日本人一来他就当了汉奸，扛着面白纸上贴着红膏药的太阳旗，在街上边走边喊：“皇军进城了，大家出来欢迎啊！”
“呸！”有人当着汉奸的脸吐口水。
他生气了，叫日本兵抓这个人。
日本兵问：“你为什么看不起他？”
这个人很机灵：“我吃皇军的饭，为什么要看得起他！”
日本兵笑着高兴地走了。那个汉奸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悄悄地溜了。
有一个汉奸背地里对人说：“不当汉奸不知道当汉奸的苦啊，王八蛋再干这种事！”他们不但经常被人骂，还可能被人打。有一天，难民区中捉住一个汉奸，愤怒的人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翻在地，揍得他跪地求饶。可难民不饶他，一个劲地揍：“日本兵不让我们活，你他妈的忘了祖宗八代了！”“打！打死这条狗！”费吴生怕真的把他打死引起更多的麻烦，便将这个打得半死的汉奸关进了国际委员会的地下室。第二天把他交给了中国警察。费吴生说：“可能要绞死他。”
死亡是利己主义者的最终结局，它不仅仅是生命的死亡。怕死的人失去了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既然求生是人的本能，那么怕死也是人的本能。
野战救护处的一些人改装后躲进了五台山的美国大使馆，他们下属的六个野战医院的人马已经鸟惊兽散了。中午，司机王万山急匆匆地跑上楼，向处长报告一件他在外面听到的事情：“刚才我在路上见到我们部里的一个汽车夫，他说我们处里的侯视察已经到自治会做官了，他改名叫何子文，人家都叫他何课长。”
奴才们（3）
金诵盘处长吃了一惊：“他在哪里办事？”
“鼓楼新村。”王万山说。
沦陷后，留在南京的军队卫生人员除了梅奇牧师接收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的一部分，不少人都自找门路了。但金诵盘没有想到的是，他手下的人竟会认敌为友，这实在太失国军的面子了！但他又想，恐怕不会吧。侯视察多谋善辩，又几经战事，可能搞错了，他对王万山说：“你打听一下他住在哪里？”
很快，王万山又来报告了：“他住在颐和路五号，在自治委员会当了交通课的代理课长，课长姓赵。”
看来情况是确实的了。金诵盘很气，当时没有和伤员一起撤退，本想拼死坚守。沦陷了，身为国军医官，虽没有执干戈卫社稷的力量，但怎能卖国求荣，辱没祖宗！他想去见一见侯视察。但他又不愿见侯视察，他觉得见一面这种人是一种耻辱。
米吃完了。自治会的米由八元一担涨到了十元五角，还要先缴款领票。款已经缴了好几天，可米还是拿不到。已经向同住的胡先生借了好几斗了。夜晚，几个人聚在一起商议办法。办法只有一个：找自治会的人。
为了活命，金诵盘动摇了决心。他要汽车司机王万山带他去找“何子文”。
颐和路五号是一幢花园式的楼房。一按电铃，有人出来开门。进入客厅，侯视察不在。侯视察在前面珞珈路十九号的赵课长那里。
院子是相通的。公务员打开后门，他们走进去时，有个日本兵正在同赵课长和“何子文”谈话。金诵盘和王万山坐在一旁，静静地打量着这个穿过军装的侯视察。
送走了日本兵，侯视察才不好意思地叫了声：“处长。”
因为是赵课长的家，金诵盘不好多说，只是用严厉的眼神紧紧盯着他。他好像有许多话要说。王万山讲了请他买米的事情，他答应了。
走出门，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身边闪过去了。“这是谁？”处长问。
王万山上前几步去看了看：“好像是后方医院的尤院长。”
“叫他一下。”
“尤院长！”王万山不轻不重地叫了一声。
路上没有什么人。戴黑礼帽的人回过头来看了一下：“金处长。”
尤院长也住在颐和路，他请他们到家去坐。一进门，他就说：
“这地方不错吧，我和孙副会长住在一起。”
“哪个孙副会长？”
“孙淑荣。”
他领着他们进了自己的房间，两个妖艳的女人端上了茶水。房间很华丽，铺着猩红色的地毯，上面是北斗星座式的吊灯，席梦思床上盖着两条毛毯，大床边还架着一张小床。
“这里还有谁住？”处长问。
他红了脸。“朋友，两个女朋友。”尤院长说：“我现在叫洪少文，跟着孙淑荣在自治会做事，处长有什么吩咐，小弟一定尽力。”
他们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几天，尤院长派人邀请金处长去宁海路的五福楼上吃饭。金诵盘叫医官蒋公谷一道前往。
尤院长——“洪少文”已在楼梯口迎候了。酒菜是丰盛的，红红绿绿十几个盘子。南京名菜盐水鸭鲜嫩可口，红烧鹅香味诱人。酒是洋河大曲。桌子中间的大拼盘，是用各色荤素菜肴制成的“丹凤朝阳”。
“来，处长，为我们大难不死干杯！”尤院长不自然地笑了笑，站起来。
处长站起来：“死倒不怕，军人以卫国为天职。自然，逃过劫难，总是幸事。”三个人碰了下酒杯，都干了。
几杯下肚，尤院长兴奋了，他说：“陶会长可是个好人，他搭救了我，也很赏识我。没有他，说不定我早被拉到下关枪毙了呢！他准备叫我当自治会的卫生组长。处长，谷兄，你们要是想干，我给陶会长一说，没有问题。”
金处长愤愤地用眼睛盯着他。尤院长越说越得意：“做人要想得开，好死不如赖活。这次多少人成了刀下鬼，连尸首都找不到，可怜啊！其实，人活着，就是挣钱吃饭，给谁干都一样！”
奴才们（4）
处长变脸了，他把酒杯重重地放下，说：“你可不要忘本，不要贪小惠而乱大节，以致造成终身的遗恨！”
蒋公谷连连劝处长息怒：“算了算了，回去再说，回去再说。”
金诵盘是江苏吴江人，他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第二年随军北伐干医务工作。沪淞开战后，他组织战场救护，眼见国土丧失，生灵涂炭，他和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一样，感到十分痛心。他恨日军的凶残，更恨摇尾乞怜的小人！他是他的上司，他觉得他有权训斥。他不顾一切地怒斥着面前这个卑劣无耻的汉奸！
尤院长尴尬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应答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训完，金涌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拉着蒋公谷起身就走。尤院长不知说什么好，他呆呆地坐着，直至他们的脚步声走远了。
“何子文”送米来了，他是开着车子来的。坐下后，他谈了他当时危急的处境。他说，他过不了江，又找不到人，身上的钱又被人抢走了。因为没有熟人，在日本兵的刀枪下东躲西藏。后来碰到这个姓赵的课长，才进了自治会，分管粮食运输和有关交通的事务。“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他说。
处长问了他一些情况后，把他叫到楼梯下的一间小屋。插上门，讲了立身之道，又晓以民族大义。末了，要他记住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点点头，握了握处长的手走了。
在敌人的旗帜下，什么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个提心吊胆，度日如年。有一天，有人传说教导总队的一个营长带着一伙人明天要偷渡过江。金处长一听，立即派人去联络。第二天一早，五个人出了水西门，好不容易在一家小理发店中找到了这位营长。他看了看大家，说：“今天人太多了，再说，你们的打扮不像小贩和农民，明天再走吧。”
回来吃中午饭，刚拿起筷子，“何课长”来了。饭间，说起出城的事。他说：“乘车到上海的话，车证很难弄到，就是到了上海也难，日本人盘查很严，不如先乘车到无锡。乘车证我可以搞到，不过要花不少钱，你们###个人，起码要一百法币。”
大家默默地吃着饭。吃完，又谈起了这铁蹄下牢狱般的生活，各人谈着外面的见闻，谈着各种各样的苦难。
金处长喝了一口茶，一件件伤心事又引起了他的怒火，他大骂了一通日本兵后，又骂起了无耻的汉奸：“民族危亡，不但不舍身报国，反而认敌为友，出卖祖宗，还有何颜见人呢？丧失气节，就是断了脊梁骨！就不是站着的人，是四脚着地的狗！”他激愤了，他从桌上抓起一只茶杯，狠狠地砸在地上，“啪”的一声，玻璃片四处飞溅。
谁都不敢吭气。“何课长”有些惶惶不安，坐了一会，他告辞了。
第二天下午，他又来了。他从怀里摸出九张乘车证交给处长：“你们走吧，我派车送你们。”
汽车来了，他没有来，他怕见到他们。
共产市场
当下关和太平路开设了一家又一家的日本商店的时候，难民区内的上海路两旁，搭起了不少草棚，炉灶和摊贩摆了四五里地长！
世界上最顽强的是人的意志。刀砍火烧，也不可能灭绝。凡有生命的地方，一定会有生命的喧闹。写有歪歪扭扭的残缺不全的中国字的日本商店，都不准中国人买东西，虽然里面烟、酒、糖及日用品都很齐全。他们只有一样东西向中国人开放——“白面”和“黑货”。白面又名海洛英，黑货即鸦片。这是亡国灭种的毒品！可也怪！确有人去买，也确有人上瘾。更有人以此为职业，城里三十元买的货，到乡下能卖一百元！
海洛英和鸦片是吃不饱肚子也暖不了身子的，要活命，就要有吃的用的。开始是偷偷地卖高价，纸烟五六元一筒，猪肉一元一斤。渐渐地，人越聚越多。于是，有了地摊，后来又搭了棚子。有了蔬菜、猪肉，后来又有了火柴、肥皂、棉布，再后来什么都有了！
为了生存，也为了对抗，中国的难民在冷冷清清的、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上海路上创建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花花绿绿的、欢欢喜喜的“共产市场”。这是生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