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日本兵追到洞口，哇啦哇啦地喊你出来，还用砖头往洞里砸，你没有办法，只好抖抖索索地出了洞。日本兵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你拖到马阿訇的家。三个日本兵把刺刀在床前一搁，逼你脱光衣服。你害怕死了。日本兵一个个都很凶，他们像野兽一样发疯。你不敢哭，也不敢叫，你怕床边上三把雪亮的刺刀，可你还是惨叫了，他们是畜生啊！
母亲来找你了，她在外面一声声地叫“小英”。你说，你母亲当时五十多岁，她是大个子，大脸，两眼很有神，你像她。她疼爱你，从不打你骂你。你听到母亲喊你，你不敢答应，你身上有一条狗在咬你。
你说，你母亲找到清真寺门口时，被一个日本兵抱住了，也拖到了八号马阿訇的家。那个日本兵又强奸了你的母亲！
你说，这一天，你父亲被抓伕抓走了，你和母亲回到家抱头大哭，哭到昏过去。你们想用泪水洗掉蒙在身上的羞辱。
你知道，那时候，南京的许多母亲和姐妹都遭到了和你家一样的灾难。这天大的耻辱，是用秦淮河水也洗不尽的啊！你家东面的白下路中国银行旁边，两个日本兵把一个青年女子剥光衣服，一人拉着她的一只手往内桥走来。那位姑娘突然挣脱日军，跑到桥上，纵身跳下了秦淮河，被浊流淹没了！
她死了，死的人太多了！有一个妇女，她没有进难民区。日本兵几次来她这里纠缠。有一天，她穿戴得整整齐齐，坐在桌子边上，桌上放着纸和笔。几个日本兵一进门，见她干净漂亮，都很高兴。她拿起笔，写了“日本兵”三个字，日本兵高兴得拍手大笑，都围着桌子看她写字。她不慌不忙地又写了“是禽兽”三个字。写完，面不改色地放下笔。日本兵大怒，一阵乱枪将她打死了！
这是一位刚烈的女性。不知你有没有听到过八府塘小学一个女教师的故事，这位老师给很多被污辱的姐妹报了仇。因为日本兵几次要强奸她，她气极了，她不知从哪里搞了一支枪。有一天，日本兵又来找她了，她躲在床下面，一枪一个打死了五个鬼子。后来，她也被日军杀害了！我想打听她叫什么名字。可到了八府塘小学，东问西找，年轻人中竟没有一个知道这件事！
好了，快到中午了，你还要烧饭。噢，还要问一句，你那个送给人家的妹妹后来找到没有？
第三封信：致一个被凌辱的女人（2）
有机会我再来，好不好？
第四封信：致六十七岁的“小七子”（1）
袁大娘：
你好！我见过你，你也见过我，可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那天，你用滞呆的眼神直愣愣地瞪着我。我呢？在乘你不注意的时候紧紧地盯你一眼，看你的神态、表情和形象，我极力想从你身上寻找五十年前十七岁的“小七子”的模样。不是我不懂得礼貌，我是怕你受到刺激，怕你犯病，怕闲人们围着看你。因为，你失去了正常的理智、正常的情绪和正常的思维，你会做出反常的举动来。所以，我，一个陌生人，不敢惊扰你。自然，我非常同情你和尊重你，虽然你蓬乱着花白的头发，穿一件蓝底小白花的布衫，黄脸上长着一对满是皱纹的三角眼，木然地站着，使人一看就知你是一个病人，一个精神病患者。你得了五十年的精神病了，你受尽了屈辱，你失去了青春和尊严。你还记得吗？是凶狠的日本兵逼得你发了疯，你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受害者。
最早，我是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登记表》上认识你的。
表格上这样写的：
袁××，女，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汉族，无业，南京人，一九三七年住后半山园，目前健康状况：精神病。
受害事实：日本兵进城时，袁当时十七八岁（已结婚），在上富贵山拾柴火时，被日本兵发现。当时她女扮男装，日本兵把她上衣剥去，看出是女的，后又将衣服全部剥光，从富贵山游街到太平门，后有人给她一件衣服遮羞，回家后感到难为情，服毒自杀，经灌肥皂水，总算活下来了，但后来得了精神病。
听人说，你父母在清凉山，是菜农，家里穷，你是老七了。你六岁的时候就到袁家当童养媳了。袁家也是种菜的，也是穷人家。你小小的年纪，一来就拣柴、挑水、种地。那时你梳一根独辫子，冬天也没有鞋子穿，光着脚，上面穿一件破棉衣，下身是一条破套裤，缩成猴子似的。天冷，你哭，你说“我想妈”。小伙伴们一起躲在草堆里，陪着你这个“小七子”流泪，你还记得吗？
你这一辈子受尽了苦。种菜、打柴、挨冻、受饿，但日子总是太平的。谁能想到你十七岁的那年，那个苦可是说不出来的苦，是不是？
那时是冬天，日本兵进城不长时间，外面乱，家里没得烧了，你穿着丈夫的旧棉衣，戴上一顶破帽，背着一只竹筐去拣柴火。你知道，日本兵见到女人，会像狼一样地扑过来的。那时，南京的许多妇女都女扮男装了。有一次日本兵抓伕，他们把民伕一个个地捆起来时，发现有几个人胸脯鼓鼓的，撕开衣襟，露出了白皙而丰满的乳房。日本兵淫荡地大笑，在民伕队伍中一个个地全身搜查，脱帽子、摸胸脯、摸裤裆，将搜出来的几个妇女扒掉衣裤，在墙壁上像“大”字一样地用钉子钉住四肢，还在阴户里塞进木棍！
你也没有逃脱魔掌。你在富贵山上拣柴草，筐子快满了，你还想多拣一点。几个日本兵走过来，问你话，你不答。他们打你，你还是不说话。一开口，你怕暴露少女清泉般的嗓音。日本兵生气了，他们撕你的衣服，他们吃了一惊：“花姑娘！”
他们伸出了黑色的魔爪。十七岁的少女正是鲜花怒放的年华，野兽撕碎了花瓣！他们又用刺刀在你的脖子上试了又试，你吓呆了！日本兵又把你赤身裸体地押下山游街，你又怕又羞，你低着头，浑身战栗着，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你是冰清玉洁的一尊雕像！
你是弱者，你怕人讥笑，怕无脸见人，所以你服毒自杀。你也是强者，当肥皂水进入你的肠胃，生命女神再次卷顾了你。你活下来了，顽强而痛苦地又活了五十年！
你是幸福的，你看到了正义和善良的胜利。你住进了新村公寓，这里曾是你种菜的地方。虽然你失去了丈夫，你的儿女都尊重你、体谅你。你常常做出他们不高兴的事情，你为什么老是钻到垃圾堆里去拣脏东西？拣来菜皮、瓜皮和烂泥，满满地煮上一锅，再煮上一锅，给谁吃呢？那天我来看你，你又在垃圾堆里，拣了破伞、木棍和装有煤灰的蒲包，你把它堆在漂亮的阳台上，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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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封信：致六十七岁的“小七子”（2）
我在问你，大家都在问你：拣这些破烂干什么呢？
你嘴上喃喃地说着。说什么？
噢，你在说过去的事，说你自己想说的话。那你说吧，大声地说！
不安的“安居”
总面积只有四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拥挤着近三十万的难民！这里可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人口密度最高的记录。在中国的这块领地里，德国、美国、英国等西洋人是保护神，手拿屠刀的日军成了统治者，中国人却成了寄人篱下的可怜虫，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这里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国际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台上表演他们的传统节目或即兴之作。紧锣密鼓，剑拔弩张，人性、兽性和奴性展开了生死搏斗！
啊，令人不安的“安全区”。
。。
人人过关（1）
占领南京的日军惊魂未定。他们知道，曾与他们拼死血战的十万中国守军，不少人仍然隐伏在市内，相当多的中国军人混杂在安全区的难民中，这是一批危险的人物。进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四五个随从，来到宁海路五号国际委员会，瘦高个子的费吴生立即笑脸相迎。因为头一天日军在难民区打死了二十个难民，传教士出身的美国人尽力地想制造一点友善的气氛。
刚坐下，矮个子的日本军官就提出：
“据我们得知，这里有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希望你们能交出来！”
费吴生愣了一下：他们怎么知道有六千名的呢？他急忙叫人递上茶水：“败退的中国兵有一些，可不多。再说，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应该给予人道的待遇，昨天贵方已经答应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帝国军队要求贵方协助的是：把六千名中国兵交出来！”
难民们分散在二十几个收容所中，日本兵一时也分不清哪些是中国兵？中国兵藏在哪里？整整花了一个小时，费吴生费尽口舌地辩解着，他极力地要保护走投无路的中国败兵。
日本军官不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国际委员会的十五名委员正在煤油灯下开会，日军从安全区中拖出了一千三百个男人，用绳子绑着，一百人捆成一串。头上戴着帽子的男人，都被日军抓下帽子扔到地上。其中有许多中国兵，军人都光着头。
拉贝急坏了。他立即带着委员们赶去交涉，日军不理不睬。费吴生在队伍中奔跑。黑暗中，他在寻找昨天向他交枪的四个小个子广东兵。他们说，他们为抗战来的，他们不愿放下武器。还有一个北方的大个子军官，他曾向费吴生倾诉了战败后的遗憾，那一双失望的眼睛使费吴生久久难忘。他寻不到他们。刺刀押着他们走了，他们昂着头，没有一个人哭。
拉贝气得要命。他觉得日本人欺骗了他，他也欺骗了中国人。愚弄人是不道德的。当天中午，他和国际委员会秘书史密斯、总稽查史波林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内，与日军特务队队长商谈过这个问题。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参赞担任翻译。他说：“对于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托日军的仁慈态度。”不过几个小时，日本人怎么不能“信托”了呢？难道枪杀就是“仁慈”？
十六日一早，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叫史密斯执笔，致函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昨天因贵国高级军事长官抵达此间，敝委员会认为秩序即可恢复，故未提抗议。不料晚间情形更为恶劣，敝委员会不得不胪陈各点，促请贵国军事当局注意，并设法加以阻止。”
对这件公函的答复，日军当局对费吴生说：“难民区内还藏有中国兵两万人，我们将肃清这些恶鬼！”
费吴生不安了：“恐怕不到一百人了，他们都没有武器！”
肃清“恶鬼”的行动开始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阴森森的寒风中，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日本宪兵司令的通告：
为布告事：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
宪兵司令部将签发平民护照，以
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
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
得代为领取，倘有老弱病人，须
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
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人们围观着，议论着，怒骂着。不识字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请人读给他们听。也有人提出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到哪里去登记啊？”“抱在手里的娃娃要不要登记？”
打听到了消息的人互相转告：“十六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去登记。”“登记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和山西路广场。”
明知登记会有风险，可不登记说不定风险更大。南京人已经尝到了日本兵的厉害！
天蒙蒙亮，山西路广场上就挤满了膀子上戴着太阳臂章的人。虔诚的基督徒朱寿义也去了。过了一会，来了几个带枪的日本宪兵，先叫大家四个一排站好队，长绳似的队伍一直排到三里地外的宁海路。哪个人乱钻，哪个人说话，日本兵的枪托就打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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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过关（2）
广场上用桌子搭了个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国人站上去讲话了，他个子不高，听得出是外地口音，边讲边指手划脚：
“同胞们，日本人是好人，大家都要听从皇军的命令。你们中间哪个当过中央军的，就站出来。你们没有家眷，流落在外面，生活很苦。只要站出来，皇军不但不杀，愿意做工的可以做工，愿意回家的还发给路费！”
讲到“发给路费”的时候，他还拍了几下胸脯。有人看他穿着西装，还戴着一副眼镜，有点洋气，认为可以相信的。
“这人是谁？”有人悄悄地问。
“好像是夫子庙卖过仁丹的。”
“这人叫詹荣光。好像是湖北人，九头鸟。”
“中国人总不会骗中国人的吧。”
“难说。”
一阵小小的议论后，就是一阵小小的骚动。詹荣光又说话了：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