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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我肚子饿，就钻出烟囱出来找东西吃，钻到一个大的小管子里，仍然听到枪声不断。三天后，我趁天没有亮钻出水管，被日本兵看见了，赶到一个已经集中了好几百个人的地方。后来有不少人被用绳子绑起来押到汉中门去，听说都杀死了。我被赶到难民区，听人说难民区里的年轻人也要来抓，我就逃走了。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天气晴
左润德男六十六岁南京市石榴新村159号
俺家来南京九十几年了，老家在山东。家乡口音改不了，一代传一代！那时俺拾煤渣，父亲拉人力车，苦人啊！俺那时跟老孙住不远，就是上午你找的孙庆有。
你听我说，冬月十二下午三点钟，日本兵来拖俺，说俺是中国兵，赶到小王府巷。是磨坊马二的院子，进小门，右手一拐就是。院子门口有个日本兵放哨，他没有枪，手里拿一把斧头把门，押进去有七八个人，俺后面的一个回过头去看了一眼，斧头就砍了下来，不很重，后颈破口子淌血。进了院子叫俺们跪下，脸朝西，俺是北边第一个，挨了斧的是第三个，他跪下就昏过去了。
有七八个日本兵。刚举刀要杀，跪南边的那个人不知怎么的叫了起来：“有马！”日本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叫他起来带去找马。这人是赶马车的，日本兵都跟他去了，只留下拿斧头和拿枪的两个日本人。拿枪的日本兵开始用刺刀捅了，从南边开始的，还是拿斧头的把门。第一个跪着的人“啊”的大喊一声倒地了。俺想要死要活就这一下了，就和右边的官生志膀子碰了一碰。俺呼的一声站起来，冲到门口，那个拿枪的日本兵不知怎么回事，用枪拦了俺一下。跟在俺后面的官生志头一低就钻出去了，刺刀划在俺的胸上。俺知道枪刺能拔下来，就抓住刺刀，日本兵往后一拉，自己坐在地上了。开始，拿斧头的日本兵管着跪着的几个人。后来他过来了，地上的人都站起来也想逃出去。俺趁那个日本兵倒下的时候冲出门了。他在后面开枪，第一枪没中，打第二枪时俺拐了个弯，转到另一条巷子里了。那天下午小院里杀死了四个，跑掉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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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在心底的恨（采访日记）（4）
夜里，鬼子来放火，俺这一片都着火了，许多人出来救，被日本兵拖着往火堆里扔，烧死了一百几十个！错不了，我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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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这样记载（报刊剪辑）（1）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报道：
“对日军来说，占领南京在军事上政治上极为重要。但是，其胜利却由于野蛮的残暴行为，由于大批处决俘虏，由于在市内进行抢劫、强奸和屠杀平民，以及由于胡作非为的蔓延而不复存在了。这些行为必将玷污日本民族的声誉。”
一九八五年四月美国新闻界“重访中国代表团”成员、七十八岁的蒂尔曼·德丁在江苏访问时，语调深沉地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时，我正在南京。当时南京并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就沦陷了。日军进城后，到处屠杀士兵和人民，满街是尸体。街上还有很多受伤的士兵排着长队，被日本兵押往屠杀的地方。我离开南京的那天，在长江边等船，还看到日本兵把二三百个被俘的军民，约五十人一批一批地逼令他们互相残杀，而日军却站在一旁抽烟狂笑，真是惨无人道之极。我及时地把亲眼目睹的这些惨状，向《纽约时报》发了专电，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但是，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是不允许向外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电文的，我只好驾着汽车到上海去发，行走二十英里，被日军拦住，后来只好从芜湖辗转到了武汉，才把电文发出。《纽约时报》用八栏版面，刊登在显著地位，各国报纸争相转载，激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愤慨。
《新华日报》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万恶日寇罪行滔天南京屠杀三十万人
殷长青：我是在下关作小买卖的，是“红字会”的会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人进城，到处杀人放火，外边死尸很多。我带着人到下关去埋，简直看不见活人，我埋了一个多月的人。在江边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扫射死了，燕子矶一带有膀子挂在电线上的，腿丢在大路边的。我们挖了好多房子大的坑，分别男的女的埋下去，他们的手都被背绑着。埋了一个多月还埋不完，你看杀了多少人？
下关有三个冈是阎王关，老百姓过去就是死，有时要过路的人用头顶住石头跪在石头上，各种刑罚真用尽了。日本宪兵队抓了人，铁棒打、灌自来水，真是惨无人道。我埋了一个多月，共计埋了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我们有详细统计的。
日本《朝日新闻》一九八四年八月四日：
《又一本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在日本发现》
八月四日，在日本宫崎县臼杵郡北乡村一户农家又发现了一个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士兵的日记。这个士兵是侵华日军都城二十三团的上等兵。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闲得无聊时，就拿杀中国人来取乐。把无辜的中国人抓来，或活埋，或推入火中再用木棍打死，或采用残酷手段加以杀害。”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新华日报》
《永远忘不了的仇恨》
碑亭巷张正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八岁的那一年，我们全家九口除祖父因年老留在纸店中看门外，其余都跟父亲逃到难民区，八个人窝在一间小房间里。房间里还住着三户人家。女人躲在天花板上。大家饱一顿饥一顿地过着非人的生活。日本鬼子在难民区也照样杀人，几十个几百个地杀，被害的同胞有的无头无脚，有的少手缺臂。女人赤裸裸地死在马路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天很冷。我五岁的弟弟顺安带着两岁的妹妹小霞在门口晒太阳。忽然响起了“当、当、当”的钟声，这是告诉每一个难民鬼子进难民区来了，院子的大门立即关上了。父亲因为顺安和小霞在外面没有回来而坐立不安，但为了全院子三十多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能开门出去寻找他们回来。一会门外“叭、叭”两声枪响，接着一阵大哭，院子里的人都万分恐怖，不知死神又降临到谁的身上。
一会儿，日本兵走了，管门的老吴拉开沙喉咙奔进来大喊：“张老板，张老板，不得了啦！你家顺安跟小霞在对门学堂让日本兵打死了！”
历史这样记载（报刊剪辑）（2）
天花板上咚的一声，母亲一听昏倒了。父亲也疯了似的直奔出去。我吓得只是哭，一边哭，一边跟着父亲跑。到了学堂门口一看，已经有人脱下衣服盖在弟妹身上了。父亲当时发怔了多时，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仇什么时候报啊！”
不久，我们全家六个人回到家，一看，店已变成一片瓦砾了。对门牛肉店看门的刘伯伯对我们说：“你们走后半个多月，有一天来了四个日本兵，那天天冷，看到你们纸店容易着火，就要放火取暖。你们老先生（我的祖父）向他们求情，有一个鬼子一脚把老先生踢倒，拔出刺刀当胸一刀，可怜他老人家就这样死了，你们的店就这样烧起来了……”
我的祖父和弟弟妹妹就这样的死了，父亲辛苦开的纸店就这样被日本兵付之一炬！
日本《朝日新闻》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南京大屠杀目击者中山揭露日军侵华暴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陷落时，中山作为陆军坦克部队的上等兵，目睹了大屠杀的详细状况。他说：“我当时是机械兵，在修理坦克的沿途看到累累的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的尸首，这使我感到不可思议。”
《新华日报》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不能再让鬼子来砍杀》
我叫冯金德，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我在老家中华门外兴隆乡同我的弟弟、儿子、邻居和几千个乡亲一齐被日本鬼子绑到下关三汊河一带做苦力。想起那时所受的苦来，日本鬼子真令人可恨哪！他不给吃、不给喝，那怕是你替他抬的马料你都吃不到，逼得我们只好到那些断墙倒壁的大火堆里去找些烧剩的米面来活命。做起活来，从早到晚不准休息，慢一点就挨打，稍一不如他意，他就狠命一耳光把你打倒，跟着一脚把你踢下堤去，顺手就是一枪。就这样，我们的难友一天一天少下去，那个惨状叫人不忍看。滚到河边的、躺在路埂上的死尸，一眼望不到边。鬼子的汽车就在死尸上开来开去。使我永世难忘的，就是除掉枪杀、刀戳之外，还把活生生的青年人放在火上烧。一天，我看见一个人挂在电线杆上，烧得只有一个龇着牙的头骨和半截身子，腿和膀子都烧没了，底下还烧着一堆柴火。这样过了十几天，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就打算找我的兄弟和孩子逃跑，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后来知道他们也遭了毒手。这时我愤怒极了，总想拼命干掉几个鬼子，发泄心头之恨，可是手无寸铁，身体也被鬼子打得不成样子，一点力气也没有。我酸着鼻子把眼泪往肚里咽。我咬着牙、捏着拳头，我想：我不死，我要记住这个仇，等着有一天把这些凶手的罪恶告诉天下人！这天晚上我就拼死从虎口里跑了出来。
这就是历史，血写的历史。几十年过去了，受害者、加害者、目击者的声音，都录进了历史的回音壁，它将久久地播放。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1）
这是在一角八分一张的南京市交通图上只有半厘米长的东西走向的一条小巷。这条小巷中低矮的平房，狭窄的路面和埋电线杆的位置基本保留着老南京的模样。这条小巷中的几十户人家也大多是百十年朝夕相处的邻居。小巷中的邻居们大都保存着淳朴而特殊的西域式的回民生活习俗。
胖胖的笑眯眯的七家湾居民委员会的马主任就是一位回族老大娘。她戴着老花镜坐在石库门的居委会办公室中忙着统计全体居民的人口。石库门对面是一家飘着红烧牛肉香味的“清真园小吃部”。我在小吃部里坐了一会，店里的师傅告诉我，住在城南这条巷子中的人，在旧社会大多是杀鹅宰牛，捡废收旧的穷人。
这条巷名的来历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南京市地名录》内记载着一段关于七家湾巷名溯源的带血的故事。相传要饭为生的朱元璋当了明朝的开国皇帝以后，对与他共过患难的大脚皇后马娘娘仍然一往情深。元宵佳节，随从簇拥着他和马娘娘出宫游玩。在从大王府巷往甘雨巷的途中，忽见一户人家的门上贴了一幅年画，画上是一个不缠足的大脚女人怀里抱着个花花斑斑的大西瓜。朱元璋气坏了，他生了疑心：大脚是指马娘娘，怀中那个花斑大西瓜不就是自己那张大麻点的脸面吗？朱元璋大喝一声，下令斩满门灭九族，从此，热热闹闹的一条巷子仅存下七户人家！
今天，七家湾已繁衍到有七十六块门牌号码了。七家湾的大事中老是离不开“七”。一九八四年普查“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时，七家湾居民委员会填报了十七张登记表。两年多后我来这里采访时，当事人只剩下了七个！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啊，每一个老人的口中，诉说的是十家八家的血泪。每一户人家的悲哀，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
我叩开了他们记忆的门。
（一）这是位胖胖的壮汉子，圆脸，花白的头发，六十六岁，住七家湾三十二号，小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两把木椅和一张方桌，桌上点着三支香。他是南京市五金三厂的退休工人。叫袁昌华——
我当时住难民区大方巷十号，七家湾那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大部分都躲在大方巷十号，那是个大院，屋很多，现在还在，你可以去看看。我们住多长时间？我家在这里住了六代人了！你不问这个？问难民区，在难民区住了四个多月。那时我十七岁，挑担做小生意，上午卖糯米饭，下午卖糖芋苗。我记得最凶的是冬月十四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进来十几个日本人，毛胡子，都有枪，吓人呵！那天下大雪，我一看不好，就跑到三楼顶上的晒台上躲起来。我们有十几个小伙子都躲在楼顶上。日本人怕滑不敢上来，他们穿马靴，底下是铁钉，滑一跤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