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第11部分

　　

煤炭港【遇难者三千余人】（3）
翻译走过去和日本人叽哩咕噜讲了几句，就过来对我说：“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回家吧。”
　　我不能走了，就爬着回去。过煤炭港货房时我站不起来不能鞠躬，站岗的日本海军给了我一棍子，疼死了。我连忙咬着牙站起来鞠躬，又递过条子，才爬回和记洋行。
　　难民区里有个张老头，八十多岁了，白胡子很长，他的儿子和我一起抓走的。我说：“我的命是捡来的。”他哭得很伤心。后来他用茶水给我洗伤口，又用死人的大腿骨头刮粉敷在上面，两天换一次，整整一年才好。
　　现在还不行。伤了筋，天一变就疼。大冷天光着身子在江边泡了一天，身上一根布纱都没有，冻啊，两条腿得了关节炎。（本文作者见他两个膝盖上都贴着伤湿止痛膏）
　　那天我哥哥也被日本兵抓走了，他当挑夫，烧水做饭，一直到句容，夜里把水桶扔在井里跑回来了。他叫陈金龙，我叫陈德贵，我们兄弟俩命大。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求生是人的本能。可是，为什么面对着死亡，这么多的人都不敢拼死去寻求生路呢？看来，懦弱和胆怯比死亡更可怕。或许，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胆怯和软弱是可以谅解的，而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悲剧。
　　我从中山码头走到煤炭港，走到当年英商和记洋行的旧址。我极力地想从历史的陈迹中寻找一点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用的东西。
　　我望着电厂那只高烟囱出神。下关电厂大门口用砖石和水泥修筑的“死难工人纪念碑”深深地吸引了我，碑上记述着五十年前一个悲惨的故事，它像电，它像火，照亮了人们的心。
　　电厂厂史编写组一位姓谢的老同志向我介绍了碑上的往事。他是遇难者们的代言人。
　　代言人说——
　　我们下关电厂早时候叫金陵电灯管厂，前清宣统元年用二十万两白银建的，七八十年了，机器都是德国、美国造的。解放前改名扬子电器公司，成了宋子文的官僚资本企业。日本人来的时候，先是挨飞机的炸弹，但工人边炸边修，电灯一直亮到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当时厂里有五十三个人留守。日本兵进城时，工人都躲到旁边的和记洋行去了，后来被赶到洋行旁边江汊子车站的一排货房里，就是以前火车过江的地方，又叫煤炭港。
　　电厂的五十三个人中有两个失散了。副工程师徐士英被和记洋行的领班叫去给日本人配汽车钥匙了。有个叫曹阿荣的工人，早些时候在上海的日本人开的丰田纱厂里做过工，会说几句日本话，就被日本兵拉去烧饭了。这个人聪明，他知道拉出去的人生命有危险，就对日本兵说烧饭的人不够，把厂里的周根荣、薛和福、孙有发和李金山四个人喊出来了。他本来还要喊，但被日本兵制止了。
　　这几个人死里逃生留了活命。其他四十几个工人和三千多难民一起，十个一批十个一批被押出去赶到江边枪杀了。只有一个叫作崔省福的，他押出去时已是傍晚了，听见枪响，他一头栽倒在死人堆里，一发子弹从他的肩上打进，从腰背穿出来，过了好久才醒来，终于九死一生地幸免于难。还有一个船工也侥幸活命。失散的两个工人后来才知道，一个躲在朋友家中没有遇害，另一个被日本兵杀死了。这样，我们下关电厂在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中有四十四个工人遇难。为了纪念和安慰死去的工人兄弟，解放初，我们在厂门口修了这座纪念碑。全厂工人天天见到它，它天天在和我们说话，述说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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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门外【遇难者两千余人】（1）
【访问记】
　　他出席过国际法庭
　　我在繁华而又嘈杂的闹市区找到了他的家。这里是靠近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的糖坊桥。一块“佳乐小吃”的招牌和我笔记本中记下的门牌号码对上了。大铁锅上热气腾腾，饺子的香味阵阵扑来。
　　“伍长德？你找他干啥？”店主人问。
　　我递过介绍信。
　　“在里面，请。我是他的儿子。”他伸出沾满面粉的手引我穿过店堂，进入了南京市常见的木结构的老式旧屋。
　　屋里很暗。一个瘦削的高个子老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双手抱着个白白胖胖的重孙子，身边靠着一根长长的白木拐棍。
　　伍长德老人长脸长眉毛，平头短发，眼睛不大，鼻梁上架着一副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近视镜，额头上像蚯蚓一样的血管和紫红色的皮肤上像细浪似的皱纹，说明了这位八十老人饱经的风霜和艰辛。
　　他向我述说了他的苦难和仇恨：
　　“俺是徐州邳县人，十七岁来南京做小工，后来当交通警，也做豆腐，一直住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了。
　　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齐攻南京，俺把家眷送到淮安丈母娘家去了，当时大儿子才三岁（就是门口那位“佳乐小吃”店的主人）。俺一个人躲进了中山路司法院的难民区，里面有好几百人，有两个人俺认识，也是交通警，都换了便衣。俺住小楼房。第二天进来躲避的人多了。
　　十五日早饭吃过的时候，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日本话乱叫了一通，俺也听不懂，不知说啥。后来就用刺刀赶大家出去，屋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
　　大门不开，日本兵把俺从侧门赶出来，赶到了马路上，有好几千人，都叫大家坐下，不知他们要把俺们怎么的，心里很害怕。日本兵还在大声地叫喊，反正俺听不懂。
　　在马路上坐了有个把小时，就用刺刀赶俺们站起来排队走，走到新都电影院门口，停下来了，又叫俺们都坐下。不知搞啥名堂？
　　一会儿开来了好几辆汽车，车上有日本兵有机枪。俺有点慌了。
　　汽车在前面开，俺们排着队在后面走，往汉中门那个方向走。走到汉中门里，又叫俺们在地上坐下。我看见日本兵把汽车上的机枪搬下来，扛到城门外去了。
　　坏了！四周都有端枪的日本兵看着俺们。一会，两个日本兵手拿一根长绳子，一人一头，在人堆里圈，圈进去的有一百多，日本兵拉着这个绳圈圈把他们押到城门外面去了。
　　城门外面是秦淮河。俺害怕了，要杀人了，很多人都紧张，又都不敢说，更不敢动。
　　枪响了，有哭的，有叫的，吓得人心里发毛！队伍乱了套了，坐着的人有的吓瘫了，倒下去不会动了，看押的日本兵当场一枪打死！
　　第二批又圈走了一百多个。从城门外进来的日本兵刺刀上鲜血淋淋！到了五点钟的光景，俺也被圈进去了。这时，剩下的坐在地上的还有二三百人。
　　俺们那一批人中有的知道要死了，呜呜地哭，有的不吭气，也有骂日本兵的。刺刀顶着脊梁，谁都不敢动，也没法子跑。走出城门，就是护城的秦淮河。日本兵把俺赶到河的堤坡上，岸上有两挺机枪对着，堤坡上尸体层层叠叠一大片，血像小河似的一股股地向河里流。
　　俺急了，跌跌撞撞地向前冲了几步，就趴倒在尸体上面了。这时，机关枪咯咯咯的响了，人都倒了。只听得“爹啊”、“妈呀”的叫，也有“喔唷”、“啊呀”喊疼的。
　　机枪扫过又打了一会步枪，是单响的。俺身上压着的那个人一动也不动，好像是死了。
　　天黑了，尸体上好像有人在走。热乎乎黏乎乎的血流到了俺的脖子上，俺是双手抱着脑袋朝河水趴倒的。
　　啊唷！俺背上不知咋的，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原来日本兵在上面捅刺刀，俺背上也戳了一刀，还好，不很深，刺刀是从上面那个死人身上穿过来的。
　　刀刺过以后又听到了机枪扫射声，俺身上扑通扑通又倒下来好些人，压得俺气都喘不过来。俺脑子清醒，上面人的说话声，模模糊糊都能听到。
　　

汉中门外【遇难者两千余人】（2）
后来倒下来汽油，又扔了不少劈柴。汽油味难闻。一点火，呼呼的烧起来了，俺身上的衣服也着火了，疼啊，又是烟又是火，俺受不了啦，死了算了，俺用劲拱，用劲爬，爬出尸堆，我脱掉了衣服，跳进了护城河。
　　河里水不多。天黑了，日本兵走了，俺就爬上了岸。背上疼得直不起身子，只好顺着堤坡爬。爬不动了，后来在岸边见到一只小船。船上没有人，有破衣破裤子。我拿来就穿，衣服太小，俺个子高，穿起来露出肚子。
　　再爬，爬到了一家被火烧了一半的人家。俺在草堆中一倒，昏沉沉地睡着了。
　　醒来，俺用锅灰抹了一下脸，挎了只破篮子装成要饭的进了城，到鼓楼医院住了五十几天伤才好。住院不要钱，是红十字会救济的。伤好了，背上留下了比鸡蛋还要大的一个疤。”
　　他掀起衣服的后襟，裸露出紫酱色的瘦弱的腰背给我看。腰脊骨偏左处，凹下去一条五寸左右的刀伤！月牙形的伤口早成紫褐色的硬块了。他给许许多多人看过这块伤疤。一九四六年五月，作为受害者和目击者，伍长德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邀请到日本东京，参加对日本战犯的控诉！
　　他对我说：“十二个###官坐在台上，有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俺中国的梅法官坐在第二位。气势汹汹杀人的日本鬼子像瘟鸡一样低着头站在俺面前。俺把怎样受伤、怎样逃命的经过讲了一遍，日本人没有话好说！国际法庭给俺拍了好些照片带回来，可惜文革的时候都烧了，照片上有很多外国人，俺怕‘里通外国’变特务！
　　那时国际法庭给俺发了一个卡，在东京吃饭坐车都不要钱。俺坐在车上、坐在饭桌边，就想起许多被日本兵打死的人。俺在法庭上说：要赔我们的损失！赔我们三十万人的生命！不知咋搞的，没有回音。”
　　【当我写完这一章节的时候，突然传来伍长德老人因病去世的噩耗。他带着要求赔偿战争损失而得不到回音的遗憾到天国里去了。他带着被侵华日军的刺刀戳了五寸长的那一块紫色的僵硬的伤疤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草鞋峡【遇害者五万余人】（1）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朝日新闻》报道：
　　俘虏众多难以处理房舍人满为患粮食供应颇伤脑筋
　　【横田特派员南京十六日电】两角部队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南京溃败敌兵，因为这是前所未遇的大规模的生俘敌军，故部队方面略觉为难。部队人手远远不够，只得采取临时措施，将其解除武装，押入附近兵营，兵营中塞进一个师以上的兵员，二十二栋房舍挤得满满的，真是盛况空前。××部队长发表了“皇军不杀害你们”这样慈祥仁爱的训话，俘虏们始而举手叩拜，终而鼓掌喝彩，欣喜若狂，彼###之散漫国民性，诚令皇军为之羞耻。
　　报道有几点失实：俘虏并非全是散兵，也有不少老百姓。俘虏的数字被大大地缩小了，实际人数是五万七千多人。
　　五万多人的命运如何？
　　四十七年后的一九八四年，日本福岛县七十三岁的“田中三郎”吐露了真情。当时他是两角部队的下士。记者采访了他：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
　　一九八四年九月《朝日周刊》：
　　在南京北面有一座叫做乌龙山炮台的阵地，部队向这里进攻时，也未遇到有组织的抵抗。在沿支流挺进至幕府山脚时，一举迫使大批中国士兵投降了。各个中队手忙脚乱地解除了这批俘虏的武装，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只许他们各带一条毯子，然后就把他们收容进一排土墙草顶的大型临时建筑中，中国兵管此叫“厂舍”。田中先生回忆说，这些建筑是在幕府山丘陵的南侧。
　　被收容的俘虏，生活极为悲惨，每天只分得一碗饭，还是那种中国餐中常用的小号“中国碗”，连水都不供给，所以常看见有俘虏喝厂舍周围排水沟里的小便。
　　在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根据上面“收拾掉”的命令，把这群俘虏处理掉了。那天早晨，向俘虏们解释说：“要把你们转移到江心岛的收容所去。”
　　转移大批俘虏应当警备，所以配置了约一个大队的日本兵。这是一次大批人员的行动，动作很迟缓，先把俘虏们手向后捆起来，出发时已是下午。出了厂舍，命令俘虏排成四列纵队成一字长蛇，向西迂回，绕过丘陵，来到长江边，大约走了四五公里，顶多六公里。不知是觉察到可能被枪杀，还是渴不可耐，田中看见有两个俘虏忽然从队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