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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3）（图）
在甘肃天水，每年五六月间便陆续开刀割浆，烟会也就开始了。“这时城市大量无业贫民和苦力劳动者，都到农村赶烟场打短工。小商小贩也备齐农村所需各样货物，到乡下烟场换烟土。城里说书的、唱戏的、算卦的、装水烟的、打‘泥娃倒’、‘打板子’的等，也都纷纷下乡赶烟场。尤其唱秦腔的鸿盛社戏班子，这时也下乡演出，他们晚上演大戏，白天划整为零深入田间地头，吹吹拉拉，清唱几段，讨点烟吃。县政府的官差衙役也趁此下乡，勒收亩捐借机发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靖远，由于种植罂粟，县城出现了繁荣。在七八月份收烟的时候，赶烟场的人很多，靖远城乡也空前热闹。据记载：“当割烟的时候，和尚、道士不远千里而来化缘。卖武、耍猴、马戏团络绎不绝。当时最时兴的日用品，例如化妆品、生发油、花露水、丝织袜子、天津礼服呢等都是普通货。城镇街道上京货摊子排比拥挤，五光十色。印花布、细布、斜布、绸绸缎缎、零星玩艺，应有尽有。”“除了赶场的短工以外，还有一部分是走江湖的，拉狗耍猴，猴子、小狗在地头给地户叩头作揖，提水烟袋的给大家装水烟；弦管卖唱的唱一段；卖武的扛着大刀、杆子，一到地头，一口大碗伸向地头的掌柜，掌柜的即抹一板子大烟。”“卖艺的人每到一村，找一个适中的现场，敲起大锣，群聚而观。当场不要钱，算作献艺。过后到地头大碗一伸，等于收票。这些伸手的人每能要满满一大碗，约三四两。戏班的演员尤其吃香。麻子红（一名角的诨号）一度到靖远赶场，在大碗后面还有龙套抬着牛头罐子，地户争着抹，希望在庙会上看他的拿手好戏。”（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甘肃陇西，“收烟时引来陕西、河南等省形形色色的人流来赶烟场，有富商大贾，有流氓乞丐，有妓院和各种杂耍，真是乌烟瘴气，盛况空前。”（陈仁：《陇西种植、吸食、禁止鸦片记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当然，烟会中缺少不了收购大烟的大小商贩。在靖远县，“当大烟收割正忙之时，远近土客接踵而来，东路来客最多，兑来大批现金，坐地收购。庄客多半集中县城西关，小贩和农民以烟求售，有牙纪行，名曰‘土店’。这样的土店不知有多少家，每一庄客，起码都收购万八千两。西关大街拥挤得摩肩接踵。有很多巨商在靖远作汇兑，兰州的万顺成就在靖远设有分号。土客的资金和政府的解省公款，动辙以万计，都是经过汇兑，可免带款被匪抢劫。”（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省的西昌，“每年春末夏初，新鸦片大量上市，西昌便开始了盛况空前的繁荣，其繁荣热闹胜过往昔虫会。烟会期长短不一，一般延续一个月左右，交易主要在西街川主庙及其附近。那段时间西街上行人熙来攘往，摩肩接踵，街沿坎上满是大缸小钵的生烟。……西昌烟会最繁盛时，每会交易量都在300万两以上。”“卖烟的除西昌本地农民外，还有冕宁、越西、盐源、昭觉来的。买主则多数来自四川内地，其中又以军政要员的代理人为多，西昌的军政人员则亲自上市收购。”（林如渊：《西昌鸦片祸害一瞥》，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宜宾，“每年罂粟花（俗名烟花）结果，割破后收的果浆，即为新土。当旧历每年四五月间，新烟土登场时，举行烟土贸易###，就称‘烟会’。一般为期一个月左右。参加者多为烟农和中小烟贩。”“烟会开始后，市场也空前繁荣。每天上午下午烟土到处公开陈列，大小店铺和摊贩，遍街都是。尽管离此一千余里便是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所在地，但这里却无人说禁烟。省内外来到这里赶烟会的人，摩肩接踵，称斤讲价之声不绝如耳。旅馆食店，生意也特别兴隆，各种日用品、食品应有尽有。……随着烟生意而来，便是吃喝玩乐，烟、酒、娼、赌，混迹其中，平时冷冷清清，连过路狗都要咬人的乡场，一时虚假繁荣，乌烟瘴气。烟贩们这种疯狂的争利和享乐，往往伴随着另一种乐极生悲。那就是烟会期间，抢劫与暗杀不断发生。烟会期间虽然热闹，但那只不过是烟土的陈列展览，所成交的是小量零星的烟、物而已。真正的大批鸦片买卖，是在暗中进行的，烟会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宜昌市政协文史办：《宜宾烟祸纪要》，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4）
关于烟会上鸦片买卖的具体情形，我们以内蒙古的赤峰县为例说明。民国年间，“每年大烟季即收割季节，市面上比往常热闹多了。……集市路边摆着一排排的收烟摊，收买大烟的人多是来自天津、北京、沈阳等地的老客，也有本地绅商富户派出的收购人。他们坐地摆设短腿桌子，上面旋转大烟灯、戥子、秤、盛烟奶子的盆、罐、油布等，以招徕卖烟的农民。一般种烟户，要完税，要交租，要还债，割大烟更要雇帮工，急等钱用，只要烟地一开刀（开始割浆）就随割随卖。所以，一到集日，卖大烟奶子（指生鸦片）的人很多，摩肩接踵。他们拎着罐子、缸子，也有的牵着毛驴驮着装有刚晒成的稀烟土，到处求售，也有给本地主顾、东家送货上门的。收售鸦片必须用烟灯、钎子等工具把烟奶子或烟土经烧烤后冒出烟雾，再加吸嗅捻看，以鉴别品质优劣高低，最后议价成交，过秤付款。外地老客收足了生鸦片多是就地加工，及时运走，而本地富户则加工后储藏起来，相机高价出售或转运外地。”（李心平、王洪武：《鸦片烟毒在赤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烟会期间进行着鸦片贸易，交易量很大，往往是旧官僚勒索钱财的好机会。在云南省滇西地区，抗战时期鸦片烟买卖市场集中在巍山县，过去叫蒙化，当时的县长是宋嘉静，所有从西路来的烟进入蒙化，都要按百抽一给宋嘉静。后来烟市搬到了凤庆，蒙化实则成了公开市场（参见马超群：《云南制烟贩毒内情》）。在四川荥径县，“县长唐登汉在每年烟会的前期，必须把乡镇长加委一番。因为收烟期间，乡保长的油水很大，必须向县长献上一笔大款，才可以得到加委状；如果包袱（指贿赂）小了，加委状就到钱多的地方去了。顺江乡乡长熊大章因只送了金圈12支就没有得到加委状，后来向亲朋借贷，凑足20支金圈，加委状才得到手中。其他每个乡长都不两样，不过礼物不同，方式各异。烟会期间，加委状异常宝贵；缮写委状的，封印委状的，转发委状的，登记委状的，还有听说加委了先去报喜的，衙门里上上下下，太太小姐，丫头老妈以及打杂勤厨，都是要吃喜分红的。这笔收入的款项，也就是衙门上下人等预备购买新烟准备金了。当然，乡长回乡，对于保甲长也照搬这套方法来索取现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也算是当时的常规。”（陈耀伦：《西康烟毒与荥经事变》，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从以上数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生产种植在全国许多地区已经成为一件十分重大的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对鸦片的生产十分关注，渴望着丰收。因此，当收获在即的割烟时刻，鸦片种植区都热闹异常，空前繁荣，形成了节日般的烟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烟会就是当地的重大节日，还是一个内容丰富、购物、娱乐兼顾的节日。
赶烟会的人包括三教九流，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分别是具有割烟技术的刀儿匠；因刚卖了大烟，手头略微宽裕的农民，他们急于给衣不蔽体的妻子儿女买衣服、家常日用品；各种各样的商贩，从卖衣饰到各种食品、日常用品；收购鸦片的烟土商，他们从农民手中收取零星的生鸦片，再转卖给外地的大鸦片商；各类地方戏的演员、戏班子、杂技演员、马戏班子、耍把式的武术教头等，他们也趁人们手中有钱，心情高兴，来献艺赚钱；僧人、道士等神职人员，他们或前去化缘，或者发布“天气预报”，索取大烟，也是趁机分润的一伙；妓女、小偷、盗匪也来了，他们或以色相换口饭吃，或明抢暗偷，乘机捞一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烟会期间，各地地方衙门里的军政大员、大小官吏和差役人员，也伸出了手，或者派人收取鸦片，囤积居奇；或者亲自出马收购；或者趁机委任各级官员，捞取卖官之钱，或者乘机勒收捐税，中饱私囊。因此，烟会期间士、农、工、商等人都来了，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来了，他们都要赶烟会，发鸦片财。
烟会期间的活动丰富多彩，具有浓厚的节日气氛。当然，烟会期间主要活动是收获大烟，买卖鸦片。当地人口最多的农民正在得到或已经有了钱，可以购买家庭生活必须品，甚至为子女添置新衣等。因此，日用商品如衣服、鞋帽、百货等的购买和销售也非常旺盛，买、卖量也很多。可以说，日用品的买卖，也是烟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文化娱乐活动，是烟会期间尤为带有节日气氛的活动。在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等鸦片生产地区，农民生活十分艰苦，文化娱乐活动十分贫乏、稀少，而烟会期间却是少有的例外，一些颇有名气的戏班子、演员也从城里来到了农村的烟会，利用晚上搭台唱戏，周围的村民纷纷前往围观；白天各种演艺人员，如唱戏的人、耍把式的人、耍魔术的人、玩杂技的人，来到了地头，敲起锣鼓，表现开来，在田头劳动的人，便可以就近观看，热闹一番。此外，算命、问卦、占卜的摊子也支了起来，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生活负担又非常沉重的农民，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便“听天由命”，相信占卜算命的活动，纷纷求神问卦，预测吉凶祸福。由于赶烟会的人员复杂，一些卑劣下流之徒，便寻花问柳，而从城里来到乡下的妓女，也就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小偷、流氓的眼睛则盯住了刚卖完大烟的农民、小商贩、太太小姐的腰包，时刻准备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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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5）
所有这一切表明，烟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每年都要举行，已经含有民俗的成份在内，有着文化内涵。可以说，烟会是“鸦片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烟会是因交易鸦片而兴起，鸦片交易是其主要内容，而其他商品交换活动、文化娱乐活动都会附丽于鸦片买卖之中，因此必然附着鸦片生产而兴起，扩大，也必然随着烟毒的铲除而消亡。
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1）（图）
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停止其走私、输入中国毒品的行为，每年仍有不少鸦片、吗啡、海洛因等烟毒输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鸦片进口的减少，毒性更强、危害更烈的吗啡、海洛因却不断输入中国，数量逐年增加。
吗啡是19世纪初发明的“药物”，具有极强的麻醉、镇痛作用，广泛地用于医疗中。但吗啡的副作用很快被发现，是成瘾性更强的毒品。然而，中国人对吗啡这一毒品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而是把它当成戒除鸦片瘾的灵丹妙药，用来治疗鸦片瘾患者。清朝外务部曾经就此问题上奏皇帝，奏章指出：“吗啡系鸦片所炼之精，原为西医药料。而华民每用吗啡药针刺入肌肤，以抵烟瘾。”一些医院也用吗啡作戒烟药，广泛应用。上海大英医院即以吗啡治疗烟瘾，并大肆宣传，广而告之。它于1874年3月12日在《申报》上作了这样的广告，宣传吗啡之药效，广告说：“由伦敦新到戒烟药莫啡散（即吗啡散）多箱，其药醇正而有力，故杜瘾（指鸦片瘾）之效较为速捷。”这一广告倒也名副其实，吗啡之毒性、成瘾性的确高于鸦片，用它是完全可以解除鸦片瘾的。不幸的是，戒除了鸦片瘾，却染上了吗啡瘾，其为害更强。
由于清朝同治年间吗啡才入口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对新来的吗啡尚无正确的认识，因此很多人都用吗啡戒除鸦片瘾，各地西药房也公开出售吗啡。时间一长，一大批人戒断了鸦片瘾，染上了吗啡瘾，使吗啡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同时，一些外国奸商在洋鸦片受排挤、利润和销量降低的情况下，别开财路，贩运吗啡，造成外国吗啡充斥中国，吗啡销售急速上升。1892年上海口岸进口吗啡15761盎司，至1901年即高达114080盎司，十年之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