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广东人首先学会了熬制烟膏的本领，他们的手艺最高，所熬之膏深受欢迎。在清末民初，上海的烟膏店主要集中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主要是由广东人即广州帮和潮州帮开设的。最著名的有广诚信、广诚发、广诚昌、广福和、广维新、赵南来等数十家，均属广帮；林恒丰等数十家则为潮州帮。广帮烟膏以香味浓厚为上，更有所谓不知年代的陈膏、宿膏。广帮之烟膏价格昂贵，在清末每钱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之间，每大洋一元只能购得一两烟膏，有时只能购得七八钱。虽然如此昂贵，还是深受瘾君子的欢迎，因为“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如吸别帮之烟，每过瘾须五钱者，吸广烟只须一二钱，盖大土力厚之故”。另外，广帮烟灰也可以换烟，“每灰一两换烟四钱”。
在全国其他地区，土膏店也很多，如毗邻上海市的衰败不堪的上海县城，也有土膏店二家：一公记，在本城；一晋记，在亭林城厢。
在山东济宁，土膏店有董其盛开设的“盛华”，袁鸣皋、李幼石开设的“鸣石”，曹安卿经营的“寿康”，满隶园掌柜的“洪园”，刘海亭经理的“新新”等多家。
在安徽安庆，民国年间也有多家土膏店，有王烈侯、王少侯在同安门外开设的土膏店，有李连旺在大南门沿河街开设的土膏店，有王宏发在同安门开设的土膏店，有杨贤文先后在沟儿口、西门正街、韦家巷开设的土膏店，这些土膏店时开时歇，经常有八家左右。
在浙江温州，土膏店又叫“大土馆”或“大土宕”，折兑与门零皆营。其烟土主要购自大土行，熬成烟膏后除卖给烟馆外，还开灯供人吸食。这些土膏店家家门首高悬“公班水笼，大土折兑”或“烧焙大土，塘原煎”等招牌，极言其质量好，煎法考究。主要土膏店有：南大门车桥头的马武元，虞师里的王岩明，谢池巷的银翠，城西街的潘昆，水井佛前的伍老大，麻行僧街的凌子耀，东门外的公释友，大同巷的阿有，西门的王怡生、同春、醉乐轩，文书巷的五云阁，府前街的留香阁等多家。
甘肃在清末即有官膏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后，全省各地都先后设立。官膏局负责征收烟税，收购鸦片，零售生熟烟膏。天水的官膏局曾贴出告示，大唱禁烟高调，而自身却大卖烟膏。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作法，十分荒唐，使人反感。一天，有人在官膏局的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很有讽刺性，也很有见地。对联曰：“民食官膏（鸦片），官食民膏，上下交征，危矣；男穿女衣，女穿男衣，阴阳错乱，怪哉！”
以上所举，仅仅是南北几省的一些例子，要之，从中可以看出全国各地都有贩烟膏的店铺。随着各地店铺的广泛设立，熬制烟膏的技术也广泛传播，其方法虽然大同小异，但各有小技巧，得以成名。烟土的熬制主要工序为：
一、煮烟。必须使用铜锅，将烟土放入锅内加适当之水，以大火煮沸，使其充分溶解，达到烟水混为一体，成较浓稠的汁液。
二、过笼。以竹编小眼罩篱式的器皿——竹笼，上铺经火烧过，去掉毛刺的表心纸（又名南纸）放于瓷盆上面，将沸透的烟液倒入笼内，由其自然渗漏，其渣滓、杂质被阻于笼内，纯净烟液滴入瓷盆内。
三、收膏。将纯净烟液倒入铜锅内，置文火上徐徐收膏，待其蒸发掉水份，浓缩成糊状（半固体）即可（中间如需搅拌，必须使用竹抹子，全部过程忌用铁器，以免变质，染上异味）。
四、贮存。纯净烟膏炼成后，视烟膏数量多寡，分别采用瓷器、银器、角合等器贮存之，使其凝结如粥备用。（参见袁静波：《烟榻絮语》，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以上是烟膏熬制的基本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些“能工巧匠”别出心裁，熬制出自己的名牌烟膏。如在江苏的某些地方，熬制烟膏更为精致些，其方法是先经熬炼，即所谓“三熬九炼”，然后加水稀释，用多层火纸过滤，除去杂物、泥沙，再经过蒸发浓缩成熟，这就是熟土。
挑膏店（2）
湖北恩施，熬制烟膏有一个著名的技师叫万天宝。他煮的烟膏叫漂烟。其作法是：三煮、三滤、三澄、三漂，用白炭烟细细熬煮成膏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土中窑藏才能吸食。他用这种方法煮烟，一锅用水二三斤、烟土若干两，却要用三天时间煮成，每天工资为3银元，仅煮烟就要花9元。因此其漂烟仅富裕人家才能“一饱口福”。
湖北宜昌有个烟馆老板陈德元，自己掌握了熬烟的技术。他知道熬烟要有技术，熬老了有焦味，熬嫩了挑不上扦子。因此，熬烟都是他自己做。他用一个带木柄的铜锅，把烟土和从烟枪里挖出的烟灰放在里面，加点老水，放在炉子上用小火烹，直到浓缩成膏子，烟就熬好了。他的烟熬得好，当时尽人皆知。从其操作过程看，陈德元的熬制方法很简单、粗疏；其烟膏远近闻名，大概是因为加入了烟灰、老水，使之含鸦片毒量加大，烟劲更足，使吸食者更觉过瘾吧。
广西梧州的土膏店熬制烟膏，规模相当大。他们的方法是：每次将生烟100两加水煎煮，用疏布筛去杂质，反复四次，共煮10个小时才成熟膏。他们在熬制烟膏过程中发现，云南烟土可得回八成烟膏（即10两烟土可熬成8两烟膏），贵州货仅得回六七成。
广州的三有公司，对熬煮十分重视。该公司有一批制作烟膏的能手，操作技术熟练。制作烟膏的工序很严格，熬煮时必须采用钢锅来煮。也十分讲究放多少烟土，配多少水，煮成多少熟膏，都有定量。熬煮用的燃料也用最好的木炭（称为京炭）。开煮时，公司派人监督，以防止偷工减料。操作人员有高低之别，最高级别的是由香港烟商派来的。烟膏煮成了，首先要送给股东们或吸烟的巨头品尝，认为合格了，才起锅分发包装。
当然，熬制烟膏过程中，也有不法之徒掺杂假货，坑骗吸食者。如掺杂干果脯、柿饼一类的无异味的东西。
挑膏店在经营熟膏熬制、买卖的同时，往往开烟灯，供吸食者吸食。如天津的土膏店即在店内设置床位，备有烟灯、烟具，供烟客吸食。山东济宁的土膏店，也专门开辟烟室，设置烟榻，置备烟枪、烟灯等多套考究的烟具，随时供瘾君子开灯吸食。有的还雇佣二三名漂亮的女招待，专门为顾客烧烟、看火，以便招徕主顾。从这方面来看，挑膏店与烟馆有相似的地方，都经营着开灯吸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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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1）（图）
在鸦片泛滥以前，中华大地上已出现了烟馆。据记载，至迟在清雍正年间大烟馆就出现了。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泛滥成灾，各地烟馆林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凡是人烟聚处，都有或大或小的烟馆存在。以下按地区分别予以介绍。
上海。自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迅速成为鸦片入口的中心，烟土大量涌入，烟毒遍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有烟馆1700余家，诚所谓“上海烟馆甲天下”。当时，烟馆已成为上海的一景，有关文献对上海烟馆作了详细介绍。如陈无我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10页《二十年前上海英租界烟间录》一文中，详细记述了一些著名烟馆，兹抄录如下：
二十年前初到上海之人，咸谓上海有一奇事，即狂吸鸦片。人不能一日舍粟菽，上海则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所有烟间，皆高大其室宇，精洁其器具，榻则镜石镶嵌也，灯则精铜雕镂也，斗则寿州购办也，烟则冷笼清陈也。抑且枪必择其老，扦必取夫钢，盘必择其洁，以及烟茶之供给、手巾之伺应。不特有瘾者趋之若骛，即无嗜好之人，睹此一榻横陈，青灯有味，消磨岁月，呼吸烟霞，亦于此间得少佳趣，而忘其为伐性斧、腐肠药焉。当时英租界烟间最多，法租界、公共租界的烟馆亦复不少。而且有名的烟馆多在法租界内。如当时最为著名的眠云阁，即设在法租界中，它的铺设精雅，烟具灯枪精巧无比。不仅如此，该烟馆首开使用女堂倌的先例，广招顾客。南诚信是法租界内的另一著名烟馆，以拥有烟塌数之多闻名上海。它有东西二厅，每厅设塌20余只，还有雅室，置一榻或二榻，四壁贴挂书画，多名人手迹。其中有一联，颇能传神：“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开设在麦家园一带的绮园，以烟枪考究闻名，其烟枪有虬角象牙的，有广竹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各式兼备，一枪之值高达百余金。还有一种大罗枪，更为名贵，以三千金易得。
此外，闻名遐迩的烟馆还有北清芬、广诚信、老延龄、北诚信、五层楼、华众会、四海升平楼、四海论交楼、馨芳园、西园、绮云乐心园、南北清芳堂、登楼万里春、寄园等，都是资本雄厚、设备考究、服务周到的上等烟馆。这些大烟馆，都布置得富丽堂皇，烟榻是雕花的大床，还有红木大床的，有桌子椅子，供烟客坐着聊天，并备有点心、茶果（有些烟果则免费提供）。烟具更是考究，烟灯烟扦和一切小零件都是用上等白铜制成，少数还有银制的；烟枪更是精制而名贵的，甚至有象牙制成的。有些烟馆有独到的熬膏技术，烟膏质量高，深受吸食者欢迎。上海烟土商李隆吉开设七家烟馆，其制膏水平高，以至于他本人获得了“烟灰金宝”的绰号。
规模较小的烟馆，则设施相当简陋，仅有几只木榻，备有简陋的烟灯、烟枪，供贫穷的烟民过瘾，其他则别无讲究了。
对于大小烟馆，租界当局并不加以禁止。在法租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海上闻人，勾结租界当局，实行烟土公卖，允许烟馆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经营，但必须纳捐。规定，不论烟馆大小，都以烟枪的多少来交税，每支烟枪每天5元。如果一个烟馆有5支枪，那么每天必须交25元。由于法租界烟馆众多，烟枪更多达数万支，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了。为了更好地收取烟枪税，黄、杜、张又联合成立了枪捐公司，由杜月笙主其事，黄金荣负责与租界当局打交道，张啸林负责联系浙江军阀，处理与其他流氓组织的关系。枪捐公司成立后，仍执行上述枪捐政策，只按枪纳捐，对于烟膏销售多少概不过问。烟枪捐收入，除了法国巡捕房支取一部分外，其余并入烟土利润中，按烟土利润的分配办法，即大三股、中六股、小三股的方式分配。这种烟枪捐，大致从1923年起征收，到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时止，历时三年多。黄、杜、张，在这三年中赚取了大量钱财。
此外，上海还有一种花烟间。如上所述，一些烟馆老板为招徕雇客，雇佣年轻漂亮的女性侍候烟客。花烟间又迈出一步，将妓女引进了烟馆，用妓女侍奉烟客过瘾。上海的花烟间集中在小东门，郑家木桥南首的兰芳里以及磨坊街、打狗桥等处。来此的瘾君子，一箭双雕，满足瘾、淫二欲。当时，有文人写诗形容说：“我爱时髦骚大姐，装烟递话最多情。”其实，此等烟馆是最低级的烟馆，烟膏质次，妓女也是久溷风尘的下等娼妓，为混口饭、混口烟而鬼混。
烟馆（2）（图）
清末民初，开展了较为严厉的禁烟运动，公开的烟馆逐渐消失了，但其变种燕子窠却乘机而兴。燕子窠是一种低级烟馆，其得名，是因为燕子喜欢衔泥土筑巢穴，而瘾君子们也整天土不离口，奔波于寓所与烟馆之间，如燕子一般，故称其吸烟场所为燕子窠。在1927年前后，上海燕子窠盛极一时，仅法租界中就不少于6000余家；1928年，据中华国民拒毒会会刊《拒毒月刊》的记载，更多达8000余家。燕子窠设施简陋，有一至五套烟具，供瘾君子过瘾，其他则因陋就简，得过且过。燕子窠因系违法私设，不时有地痞流氓前去拔枪骚扰，勒索钱财。于是有流氓组成亚利公司，专门为燕子窠的烟枪保险。其保险方法为，每枝烟枪每天收保险费一、二角，如被查获，则由公司负责赔偿。至1927年1月底，该公司被查获，其已为一万七千余枝烟枪保险，赚取了大量保险费。（参见高洪兴：《抗战前的上海鸦片业》，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山西。山西是生产烟土的大省，全省城乡到处都有烟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西时，推行毒化政策，烟馆更是遍布城乡和工矿区，仅太原市就有烟馆20余家。每家烟馆每年销售大量烟膏，如“兴亚楼”烟馆，一年销售1万多两的烟膏。
在大烟馆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烟馆设置一排排短床，床上放着一个高枕，一盏烟灯，吸烟者一个挨一个躺在那里吞烟吐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