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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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的历史-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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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的种类(1)(图)
近代以来,泛滥于中国的烟毒,包括鸦片烟、毒品两大类,其中尤以鸦片烟流布最广,吸食者最多,为害最烈,为害时间也最长。
  鸦片,是从罂粟的蒴果上割取的汁液加工制成,又名阿片、阿芙蓉、洋药、土药、烟土、大烟等。鸦片中含有罂粟碱、野罂粟碱、原鸦片碱、吗啡、可待因等多种生碱类物质,对人类、动物的中枢神经有较强的麻醉作用,是一种天然毒品。人们吸食鸦片以后,会暂时忘却痛苦,产生快感,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连续服用鸦片,会产生身体的依赖性,需要不停地服用鸦片才能维持身体上的生理需要;还会产生药物的耐受性,当一个人长期服用鸦片后,再服用同样的剂量就不会有多大快感,必须不断加大剂量,才会产生相似的效果。同时,长期服用鸦片,还会产生心理的依赖性,形成了习惯,难以戒除。
  鸦片何以成为毒品的呢?推本究源,鸦片是以“贡品”进入中国的。鸦片原产于西亚,起初被视作一种良药,用途十分广泛,疗效十分显著。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唐朝时,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即遣使贡献以鸦片为主要药物成份的“底也伽”。可以说,作为药物,鸦片在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只是在清朝时鸦片被过多过滥地使用,才演变成一种为害人类、为害社会的毒品。清朝道光年间,鸦片输入的数量空前增加,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严重的局面,朝野为之震惊。清廷采纳了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建议,于1839年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严禁外商走私鸦片。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清廷战败,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默许了鸦片的大量输入,从而鸦片更加泛滥。鸦片战争以后泛滥于中国的鸦片主要有以下几种:
  公班土,又名“派脱那土”,俗称为大土。产于印度,输入中国时,制成了大圆球式样,颜色呈黄黑色,质地较软,裹以烟叶,是鸦片中的上品,质量高,售价高。
  加尔各答土,俗称小土,亦产于印度,颜色为黄黑色,质地较硬。质量较次,价钱也稍便宜。以上两种烟土,多为英国人走私入口。
  金花土,产于土耳其,质量比印度土差,多为美国人走私输入,但由于质次不受吸食者欢迎,故输入的数量并不多。
  红土,即波斯烟土,俗称“新山”、“红肉”等,是日本人从伊朗输入的,通常用红纸包裹。但红土质量低劣,毒性大,对人体的危害也大,吸食稍多会出现便血等病症。因此,红土售价低廉,贫穷的烟民乐于吸食。
  大量的洋烟土充斥中国,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加重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于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廷公开允许种植鸦片。不久,全国各地,从长城至云贵、从东海之滨到陕甘,到处都种植罂粟,鸦片迅速国产化了,并逐渐排挤、替代了进口鸦片。国产鸦片主要有以下几种较为著名:
  云土,产自云南省,是国产鸦片中的著名品种。云土又分迤南土、迤西土、迤东土,其中迤南土质量最好,色香味俱佳,有“王中之王”的美誉,嗜食鸦片的人称之“半里闻香味,三口顶一钱”。云土一般制成长方砖型,外包装上贴有以虎门销烟著称的林则徐的头像,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川土,产自四川省,质量稍次于云土,也是烟土中的上品。四川全省各地都产鸦片,其产品又细分为丰都土、南坝土、涪州土、夹江土、屏山土、巴州土、桂花土、龙泥、凤土、磁块等,产量在全国居首位。
  贵土,又称黔土、毛块、贵州黑等,产自贵州省,质量也较好。毛块形状如马蹄,每块重约10~20两。
  西土,产自陕西、甘肃等省份。又分为甘肃省出产的甘土,俗称甘砖、兰砖,制成长方砖形,质地坚硬;陕西出产的西土又称西砖,其中渭南所产渭南土尤为著名,是西土中的佼佼者。
  交土,又称代土,产自山西。
  宁土,产自宁夏。
  北口土,产自热河,又称为红土,一般制成砖形,重约100两。北口土烟味浓烈,也是著名的烟土。
  西口土,产自绥远。
  西货,又称西口土,产自察哈尔。
  边土,又称东土,产自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其中名品为“冻土”,烟劲最足,连烟灰也可以吸食多次。青海所产烟土,也称为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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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的种类(2)(图)
亳州浆,产自安徽。
  东土,又称洛宁土、枣泥土,产自河南。
  湘土,产自湖南。
  施南土,产自湖北。
  建浆,产自福建。
  鲁土,产自山东。
  苏土,产自江苏。
  粤土,产自广东。
  赣土,产自江西。
  在国产烟土中,以云贵川、东北、陕甘等地产量较大,其他省份所产烟土数量较少。但是,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既有洋土,又有众多品牌的国产土,使嗜大烟的瘾君子们能各取所需,有钱的人吸食上品,没钱的人吸食劣品,从而沉溺于鸦片烟中,忘却自己的职责和人生意义。
  同时,如此众多的鸦片也为加工其他毒品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自晚清至民国的百余年中,除了鸦片泛滥于全国各地之外,还有以下毒品助纣为虐,残害中国人。
  吗啡,是浅黄色、棕色、白色或无色的结晶粉末,是从生鸦片中提取、制成的药力更大的鸦片结晶体。它的主要成份就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占鸦片的10%左右。19世纪初,医学家研制、发明了吗啡,广泛用于镇痛,效果十分明显。但令人吃惊的是吗啡对人体的循环、呼吸、消化系统都有副作用,还具有比鸦片更强的成瘾性,很快就作为毒品流布人间了。吗啡一般用于皮下注射,使用后立即会感到瞬间的冲动,畅快无比。清末民初,吗啡这一毒品就输入了中国。
  海洛因,又叫“白面”、“料子”等,是用化学方法对吗啡再加工提炼制成的,多为白色或无色粉末,也有浅灰褐色、深褐色的。海洛因起初被当成对付吗啡瘾的灵丹妙药,且具有极强的止痛性。但海洛因的副作用更大,其成瘾性更强,相当于吗啡的2倍。20世纪20年代以后,毒品海洛因盛行,也开始传入中国。海洛因的吸食方法较多,可放在香烟中,也可用鼻子嗅吸,还可用火柴烘热放在锡箔上,用吸管吸其烟雾(俗称“吞白粉”),对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鸦片、吗啡。
  红珠子、白珠子,也是海洛因的制成品,因颜色的不同而命名,多由英国和日本制造输入,是放在烟枪筒上抽吸的毒品。
  红丸,是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的毒品,最先由日本人生产,输入中国。后来,中国有的奸商也用鸦片、吗啡加葡萄糖等制成红丸、白丸出售。
  以上都是鸦片类毒品。此外,当时古柯类毒品如高根等,大麻类毒品,也在中国社会中流布害人,但数量较少,影响并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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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从名花、名药到鸦片烟(1)(图)
罂粟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叶片碧绿,花朵五彩缤纷,茎株婷婷玉立,蒴果高高在上,但从蒴果上提取的汁液,可加工成鸦片、吗啡、海洛因。因此,罂粟成为世界上毒品的重要根源,而罂粟这一美丽的植物可称为恶之花了。
  罂粟的原产地是西亚地区,早在六朝时,即已传入中国,并有种植。对此,邓之诚先生考证道:
  《冷斋夜话》引陶弘景《仙方注》曰:断肠草不可知。其花美好,名芙蓉花。故太白诗曰:“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断肠草即指罂粟花、知其流入中国已久,盖远在六朝之际矣。予曾镌太白诗四句为小印。
  但罂粟种植并不广泛,至唐朝时还作为贡品从国外贡至。有关罂粟的材料,也是在唐朝时多了起来。因此,有论者谓罂粟至唐朝时传入中国。据史书记载,唐朝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国(即大秦,东罗马帝国)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是古代西方的灵丹妙药,它的主要成份是鸦片等,可以治痢疾、解除中毒等。与此同时,罂粟的种子也由阿拉伯商人携入中国,中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了。不过,当时鸦片罂粟的种植,纯粹是为了观赏和药用,而不是把它当成毒品吸食。
  唐朝时,人们对罂粟已有相当的了解。陈藏器在其《本草拾遗》中记述了罂粟花的特点,他引述前人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
  不仅如此,对如何种好罂粟花,唐人也有认识,唐文宗时人郭橐驼在《种树书》中指出:“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时人在诗词中多有吟咏。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
  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
  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米囊花”,即罂粟花。游子在经过爬涉艰险路程之后,来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原,极目远望,平川万里,赏心悦目,游子的愁容消失在一片五彩缤纷的罂粟花里。罂粟花使游子有归家之感,使游子消失了愁容,感到了归家的快乐。
  直到明朝末年,罂粟花仍是名贵稀有的佳花名木。明朝万历年间,大文学家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罂粟花大加赞赏,他写道:“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植,妍好千态。”崇祯年间,旅游家徐霞客在贵州省贵定白云山下看到了一片红得似火的罂粟花,大为惊奇,叹为观止。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
  鸦片的药用价值,宋朝以来历代医书多有记载,被看成治痢疾等症的良药。宋徽宗时中医寇宗姡г凇侗静菅芤濉分兄赋觯骸绑克诿仔院嗍忱悖螂灼橙搜写怂螅用圩魈酪跻恕!蓖醮z在《百一选方》中清楚地记录了罂粟治痢疾的处方。他把罂粟当作治疗赤白泄痢的特效药,为此专门将罂粟子、壳炒熟研末,加蜜制成药丸,患者服食30粒后即病愈。此外,宋代中医们还发现罂粟的其他功效,如治呕逆、腹痛、咳嗽等疾病,并有养胃、调肺、便口利喉等功效。因此,罂粟子、壳也被当成了滋补品。苏轼的诗:“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即反映了这种情况。他的兄弟苏辙的《种药苗》诗,更详尽地说明了罂粟的滋补作用:“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
  元朝时,中医对罂粟的巨大副作用已有初步的认识,建议慎用。如名医朱震亨即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湿热泄沥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然而,世人并未记住朱氏的劝告,元朝时,已有人开始服食鸦片了。
  元朝人所服食的鸦片,并非中国本土所制成的,而是从征服印度等地的战争中掠夺而来。作为战利品的鸦片,在当时还颇受欢迎。到了明朝时,中国人才逐渐懂得了鸦片的生产、制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录了当时采收生鸦片的方法,他写道:“阿芙蓉(即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但是,这种方法,并未普及,李时珍也是道听途说,并未看到或亲自采集制造过鸦片。当时中国境内的鸦片,还大都是从海外输入的。据《明会典》记载,东南亚之暹罗(泰国)、爪哇、榜葛赖(马六甲)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并不时作为“贡品”药材贡献给明朝皇帝,如泰国即一次入贡300斤鸦片。直至成化时,鸦片进口还相当有限,因此市面上鸦片价格昂贵,竟然与黄金相等。其后,鸦片进口逐渐增加,明朝正式对鸦片征收药材税。万历十七年(1589),鸦片首次被列入征税货物清单之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廷规定,鸦片每十斤征收税银一钱七分三厘。这表明,鸦片输入增多了,食用鸦片的人,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富绅地主已经为数不少了。
  

罂粟:从名花、名药到鸦片烟(2)
清朝初年,仍沿用明朝的方法,将鸦片视为药材,征收入口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规定:每进口百斤鸦片,征银三两。清初进口的鸦片数量每年约二百余箱(每箱约100斤),这个进口数量表明,鸦片吸食者不是很多。但是,四十余年后,即雍正七年(1729)以后,鸦片进口大量增加,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一千箱,嘉庆五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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