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
武媚就不同了，她原本做的五品才人便是半宫妃半侍女的角色，之后更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侍女，再度进宫之初，她谨慎小心，对人人都赔笑脸，因此下人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她也深深知道，这些人虽然没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却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因此对于王皇后身边的人必然倾心接纳，赏赐起来毫不吝啬，配以她谦虚诚恳的态度，的确非常打动人心。她本来便是天子宠妃，出于跟红顶白的心态也是人人巴结的对象，如此很快便组建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皇后的一举一动都能在第一时间传入她的耳中。而这一切，不谙人情世故的王皇后全然未曾察觉。这位高高在上的六宫之主，此刻已如生活在水晶鱼缸里一般，完全暴露在武昭仪的视野之中。那双美丽而冷酷的眼睛，正眨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的猎物，只待对方一个疏忽一个破绽便将发动雷霆一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多年以后，尝到了甜头的武媚在感觉大臣不让自己放心的时候，同样想到了借助下层的力量，于是大开告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自己的情报网，然而治国毕竟不同于宫廷政争，后者只需要打倒对手即可，而她在严密监控大臣的同时又需要借助他们来治国，酷吏政治既为她整肃政敌巩固君权扫清了障碍，也造成人心疑惧无法达到君臣共治，从而导致了武周政权的最终败亡，不能全归因于她是女子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帮她，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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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宫情报网的建立（3）
然而后宫情报网传来的消息一直不能让武昭仪满意。王皇后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个性，既让她显得缺乏吸引力，却也让她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即使从修改过多次之后的史书看来，她的最大罪过，也不过就是出于嫉妒而说了武昭仪几句坏话，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迫害举动。对于武昭仪等宠妃，以及她们所生的子女，也常来看望，维持着基本的礼仪和皇后应尽的义务。单一的人生，单一的性格，没有特殊的长处，却也没有致命的短处，正是那种典型的旧式女子，让长辈感觉柔顺放心，让丈夫感觉无话可说，也让情敌找不准要害。李治对她说不上喜欢，但也说不上厌憎，以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要让他为了抛弃这么一个鸡肋而跟所有当朝重臣闹翻，那一百年也未必等到机会。
如果是一般人，面对这样的情形可能也就死心了，反正自己现在过得还不错，何苦费那么大劲折腾？可是武媚不同，她有她的考虑。皇后的位置，带来的不仅仅是尊荣和嫡妻的保障，她的儿子就会成为嫡长子，有资格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成为大唐帝国的主人，而不会像那些可怜的皇子沦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久前高阳公主谋反案中军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和太宗爱子吴王恪的无辜惨死，不是不让人惊心的。何况，君王的宠爱又有多可靠呢？感业寺的经历是她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萧淑妃的前车之鉴也让她看到了李治的另外一面，一旦恩爱不再可以有多冷漠决绝。她今日可以这样对付萧淑妃，明日未必不会有新宠这样对付她，如果只满足于眼下的一时风光，萧淑妃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她的明天。事实证明，李治专情但不专一，他最依恋的是武媚，但身边女人从来就没有断过，不管后来是二圣并尊还是天后临朝，这一点都不曾改变。而世人眼中面首多多的武媚，至少李治在世之时还很收敛，从未找过情人，当然这未必是出于爱情了。她和李治因缘际会已近十年之久，但回顾过往经历，并不能让武媚感觉放心。贞观后期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和才人武媚暗通款曲的时候（浪漫点说叫共坠爱河^_^），也正是萧淑妃最受宠幸三年之中连生三胎的时候。登基之后，虽然不忘旧情一直都有去感业寺，但后宫美女也源源不断地进献。即使是她再度入宫之后，短时间内直升昭仪，风头似乎一时无两，李治也并没有停止东张西望的眼睛。这位新宠便是武昭仪自己的亲姐姐韩国夫人，皇帝对她的亲密关注，已经到了人们纷纷传说武昭仪的次子李贤其实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地步。而武媚此时孤立无援，与王、萧的争斗还不知鹿死谁手，因此对皇帝同她姐姐的私情，不敢置啄。这也许正是史书所称“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实际含义吧！风光无限下的危机，花团锦簇背后的悲凉，李治的恩宠既让她滋生了夺后的欲望，而他游移的情感又让她深深地感觉君王恩爱之脆弱易断。既然进取和保守都有风险，还不如放手一搏，杀出一片新天地，为自己争取正室的名分，为儿子争取嫡子的地位。强烈进取的进攻性人格，和内心的不安全感，终于让她下定了决心。目标既定，那便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没有机会，那就争取机会。神阻杀神，佛阻杀佛。蛰伏三年之后，她终于出手了！
永徽五年六月，王皇后舅舅柳姡扔谘沽ψ郧氚障啵看蟮耐獬屏τ纱顺鱿秩笨凇Ｓ阑樟炅拢趸屎笠匝崾な路ⅲ盖琢媳唤谷牍鴬＇被贬外放，此时的王皇后已经完全成了待宰羔羊。同年九月，直言进谏反对废后的顾命老臣褚遂良被贬出京。十月，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氏为后。这年年底，王、萧二人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次年正月，武皇后之子李弘被立为太子。短短一两年间，一连串的举措疾如闪电惊雷，不仅整个后宫彻底改观，也震动了大唐朝廷。出手稳、准、狠，对手未及反应便已人头落地，大唐未来五十年的走向，也在这一连串宫廷政争中初现端倪。而这一切的导火索，便是千载以来仍众说纷纭的安定公主暴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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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定公主之死（1）
前文提到武氏入宫以后迅速为高宗诞下二子一女，综合各种史籍来看，弘当生于永徽三年末，贤的出生日期则明确记载为永徽五年十二月，武昭仪随高宗谒昭陵途中突然小产，因其未足月而生，对这个儿子又特别冷酷，因此有人认为李贤为韩国夫人所生的传言是真的。长女安定公主出生于二者之间，具体年月不详，约为永徽四年末至五年初，据说刚出生不久，便在王皇后探望之后离奇暴毙，武昭仪的盈盈泪水，让愤怒的高宗不假思索地认定王皇后便是杀婴的凶手，事情虽无由证明，王皇后却也无法自解，最后不了了之。但高宗对王皇后的印象从此一落千丈，不久柳姡П阍诨实哿枥鞯哪抗庀戮狡饶寻驳刈郧氚障嗔恕�
然而在局外人的眼中，此事殊不合理，作为一国之母的王皇后有什么理由去杀一个宠妃的女儿呢？就算真的是妒火攻心，那对象也应该是皇子弘。因此，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真正凶手实际上正是小公主的亲身母亲武昭仪，因为没有这样嫁祸于人的举动，她很难向皇后的位置再迈进一步。宋代成书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有详细记载，称武昭仪藏匿起身形，等王皇后逗弄完小公主后悄悄地扼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佯装欢笑地迎接高宗，发现死婴后由宫人指证惟有王皇后探视过小公主，从而点燃了高宗的怒火。但《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加之虎毒不食子，故近人颇有不相信者，认为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是正常死亡，只是被武昭仪所利用而已。
按他们的看法，新唐书和通鉴的记载过于翔实，细节栩栩如生，难免启人疑窦，不知这等隐秘之事史臣何以察觉？而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经过，因此指为一大疑点。且按照旧史的记载，武昭仪便必须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皇后来访一事，并且立即做好相应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皇后走后杀害小公主，然后溜出去做出不知情刚从外面回来的样子，这一系列行动很难保证不被宫女发觉，而武媚一向行事谨慎，如此冒险与她向来的作风不符。日本人原百代因此推测，当时婴儿死亡率偏高，可能奶妈把木炭烧得太足，导致小公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即碳气中毒），或者王皇后没有带过孩子，不小心把棉被盖在小公主的脸上离开，无意中把小公主给闷死了。
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以此来反驳旧史上的记载个人以为仍嫌不足。旧唐书因成书仓促，前期史料常有照抄唐朝实录和国史，几可视为唐代官方喉舌的代表，这一点已为历代治史者所公认。而高宗实录，曾有被武后亲自出面监修的纪录，后虽经反复，但为尊者讳的现象仍不少见，如不载太宗纳弟妇事，不载杨玉环原为玄宗儿媳等，而这些新唐书和通鉴均秉笔直书，因作者为宋人不必再为前朝避讳之缘故，故不能以旧唐书未详载经过而否认其事。且旧唐书虽然不曾在正文中专门记录，但史臣评传中仍有“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表明了五代人对此事的看法。
那么武昭仪有没有可能比其他人更早知道皇后来访并做出安排呢？皇后来访并非邻居串门，以当时武昭仪在后宫遍布的眼线提前侦知并非难事，而整件事发生在武昭仪自己的寝宫，她要安排宫女们守在哪里不可走动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可以说，如果她在自己地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她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了。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日后的上官仪事件。高宗密召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如此机要隐秘之事，也逃不过武媚编织严密的情报网，立刻在第一时间内得知，并且立即做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去联络外朝官员如何在事发后进谏阻止诏书生效，而是马上赶到现场，说服高宗改变心意，从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武昭仪的信息掌控程度和应变能力无可怀疑是极其高效的，这还完全是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变，如果小公主之死是她处心积虑已久的策划（皇后显然不是第一次来探望小公主），要做到这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二、安定公主之死（2）
武昭仪作风稳健是不错，但并不等于说她不敢冒险。早在太宗病重之际敢于与太子私通，足可证明她有在人生陷入瓶颈之际；为寻求出路不惜放手一搏的决心和勇气。而彼时她面临的风险甚至更大，能掌握的东西更少，任何一点不慎都足以让她粉身碎骨，但她依然做了，只为了多年之后她可能会有一个渺茫的机会。这种性格，我们还可以从她父亲武士彟身上找到。武士彟向来是以敦厚谦恭的长者著称，曾经因为顾忌自己名望不够而坚辞工部尚书的职位，可见其为人的谨慎小心，然而在隋末风云之际，他同样可以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将万贯家财和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全都投入一场凶险莫测的政治投机中。作为武士彟的女儿，武媚无疑继承了他这一特点，并且走得更远。
因此，无论是从动机、性格、还是作案条件和能力，认定武昭仪是小公主之死的最大疑凶，并不过分。诚如胡戟先生所言：“许多人怀疑武则天手杀女儿的可信程度，一个母亲如何下得去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对武则天可以象常人一样论理，那么她就不成其为武则天了。当时的情势之下，武则天除非施展宫廷阴谋，脚踩自己女儿幼小的尸体，否则是很难朝皇后位置进一步的。……既然没有退路，她决不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于是下毒手嫁祸于人的做法，也就是在最不合情理的情理之中了。”［2］
学者勾利军更从她对太平公主的溺爱和对萧妃二女的迫害分析（我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认为这是出自爱与恨之双向移情，走了两个极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宣泄。从小公主的追封与迁葬来看，“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谥曰思，从字面上看，当指她一直对早夭的长女念念不忘，而根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唐会要·谥法》），也让人联想寄托追悔之情的究竟是谁。安定公主的迁葬明显逾制，以平阳公主的赫赫战功，葬礼动用鼓吹也引起了一番争辩，这个出生不久即夭亡的小公主能得如此厚葬，让人看到生为母亲的武昭仪内心的哀伤和悲凉。［3］后来武后临朝称制，大杀李唐宗室，唯有唐高祖之女千金公主为武后“献药”薛怀义得到赏识，被武后收为义女，改封安定公主，证明她对长女的思念，从来就没有一刻停止过。
这么一对比，感觉正方的论据的确比反方更有说服力。然而最重要的一环始终无法解决：密室杀人，如无旁证，何以证实？
新唐书和通鉴的相关描写应该是出自唐人笔记，以弥补正史中缺少的这一环了。以野史入史作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