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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是对的。她是一个外国人、中产阶级和一个白人，不管她是否愿意接受，她都被她的遗传所保护着。如果事情变得一团糟，那么她随时可以离开。这种可能性抹煞了她可能对罗罗说出的一切；这是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障碍。现在，她看着窗外，看到罗罗和我已经在继续打拳了，在我们站立的地方，草地被踩平了。这个景象让她轻微地发抖，她站起来，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
权力正在带走她的儿子。
回顾以往，我不敢保证那几年罗罗是否完全了解我母亲的经历和感受，为什么他努力工作为她所提供的一切，仅仅只是增加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不是那种会自我反省这些问题的人。相反地，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在我们住在印尼的那段时期，他不断往上高升。借助他妹夫的帮助，他在一家与政府有关联的美国石油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我们搬到了位于更高档的邻近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汽车取代了摩托车，电视机和收音机取代了鳄鱼和猿猴塔塔；罗罗能够在公司俱乐部里请我们吃饭了。有时我会听到他和我母亲在房间里争吵，原因经常是由于我母亲拒绝去参加他公司的晚宴，在那些晚宴上，来自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商人会拍着罗罗的背，吹嘘他们成功地用贿赂取得的新的海面开采权，而他们的妻子会向我母亲抱怨印尼用人。他会问她，如果他单独前往，其他人会怎么想，提醒她，那些人是她自己国家的人，然后我母亲会近乎尖叫起来。
他们“不是”我的同胞。
然而这样的争吵并不频繁；在我妹妹玛雅出生后，在他们分离后直至最终的离婚，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罗罗的十年之后，母亲帮他到洛杉矶治疗肝病，那种肝病原本会在他五十一岁时就夺走他的生命，母亲和罗罗之间始终保持着真诚友好的关系。我经历到的紧张气氛，大部分与我母亲对我态度的逐渐变化有关。她本来一直鼓励我尽快适应印度尼西亚：这使我相对自立，在紧张的财务预算下没有太高的要求，相对于其他的美国小孩显得特别有礼貌。她教育我蔑视在国外的美国人身上经常流露出来的无知、傲慢和自大。但是现在她已经明白了，就像罗罗早就知道的那些，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机会和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机会是截然不同的。她清楚，她想要让她的孩子站在哪一边。我是一个美国人，她决定了，我真实的生活并不在这里。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12）
她最初的努力集中在对我的教育上。没有钱送我去国际学校，那是大部分在雅加达的外国小孩读书的学校，于是，她从我们到达的那时起，就在我的印尼学校教育之余教导我相应的美国课程。
现在她得付出加倍的努力了。一个星期中有五天的时间，她都会在早晨四点就走进我的房间，强迫我吃早餐，开始教我三小时的英文，然后我去上学，她去上班。我强硬地抵制这种制度，但是不管我编造了什么样的理由，不管是对于不足信的（“我胃疼”）或者确切是真的（我的眼皮每五分钟就耷拉下来了），她都会耐心地用她那最有力的话反驳：
“小鬼，这对我来说同样也不是去野餐。”
还有一段时间我的安全问题让人忧心，外祖母的声音时不时因此出现。我记得有一天，天黑后回到家，我发现一大群由邻居组成的搜寻队伍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母亲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她看到我以后顿感宽慰了，几分钟后，她才注意到一只潮湿的袜子，沾满了泥土，包在我的前臂上。
“怎么回事？”
“什么？”
“那个。为什么你用袜子包着手臂？”
“自己不小心，被划到了。”
“让我看看。”
“一点都不严重。”
“巴里。让我看看。”
我解开袜子，一道长长的伤口从我的手腕延伸到手肘。险些伤到静脉了，伤口很深，粉色的肉翻了出来。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和一个朋友跑到他家的农场，后来却下雨了，农场是个非常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方，很可怕，农场的四周围着尖锐的铁丝网，然后……
“罗罗！”
我母亲讲到这里的时候笑了起来，那是一个母亲原谅了她的孩子过去曾犯下的过失的笑声。但是当她想起罗罗建议等到早上再送我去缝合伤口，想起她不得不严词厉色地要求我们那个唯一有汽车的邻居送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她的语调稍微有些变化。她还记得，我们到达时那个医院大部分的灯都熄灭了，看不见一个接待的人；她回想起她狂乱的脚步声回荡在走廊里，直到最后终于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找到两个穿着拳击短裤正玩着多米诺的年轻人。当她问他们医生在哪里时，他们欢快地回答“我们就是医生”，然后继续他们的游戏。游戏结束后他们才穿上裤子，给我缝了二十针，在我身上留下了一条丑陋的伤疤。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心头的最大感受就是，在她没有照看到的时候，她孩子的生命可能就会消逝，而她周边的每个人都忙于生存而忽略了这件事——她一直是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但是她身边没有人相信能与险恶的命运相抗争。
我现在意识到，那些问题不像学校课本或者护理治疗那样有形，而那些无形的东西却成为她对我的教育的核心。“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告诉我说，“你需要具有一些价值观。”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二章（13）
诚实——税务官员来家里收税的时候，罗罗不应该把冰箱藏到储藏室里，即使包括那些税务官员在内的任何其他人也会干这样的事情。公正——有钱学生的父母不应该在斋月时给老师送电视机，他们的孩子对可能因此而得到的高分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直率——如果你不喜欢我在你生日时送给你的衬衣，你可以直接说出来，而不是把它塞在衣柜的最底部。独立判断——其他的孩子嘲笑那个可怜的男孩的发型，并不意味着你也必须这样做。
似乎是由于旅行了大半个地球，远离了原来熟悉环境中的矫矜和伪善，我母亲终于可以把她那中西部人所拥有的美德纯净地呈现出来。问题是并没有什么人支持她；不管什么时候当她把我拉到一边，解说这些事情，我总是顺从地点头赞同，但是她肯定知道，她的许多想法似乎都是不切实际的。罗罗只是解释了贫穷、腐败和对安全不停地寻求；他并没有赋予它们意义。我周遭的一切一如既往，这滋生了一种无情的怀疑态度。我母亲对那些微小的美德的信心建立在我所没有的信仰上，一种她不认为是宗教性的信仰；事实上，她的经历教给她的想法是亵渎神灵的，那就是理性的有思想的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信仰。在那片土地上，宿命论仍然是为了度过苦难而必要的工具，最终的真理与日常的现实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她是世间人道主义的孤独见证者，支持罗斯福新政、和平队和立场鲜明的自由主义战士。
关于所有的这些，她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我父亲那远在天边的威信。她越来越频繁地向我讲述起他的往事，他是怎样在一个穷苦的大陆、穷困的国家、贫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生活多么艰难，经历过任何就像罗罗所知道的那种困难。即使如此，他并没有抄近路，也没有不择手段。他始终勤勉、诚实，不管因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他在一种不同思想的原则要求下，一种带来更高形式力量的原则指引下生活。我母亲决定，我必须追随他的榜样。我没有选择。这是骨子里的遗传基因决定的。
“幸亏你的眉毛像我……你父亲的眉毛有点儿稀疏松散。但是你的头脑、你的性格，都遗传自他。”
渐渐地，她带给我更多与黑人有关的信息。她会带着有关民权运动的书籍、黑人歌手玛哈莉娅·杰克森的歌曲或者金博士的演讲稿回家。当她告诉我那些南部学校的孩子们只能读从富有的白人学校里传出来的书，却仍然能成为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时，我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学习而感到羞愧。如果我告诉她，我们印尼童子军队伍在总统面前表演踢正步，她会提到另一种不同的游行，那些孩子们与我年纪不相上下，他们为了自由而游行。每一个黑人男子都是索古德·马歇尔或者西德尼·波蒂埃；每一个黑人女子都是法尼·罗·哈默或者莱娜·霍恩。作为一个黑人，我继承了一笔伟大遗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只有我们才够强壮得背负起这个光荣的重担。
我们要有风度地承担起这个重担。不只一次，我母亲都说：“哈利·贝拉方特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看的男人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偶然在《生命》杂志上看到了那个试图把他的皮肤剥掉的黑人。我想象着其他的黑人孩子，过去的和现在的，都在经历着类似的启示时刻。也许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样的时刻来得更快——父母对他们不要穿过特殊的邻近住宅区边界的警告，或者当不管梳理多久都梳不出像芭比一样的头发时的挫败感，或者当大人们认为你已经睡着了，你偷偷听到的关于父亲或祖父受到雇主或警察羞辱的故事。也许一点点地接收坏的消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更容易一些，这样可以建立起一个防卫的体系——虽然我认为我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个，拥有一段远离怀疑自己的童年。
我知道看到那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一种暴力、一种突然的攻击。我母亲警告过我那些盲目信仰者——他们只是无知的、没有接受教育的人，应该离他们远点。如果我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个凡夫俗子，那么罗罗已经帮助我知道了生命无常，生一场疾病就可能成为跛子，遇上意外就没准变成残废，还有可能丧失财产。我能正确地判别其他人身上常见的贪婪或残酷，有时甚至是我自己身上的。但是那张照片告诉了我其他的东西：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一个可以在别人不知道、甚至自己也没察觉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敌人。那天晚上从大使馆的图书馆回到家，我走进浴室，站在镜子前面，我所有的感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所有的肢体器官看起来也没什么异常，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样子，我在想自己哪里不对劲。那种抉择简直太可怕了——我身边的大人都活在疯狂的状态之中。
最初那种泛滥的焦虑可以过去，我也可以像以前一样在印度尼西亚度过剩下的时光。我仍然保持着一种有时没来由的自信，保持着无法抑制的恶作剧天赋。但是我的视角永远地改变了。从晚间播放的一档舶来的电视节目中，我开始注意到，《我是间谍》中的考斯比从没有得到过那个女孩，注意到《谍中谍》中的黑人在地底下过了一辈子。从图和外祖父寄给我们的西尔斯罗巴克的圣诞目录上，我注意到没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圣诞老人是一个白人。
我没有和任何人分享这些观察的结果，我决心不让母亲发现，决心在她努力保护我的时候，不让她知道她的努力已经失败了。我仍然相信母亲的爱——但是我发现，她对这个世界的描述，还有我父亲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有些不全面。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三章（1）
我用了一会儿时间才在人群中认出他们。在滑门刚打开的时候，我只能看到斜靠在栏杆外那一张张模糊的、微笑的、焦急的脸庞。最终，在人群后面，我看到了一位个子高高的、银白头发的男人，还有一位站在他旁边几乎看不见的、矮矮的、严肃的妇人。他们开始向我这边挥手，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向他们招手，他们就消失在模糊的玻璃后面了。
我向队伍的前方望去，一个中国家庭好像在报关处遇上了些麻烦。在从香港起飞的航班上，他们出演了一场闹剧，父亲脱了鞋，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孩子们爬过座位，母亲和祖母把枕头和毯子藏起来，一路上喋喋不休。现在这个家庭一动不动地站着，希望自己遁于无形，他们安静地看着那双翻查他们护照和行李的手，带着一种可怕的平静。不知怎的，这位父亲让我想起了罗罗，我低下头看看我手里拿着的木制面具。这是一位印尼飞机副驾驶员送我的礼物，他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母亲、罗罗还有我刚出生的妹妹玛雅站在门口的时候，是他把我领走了。我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