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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活在不断被背叛的阴影中,但是,1950年以迄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十三四年当中,毋宁亦是蒋方良生命最有光釆、最富活力的一段岁月。我相信认识蒋方良的官太太,应该都会认同,长安东路时期的蒋方良,其实才是真正开朗的、阳光的蒋方良。蒋经国自己忙着当花蝴蝶,他自然无暇对蒋方良多所干预。
刚来台湾,大家普遍生活都很清苦,但是,精神生活反而很充实。由于官太太当时都很年轻,蒋方良刚届近不惑之年,大家适值活力健旺的年代,聚会活动的机会也很多。加之蒋经国那时的职位比较低,不用讲究太多的官场忌讳,和亲朋故旧之间来往,也比较没有强烈的阶级观念。他不但不限制蒋方良和官太太们经常往来,也经常吆喝男士们一块儿加入太太的行列,时常在一起宴饮欢乐。
最常到长安东路18号和蒋方良聚会的,包括了张师太太、王叔铭太太、赵聚钰太太、衣复恩太太、毛瀛初太太、明星花露水老板的太太等人。还有少数几位住在台北的白俄妇女,他乡遇故知,和蒋方良偶有往还。基本上蒋方良的朋友圈子,仍以蒋经国亲朋旧部的太太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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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夜夜笙歌 蒋方良苦守空闺(2)
长安东路房子比较窄狭,不适合打牌,不过偶尔有官太太起哄,凑够了牌搭子,还是可以在房里作方城之戏。
锱铢必较 为打牌伤和气
大概因为不是出身富裕之家(按:蒋方良出身女工),先生收入又不高,生活拮据,蒋方良锱铢必较。输钱的时候,脾气很大,心情全写在脸上,时常气得把麻将牌往桌上甩,让另外三家不知如何是好。慢慢一些官太太们知道她牌品不是太好,也就自动把输赢弄小一点,而且偶尔放放炮,故意让方良赢点小钱,大家都高兴高兴,彼此玩得比较自在一些。
蒋经国偶尔手痒也爱方城之战,只是他牌技不佳,每打必输,影响他打牌兴致,所以他很少上场打。
除了打牌,蒋方良也爱看电影,有她喜欢的电影,即交代驾驶开Ausin小汽车,送她到西门町电影院附近。她也喜欢和三两官太太一块到衡阳路逛逛,上“华竹绸布庄”看看店里有没有进什么新的布料,买点适合替自己和家人做衣服的布料,挑好了布料再找裁缝师做衣服。
有段时期,蒋经国和蒋方良同时迷上学京戏,两个人经常在寓所吊嗓子。两夫妻一度也很爱跳舞,只要美军顾问团有娱兴节目,或是中外友人聚会场合,两夫妇经常是舞池中最受瞩目的一对。蒋经国和蒋方良跳舞,都是从苏联回到中国之后,在抗战时期才开始学会的。舞步不外乎探戈、吉路巴、华尔兹之类的。蒋经国舞技不算太好,但是,早期他真的乐此不疲,很爱找场合跳。蒋方良看丈夫跳,也爱凑热闹,和先生翩翩起舞,玩得十分开心。
台湾与美国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美军顾问团人员在台北冠盖云集,蒋经国因为工作的关系,和美军顾问团、中央情报局、大使馆等美方人员接触日渐频繁,日益发觉英文的重要性。有段期间,蒋经国特地透过友人引介,延请美国驻华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长安东路寓所教两夫妻学英文。蒋经国学习英文能力很强,后来能很自如地和美国友人交谈沟通,几乎完全没有障碍:蒋方良后来也能阅读英文书报,和美国官太太时相往还,学习进步神速。
蒋经国不像蒋介石那么注重饮食健康,更不爱看重形式的大排场宴饮,口味上独沾一味,偏好品尝家常美食。蒋方良的家常餐饮,因为到中国多年,早已习惯中式菜肴,特别是清淡的浙江菜。住长安东路寓所时,偶犯思乡病,就交代厨房大师务做“俄国饺子”,让她和蒋经国解解馋。所谓的“俄国饺子”,饺子里头的馅,基本上和中国饺子包的馅差不多,也是放肉和葱蒜之类的食材,所不同者不过是饺子包法不太一样,外观有点不同,味道并无明显差异。“俄国饺子”的做法,是蒋方良教大师务做的,蒋方良自己很少下厨,她自己也不那么重吃,反正蒋经国吃什么,她就吃什么,蒋经国有什么,她也吃一模一样的食物。
1967年间,适逢长安东路进行拓宽工程。某日,老先生下班途中,临时交代侍卫长,转往长安东路18号看看儿子。于是,“总统”车队即从中山北路往“四条通”方向,直趋蒋经国寓所。穿过一条狭窄的街道,到了寓所门口,但见附近的马路正在施工,掘土挖坑,填沙石铺柏油,搞得尘土蔽空,脏乱不堪,总统车队出入寓所,竟连回车的空间都没有。老先生眼见长安东路一带,已经起了好几栋高楼,这些大楼居于置高点位置,居高临下可以尽览蒋经国寓所全貌,居所环境日趋复杂,老先生不免担忧爱儿一家住居安全,当即交代“总统府”,另外再替儿子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寓所。未几,遂觅得大直七海寓所,蒋经国全家即奉父命举家搬至大直定居。
蒋经国大夫无私交 蒋方良被禁锢高墙之内
七海寓所远离市区尘嚣,孤悬郊区大直,四面青山绿野,郁郁葱葱,隔老远难得看见一户人家。不像长安东路,出门就是繁华市街,不论是到衡阳路买布,西门町逛街,或者上某官太太家串门子,皆可信步而至。搬到七海寓所,上一趟台北,即使出门有司机开车迎送,也要二十几分钟才到得了市区。家居偏远,高墙环伺,久而久之,使得蒋方良处于半孤立状态。幸运的,此时的蒋经国,托庇于蒋介石传子不传贤的私心,步步高升。蒋经国尽管风华正茂,既不复有空暇时间去背叛蒋方良,亦不复有体力再去蝇营狗苟了。
刚去七海寓所不久,蒋方良身体尚称康健活跃,没有任何痼疾缠身。深居七海寓所,庭院深深,寂寥无奈,不免时时静极思动。此一阶段的蒋经国,官位愈做愈高,朋友却愈见稀少,门前车马稀,此与蒋经国为凸显清廉,凸显“大夫无私交”(按:意即当官的人没有私人交情),及他利用朋友用之即丢的个性都有关。昔年不论是留俄帮的朋友或是“国府”官场上的门生故旧,哪怕是所谓“###”的核心骨干,除了避嫌、亦逐渐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故而自动退避三舍,减少往还。如此一来,夫唱妇随的太太们自然也减少上蒋家串门子的机会。
姐妹淘和官夫人车马渐稀,百无聊赖,蒋方良只好去圆山保龄球馆打保龄球,追逐挑战自我的乐趣。圆山保龄球馆是日本爱国侨领刘天禄的产业。刘天禄台湾人,当过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是国民党忠贞党员,他的儿子刘介宙,也当过“国大”代表。搬到七海寓所之后,蒋方良偶尔在长媳徐乃锦陪同下,到圆山保龄球馆玩玩。沉迷保龄球几个月之后,她又爱上高尔夫球。但隔不了几个月,即因为蒋经国借故施压,蒋方良一气之下,既不玩保龄球也不打高尔夫了。
中国人可以懂什么是“大夫无私交”的道理,可蒋经国不知该如何跟蒋方良讲清楚“大夫无私交”的真义,只好从一些生活琐事之中,教蒋方良如何跟他配合,不与他的原则背道而驰。
蒋经国一路从“国防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晋升至“行政院长”。以往和蒋家形同通家之好的若干故旧,诸如严灵峰、王新衡、赵聚钰、王叔铭,衣复恩、王永澍等辈,都因为“大夫无私交”的缘故,被蒋经国刻意排除于交往圈子之外。这些昔日老们,他们自己也明白“知所进退”,刻意不再和蒋家亲近往来,以免遭引不必要之麻烦。过去时相往还的官太太亦不复当年热络,惟一还往来的,只局限王永澍太太、赵聚钰太太等少数一两位官夫人。所谓大夫无私交,蒋经国彻底落实这一古训,他不但自己办到,也强制蒋方良办到。蒋方良的个性向来外向开朗,身处高墙之内,生活圈子愈来愈狭窄,形同半禁锢状态,待遇甚至还不如被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圈禁的张学良、孙立人等高级“###”来得自由自在些。
此阶段后之蒋经国,深居简出,完全与过去杯觥交错、红男绿女时代告别,他的男性自我中心,似乎隐隐然让他有一种潜意识,既然自己不玩了,老婆也不该整天往外跑;自己不再背叛,亦无力背叛蒋方良,当然蒋方良也不能像长安东路时期,那么热情奔放,那么外向好动,也应该“三从四德”,收敛行藏。之所以对蒋方良作各种压制,另外一个潜藏于蒋经国内心的因素,是由于蒋“太子”深深厌恶他“姆妈”宋美龄,无所不在地“干预”老先生的施政作为。蒋经国不会允许蒋方良成为另一个“蒋夫人”,更不会让蒋方良搞夫人政治。
蒋经国再三交代她不得“招摇”,有一阵子蒋方良真是动辄得疚,做什么都犯忌讳。蒋经国加诸于蒋方良的强大压力,再三压抑着她,迫使她逐步限缩自己的交际圈子,蒋方良遂渐渐将自己封闭在七海寓所的高墙之内,过着与世隔绝,半禁锢的日子。
座车风暴 高尔夫风波(1)
我们可以举一最明显事例,说明此论不虚。
某日,蒋经国据报蒋方良去打高尔夫球,除了座车之外,还有一部车的随扈人员跟班(按:连同蒋方良的座车,事实上一共只有两部车)。蒋经国听了之后很不高兴,下班回家之后,就告诉蒋方良,以后打球不要这么招摇,还带随扈人员出去,阵仗摆得太大,太招摇了。
蒋方良当下心里就有些不高兴,她不过是带着徐乃锦、王永澍太太三个人去打高尔夫,随扈人员不就那一两个人,加上两部车的司机,随员一共才三四个人,怎么称得上招摇?只是蒋经国气头上,蒋方良向来不敢缨其锋,一股怨气只好暂且隐忍未发。
隔一阵子,“总统府”恰巧依据年度预算计划,要为新上任的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更新座车。按规定,派给蒋经国的座车,是一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蒋经国看了之后,认为这部大车太浪费太招摇了,当即指示侍从人员把它退回去,执意仍乘坐原来那部行政院长时期坐的别克五人座小轿车。“总统府”不敢违拗,只好照办。
但是“总统府”也给蒋方良配了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蒋经国当时未留意,是故并不知情。“总统府”人员只是依规定,配送一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到七海寓所车库,供蒋方良乘坐,蒋方良也不清楚丈夫有退新车的事。
某日,不明就里的她坐着凯迪拉克七人座从高尔夫球场回来,碰巧蒋经国瞅见老婆居然坐着七人座新座车从球场回寓所,不禁勃然大怒,对蒋方良当面发火,骂她如此不懂事,交代不准招摇就是不听,你居然胆敢坐新车去打球!蒋方良被骂得满头雾水,不知所措,蒋经国当场拿起电话又把“总统府”的人教训了一顿,马上要“总统府”把这部新车开回去。并命“总统府”第三局局长陈履元中将,安排一部国产五人座小轿车给蒋方良。
一部福特“千里马”新车,第二天就被开到七海寓所车库,蒋经国趁一个礼拜六上午,特地交代驾驶开着这部“千里马”,载他去桃园慈湖来回一趟,算是试车。试车回寓所之后,蒋经国告诉蒋方良:“方啊,这部国产车坐起来很舒服,很好!你坐坐看。”蒋方良心里一肚子恼火,勉强坐过一次“千里马”,小车的舒适度和宽敞度,简直和原来的大车不成比例。蒋方良决心即使不争回里子,也要争回面子。
于是,蒋方良坚持要“总统府”为她准备一部和蒋经国一模一样的别克五人座。蒋经国想一想,自己也是坐的别克车,怎好勉强老婆一定要坐国产车,只好同意让蒋方良和他一样,配置别克五人座座车一部。大家各自退让一步,也不好再发火,不再深究。如此,算是平息了蒋经国夫妇的“座车事件”。
然而,经过此次事件的刺激,蒋方良干脆不打高尔夫了,省得一再被蒋经国挑三拣四。如此一来刚好称了蒋经国“不要招摇”的心,也少招惹丈夫的责备。为了“不招摇”,她更落寞,更自我禁锢了。
不消多久,即传出蒋方良得了精神躁郁症。蒋方良之所以会犯精神躁郁症,应与蒋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