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良民，不是不法分子。前面那个人，把俺姐拐跑了。你们横插一杠子，要坏了我的大事儿！”吴大嘴急火攻心，喊冤叫屈。他见自己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眼看就要断送在这两个可恶的“红袖标”手里，便使劲挣脱开，撒腿就跑。
两个“红袖标”三步两步追了上去。那个高个子抓住吴大嘴的后领，毫不留情，照屁股就是一脚。那个矮个子也上来照他头上打了六亲不认的一把掌，并恶狠狠地骂道：“妈的，做贼心虚，你是好人那你还跑什么？”
“我们都是阶级兄弟，你们为啥还打人？”吴大嘴毫不示弱，对两个“红袖标”大声质问道。
“妈的，**不打好人。咱中国的监狱里人满为患，那里头可没有一个杂种坏蛋，统统都是他妈的咱纯种的中国人。你要再不老实，还得挨揍。”两个“红袖标”说着，像拖死狗一样拖着嫌犯，七拐八拐，又经过一条十分僻静的小胡同，拐进了一座小院落，钻进了一间门口挂着“光明居委会治安联防办公室”牌子的平房里。
“又逮住一个？”在光线昏暗的屋内，一张黑色办公桌的后面，一个满头银发、体态微胖的老太婆，手里端着白色搪瓷茶缸，正襟危坐，见他们三人进来了，既兴奋又严肃地问道。
“又逮住一个！今天收获不小，战果丰硕，算上这小子，已经五个啦。越是改革开放，我们的工作就越重要，收获就越大。”高个子对“满头银发”点头哈腰，摆功卖好地说道。
满头银发抬手拉了下身边墙上的拉盒绳，屋内顿时明晃晃地亮了起来。
吴大嘴定睛一看，俺的娘嗳，墙上除了挂着伟大领袖**的巨幅画像，还贴满了花花绿绿吓人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改革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还有比较温馨的“联防队员七要八不要”。都啥年代了，还搞阶级斗争，连他家屋后墙上写了多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早就被统统涂抹掉了。再看满头银发放在桌子上的那只“御用”茶缸，上面还赫然印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大红字。
“说起来，还是吴大妈，吴主任领导得好，指挥得好——”矮个子一边对满头银发的吴主任唱赞歌，一边开始对吴大嘴搜身。“妈的，咱见过电影里有挎双枪的，没听说过有用两个钱包的。不用审了，两个钱包，人赃俱获。好呀，地图上还密密麻麻扎满了孔，看来都是这个蟊贼子提前踩好的点呀。”
两个钱包，一个是韩家栋廉价的人造革钱包，吴大嘴并说不清里面的钱到底有多少，而另一个只能勉强叫做钱包的钱包，是用废旧杂志封皮折叠而成的，上面钉上了几根钉书钉，还缝上了好几道黑线，才保证了它的健全功能，而对里面的钱数，吴大嘴稍加思索，说出的数目能精确到毛数。
“吴主任，这个蟊贼子偷了二十一块六毛五，还有三斤半全省粮票，您看要不要直接送派出所？”高个子仔细查看完人造革钱包里面的东西后，点头哈腰地向吴主任请示道。
“我们一定要保证办案质量。‘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这是我们时刻要牢记的办案宗旨。让他先老实交待清楚，小张做好笔录。”吴主任做了进一步的指示。
吴大嘴一看大事不妙，要有牢狱之灾，忙不迭地把如何前来寻找被拐被骗的亲姐的过程，认认真真地交待了一遍。末了，他又追加了一句：“吴领导，吴大娘，我也姓吴，您老人家说说，咱吴家啥时候出过坏人啊？”
“呸，你也配姓吴？吴主任的高姓能是你随便姓的？退一步讲，就算你也姓了吴，吴家不是照样出了吴三桂、吴法宪，还有吴佩孚——”矮个子说到这里，突然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太对劲，急忙改弦易辙变成了自嘲：“当然，俺老张家的坏人也是层出不穷，像张国焘、张春桥，还有那个张——”
“姓‘无’姓‘有’都不重要，关键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吴主任神态威严，居高临下。
“领导，这是不是电话机子？”吴大嘴一看本家前面的桌子上赫然摆放着一部黄色塑料壳的拨号电话机，急忙怯生生地问道。见吴主任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和俺村里的可大不一样。俺村里的是铁皮的，黑的，带摇把子，一摇‘呜呜’地响，还连着墙上的两只很大很大的大电池。恁这个和电影里的倒有几分像。”
“少啰嗦，想耍什么鬼花招？”高个子对吴大嘴不耐烦地呵斥道。
“给俺村里打个电话，一问就清楚了。电话费我出。俺村的支书姓李，我还喊他个表叔呢。俺从祖上就是贫农，非常地贫农，连下中农都没混上，历史非常清白。”吴大嘴满脸堆笑地回答。
吴主任认为可行，不防一试，便让吴大嘴把详细住址写在了纸上，开始“咯啦，咯啦”地拨电话。但被很快告之：广播期间无法通话。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吴主任，又向吴大嘴详细询问了农村有线广播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结束，他们村的电话机是放在村委还是放在支书家，吴大嘴都一一认真作了回答。吴主任见吴大嘴虽然长得不像个好人，但从他的言谈举止上看，确实也不像个小偷。尤其重要的一点，小偷们在得手后，都会把空钱包尽快扔掉，除非犯傻和来不及销赃灭迹，可也没看出眼前这个年轻人有什么异常表现，而根据逮住他时的情况看，他当时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把空钱包处理掉。她闭目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才睁开双眼开口说道：“我看这样吧，我们就当你说的全是实话，你把钱先放到这里，只留下你回家的路费，等你回去开了证明，再回来拿钱。小张，给他开收到条，留下整数，零头全都给他。”
高个子随声附和道：“姓吴的，碰上吴主任这样的好领导，你是福星高照，烧了八辈子高香。我们领导一向是‘姓公的娶了个姓母的——公是公，母是母’，从不含糊，不然你可要在这里好好呆上几天啦。”
由于害怕自己态度不老实会被关进小黑屋里饿死饿活，还会和成堆的老鼠做上几天伴儿，吴大嘴哪里还敢讨价还价。他对网开一面、从宽发落他的本家吴主任感激涕零，慌忙表示感谢，带上开好的收到条和几块零碎钱，赶快离开了这个令人心惊胆寒的是非之地。
担心万一出现意想不到的不时花销，连回家的车票也可能买不起，吴大嘴便没敢再花钱买点饭吃，而是饿着肚子先在汽车站蹲了半夜，被撵出来后又去火车站蹲了半夜。他第二天一早又步行回到了汽车站。幸亏两个地方离得并不是太远。等买完车票坐上了车，这才从跑到车上叫卖的商贩手里，放下心来买了一块面包和两只橘子，权作早饭填进了饥肠辘辘的肚子。
吴大嘴终于狼狈不堪地回到吴家。
听完长子在泰城的不幸遭遇，吴长善比有人掘了他家的祖坟还要气冲牛斗。他咬牙切齿，恶狠狠地骂道：“姓韩的这个狗×的，我×他八辈子祖宗。才儿啊，你要还是吴家的子孙，你就去把他韩家的那几间破草房子给我一把火烧个净光。儿啊，你要给恁爹出了这口恶气呀。呜——呜——”叫嚣着，怒骂着，不由得大哭起来。
“孩子不缺胳膊不缺腿地回来了，咱该高兴才是。妮子她愿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就拉倒。才儿的婚事眼看就要办了，恁爷俩谁也别再心思这事儿了。不就几十块钱嘛，以后能去要来就当捡的，要不来就当丢了。”赵兰香对吴长善耐心劝说道。
“这些孬种，不是明抢又是啥？还好意思给写张条子。骗子，都是大骗子！他韩家栋这个龟孙也是大骗子——”吴长善想起被没收了、再也不可能要回来的那几十块钞票，比剜了他的心头肉还要痛苦万分。
“才儿啊，你没跟恁姐夫说你又定亲啦？”赵兰香突然问道。
“这么大的事儿，我还能忘了，可他准以为我诳他呢。”吴大嘴一想起那可恨的敢做不敢当的现任姐夫，气就不打一处来。
对随后吴长善赵兰香让他写信把吴有干叫回来，吴大嘴说啥也不同意。红石沟又不算远，他暂时两下里照顾着；弟弟出去一趟不容易，就让他在外安心挣钱吧。
不久，到了吴大嘴“出阁”这一天。吴家雇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并由本族的一对老少爷俩去陪送。临出门，穿着一身簇新桔黄色青年装、脚蹬一双贼亮的黑皮鞋的吴大嘴，溜滑的大分头梳理得如同燕子展开的一对翅膀，脸上擦了厚厚地一层雪花膏，嘻嘻哈哈，跟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母亲来了个不折不扣的“笑别”：“娘，这么十分美好的大喜日子，您哭个啥？有道是：‘好儿男志在四方’。我是去享福，又不是去坐牢受大罪。您和俺爹多保重。拜拜啦！”说完被提前上去的那爷俩一人一根胳膊拽上了拖拉机。
这天晚上，苗家新房里七大八小挤满了一屋子看热闹的男孩女孩，新郎惊喜地发现了身在其中的胡岱，而胡岱也万分惊讶地认出焕然一新的吴大嘴来。
“四姨夫，咋是你呀？恭喜，恭喜！”胡岱瞪着一双惊奇的大眼，抱拳说道。
“胡岱，咱爷俩真是缘分啊。以后你就常来玩。回去后告诉恁爹和恁娘，我今天身份相当特殊，比较不便出行，改天定当前去拜访。”吴大嘴笑逐颜开地回答。
从此，吴大嘴安心舒意地做起了苗家的儿子。他起早贪黑，忙里忙外，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对待他的岳父岳母比对待他的亲爹亲娘还要关心孝顺。他跟妻子苗凤英的感情也是与日俱增，很快就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他有时回吴家看看，苗凤英还恋恋不舍，好像他会一去不复返，不管他怎么哄劝，她就像个跟脚的小孩儿，无论如何也要陪着他一块儿去，一块儿回。爱妻对他的深深迷恋，让他非常纳闷，他非同小可的魅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吴大嘴不但获得了爱情，还得到了岳父岳母发自心底的疼爱，同时受到了整个苗氏家族和街坊邻居的尊重，而懂事的胡岱有事没事儿就往苗家跑，也让他感到格外开心。
第三十二节
这天中午刚过，就下起了雨——是无风相伴的大雨，是城里人可能觉得可有可无的大雨，而对农民兄弟来说却是要么渴盼要么嫌弃，绝不会无动于衷的那种大雨。伴随着雨声，“方块四”，“毙了”，“别加分，千万别加分”，还有“你们小点声，还让别人睡吧？真烦人”的吆喝声，不绝于耳。韩家栋站在窗前，透过破烂不堪的窗户，专心致志地欣赏着外面的景色——数不清的雨线，像万箭齐发，从天上“嗖嗖”射向泰城的大街小巷、楼顶房顶、树木花草、行人举起的五颜六色的雨伞上，还有来来往往的汽车上。他想象着家里的玉米地，又该是什么景象——如果家乡风调雨顺，并且韩振纲适时替他种上，他家的玉米该是长势良好，应该有一人多高了。他在泰城打工的半年，吃遍了酸苦辣咸，别看累死累活，但由于干干停停，工钱又低，所以兜里所剩无几。他连麦收也懒得回去，只好任由韩振纲替他操办了。他看着，想着，又想起了不知身在何处的蓝天秀，两眼不由得泪汪汪。当泪珠滚落到腮上了，他才突然意识到，便赶快用手背擦掉，不然被满屋子打牌的、拉呱的、看闲书的工友们看见，那可就丢人了。
韩家栋现在的落脚点是几间年久失修的平房。这栋房子，临街有三口大窗户，上面的窗扇绳捆索绑，摇摇欲坠；窗户框上，筷子粗细的铁丝，横七竖八，锈迹斑斑，自做多情地等着窃贼来碰壁。它就像长在少女漂亮脸蛋上的疮疤，在一片美丽壮观的景色中，死皮赖脸地抢镜头。正因为它有碍观瞻，与城市市容的美化要求格格不入，所以老早就理所当然地上了被拆迁的黑名单。房主是土著人，房子是他上辈遗留下来的唯一不动产，不远的将来，很可能要狠狠赚上一大笔拆迁补助费。房主一心只想着赚钱和省钱，可舍不得继续往这破烂不堪的房子上砸钱。房子里面，设施简单，地上是一长溜地铺，半空中使用七大八小的木棒和竹片打制的吊铺，一共住了二三十个形形色色外来打工的农民。睡吊铺的人一翻身，就会“哗哗”往地铺上落灰尘；睡地铺的人都需格外小心，不然就会被迷了眼。有个别讲究的，只好把自己上边的吊铺底下用报纸糊上了一片。条件虽然极其简陋，但由于收费低廉，每人每月才几元钱，因此总是人满为患，在这美其名曰“打工者之家”的大门外面，经常挂着把人拒之门外的“今日客满”的木牌子。
雨渐渐停了，窗户外面用油毡纸做成的简易雨蓬发出的“噼啪”声，也渐渐小了。韩家栋顺手抓起了一把撑开晾着还有两个破洞的黄色油布雨伞，吆喝了一声，算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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