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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的子女都在各地工作，夫人也去世了，没人管，怪可怜的。有一次，叶帅去了一趟广东，回来后，造反派就斗他。造反派凶狠狠地问他：“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联不知道吗？”叶帅说：“我不是串联，是回家看看，有点事。”这样还过不了关，斗了好几天。
两个老头子经常在屋里、院子里谈话，他们对形势很不理解，说“经济现在这么混乱，都不抓生产怎么行？群众怎么生活？”忧党忧国忧民忧军，但也是无能为力。就这样，天天在那个院子里呆着，没一点事，两个老头着急，就向看管的造反派提出：“我们到乡下去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但是，造反派不批准，不让去。两个老头子革命了一生，奔忙了一辈子，就这样关在院子里，没病也要闷出病来。
一次，王震到湖南看望叶帅和曾山。王震当时被疏散到江西。老朋友见面甭提有多高兴了。王震对曾山说：“我俩换个地方就好了。”他的意思是让曾山到江西，自己去湖南。因为曾山是江西人，而王震是湖南人，大家听了都苦笑起来。
由于生活不好，水土不服，曾山病了。那次是痔疮破裂，大出血，血流不止，很吓人。我们把他送到当地的医院，医生简单地用线把出血口给扎起来。曾山病得厉害，我们不得不写信告诉周总理，总理回答说：“你们先照顾好曾山，立即送回北京治疗。”这样，我们立即乘火车赶回北京，下火车后就马上送到医院。但治病也不顺利，造反派说不能给“走资派”看病，把病案都拿走了，不让他看病。最后，还是总理说话，让曾山住进北京医院。医生马上给他做手术，曾山的病才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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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1）
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曾山努力想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对“四人帮”迫害革命一生的老干部那一套非常义愤，他长吁短叹，睡不着觉，精神不好，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山把公务员撤了，炊事员也撤了，让吕阿姨做饭。后来索性汽车也不坐了，和司机老杨一齐挤公共汽车，中午回不了家，就在街上小饭馆吃饭。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沉闷，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学习《列宁选集》。
1969年，在党的九大，毛主席曾经评价曾山说：“曾山对党的土地革命是有功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建设是有功的。”这给曾山包括我们全家以很大的安慰。
从湖南回来后，大家没有抱怨个人的处境，但都更加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了。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全国人民都非常震惊，并引起了全党深刻的反思。中央组织了一个老同志学习组，一星期开一次会，揭发批判林彪。毛主席叫这个组为老中央委员组。曾山和陈毅、叶帅、王震等又见面了，他们对林彪的罪行都深恶痛绝，每次开会，都是积极发言，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的行径，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也思考得更多了。
曾山和正直的老同志关系都很好，讨厌搞阴谋诡计的人。他和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陈正人等许多老同志都有很深的感情。陈毅和陈正人的去世，对他影响很大。
1971年1月，陈毅病了，在301医院做切除阑尾手术。切开后才发现是结肠癌，并且已经转移。曾山听说后，拉着我去探望他。我们先找张茜了解陈老总的情况，张茜眼睛红肿，难过地说：“发现得太晚了，治疗不及时。像他这样的老人，体重突然下降了40公斤，这本来就是有重病的症状，应及时诊断，及时治疗，但是，医院一直不给作会诊，说他是走资派，还要医生和我们划清界线，病也给耽误了。周总理也知道了，很生气，但太晚了。”曾山听着，难掩悲痛，避过头掉下了眼泪。老头擦干泪，进病房去看陈毅。我说了许多安慰张茜的话，然后也走进病房。
陈毅躺在床上，他的床脚头栓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放在床头，起身时，就用手拉着绳子慢慢坐起来。陈毅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坐着与曾山说了很多话。陈毅很激动，火气又大，说：“那帮人迫害了我们那么多老干部老同志，天要报应。”边说边掉泪，“我们俩现在还都活着，哪一天我们也同归于尽吧。”曾山劝他说：“你好好养病，身体最重要。”想到当年那个驰骋疆场、令敌人闻风丧胆、很会打仗、又很会关心同志的陈司令，境遇如此，现在又病成这样，我难过得不知说什么。
我们和陈毅、张茜一直保持着很好的革命友谊。张茜生下老大，没奶，那时刚好我生下老二，奶很多，就把她的孩子抱过来吃，最后虽然给侉子找了奶妈，也还常吃我的奶，一直到两岁。在北京，陈毅爱下围棋，一有空闲，就打电话叫曾山过去和他下棋，两人饭也不吃，在棋盘上直杀得昏天黑地。他们两个感情很深呀。
1971年9月，林彪集团垮台了。陈毅特别激动，打电话叫我老头过去，两人又高兴又激动，聊了很长时间，好像预感到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快要来临一样。但是，他们都没有挺过来。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了。曾山非常难过。陈毅的问题到死也没能彻底解决。我们都参加了追悼会。张茜和陈老总感情很好，她难过得要命，太伤心了。不到两年，张茜也没能挺过来，追陈老总去了。
陈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迫害。曾山和陈正人很熟。在江西苏维埃，陈正人是省委书记，曾山是省主席。1972年4月，陈正人受“四人帮”迫害，身体垮了。陈正人老婆去五七干校了，就一个儿子在家。这时候，他的心脏病犯了，去北京医院看病，医生叫他拿了药回家吃，他的手哆嗦，药都拿不住。曾山带着我去他家探望，陈正人处境很苦，被打倒了，无人理睬无人管，身体又有病。我们安慰他，请他保重身体。他们说了很多话，对“四人帮” 迫害老干部感到气愤。看到陈正人的境况，曾山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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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2）
第二天，就是4月6日，曾山一起床，就给陈正人打电话问候：
“陈正人身体怎么样？”
他儿子接的电话，哭着说：“我爸爸晚上去世了，心肌梗塞……”
我们赶紧去他家，家里没人。陈正人的尸体已经送到太平间了。后来打电报把他爱人叫了回来。
为了陈正人的悼词，曾山还和造反派吵了起来。那一次，他真是气愤极了。曾山很重革命友情，要求悼词实事求是评价陈正人，但造反派不同意，说陈正人是“走资派”。曾山据理力争，坚持要求写上“陈正人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话，造反派不同意。最后，曾山还是找到周总理才解决了问题。4月13日，在陈正人同志的追悼会上，家属不同意部里的造反派致悼词，是曾山为陈正人致的悼词。看到陈正人躺在那里，他流眼泪了。
在追悼会上，周总理看到曾山脸色不好，很憔悴很劳累的样子，关心地问曾山：
“你的身体怎么样？”
曾山拍拍胸口说没事。其实，虽然当时没有体检，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病，但他身体还是比较弱，心情更不好。他那时已经70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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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去世
1972年4月16日晚，我们在家里一起吃饭。肖克来看望曾山。他和曾山十多年不见，肖克一进来，两个人就拥抱，很高兴。他们到里边房间谈话。我给他们倒了杯水，就回到客厅。他们谈到后来，越谈越激动，谈林彪、AB团、富田事变、接管上海、“文化大革命”。一个多小时后，门开了，曾山靠在门口，脸色苍白。我问：
“怎么啦，要开水？”
他捂着心口说：“我这里不舒服。”
肖克见曾山身体不好，安慰几句，就站起来说：
“那你先休息，我走了，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两个人握握手，肖克就走了。
我赶快扶住曾山，让他躺在床上。曾山胸闷，脸憋得通红，说“热，热”。我就把曾山的棉衣、棉裤、帽子脱了，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我们赶快请医生。不久，医生来了，背了一个大箱子，但是连最简单的急救药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后来又来了一个医院的主任，看了看曾山，说：“在家里不行，赶快送到医院吧。”就叫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曾山送到医院抢救。
几个小时后，孩子们流着泪，过来扶我去看曾山。我摸摸他的头、手，凉凉的，脸色惨白，已经不行了。我一下晕了过去。
第二天，肖克还打电话来，问曾山好了吗。肖克听说曾山已经不在人世了，惊讶得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过去没有发现他有心脏病，我们也是没有一点护理知识，而当时的医疗保健制度也不健全。按道理，心脏病人是不能动的，就地抢救最好，但什么都没有，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都没有，氧气也没有，送医院也不该穿那么厚的衣服，抢救时是医生用剪刀剪开衣服抢救的。但我们确实没有经验，在场的医生也没经验，还搬他抬他坐车。
我们耽误了他。我后悔死了，如果我知道一点心脏病的急救知识……
我不能接受曾山去世的现实，精神恍惚，浑身无力，脑子一片空白，也躺倒动不了了。第二天一早，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王定国等老同志来看我。几位大姐拉着我的手，安慰我。邓大姐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批评我。邓大姐说：
“你就这样躺下去，不站起来了？长征时死了多少战友，战争时期牺牲了多少战友，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
“知道，你就站起来！你要坚强起来，你还要革命，不能倒下去，你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孩子们还要你这个妈妈。”邓大姐说。
曾山过世了。周总理从外地打电话找曾山办事，别人告诉他，“曾山过世了。”总理很吃惊地问：“怎么没抢救，你们干什么的呀？”总理很生气。过了一天，总理回来了。曾山的死，对总理刺激也很大，他立即指示，要求对所有老干部，不管靠边没靠边，都要立即体检，有病立即治病。
曾山的追悼会是4月20日在八宝山开的。毛主席献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一些党政军机关献了花圈。周总理、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郭沫若、傅作义、王震、华国锋、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余秋里、粟裕、蔡畅、方毅、万里、肖克、康克清、王定国、姬鹏飞、廖承志、万海峰、李步新等都参加了追悼会。
汪东兴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叶帅说曾山是优秀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为党、国家和人民贡献了一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党中央对他能有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
火化后，骨灰就存放在八宝山。
曾山去世后，几位老帅和老同志都很关心我，叶剑英、聂荣臻元帅等都来安慰我，几位大姐也问寒问暖，我很感谢他们。
那时，我什么都吃不下，人瘦得不象样子。我在医院住了一段。回家后，在家里坐也不行，走也不行，哪里都不能去，到处都能看到老头子的身影，好像他随时都在身边，随时都会回来。家里来了好多曾山家乡的人，还有好多熟悉他的老战友、老同志，大家泪眼相望，看着都难受。后来家里人把我送出去住了一段，回到家里，还是不行，没人时忍不住要哭，忍不住时还自己跑到八宝山去看他。过了好久，才慢慢正视曾山已经离开我而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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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兜“遗产”
曾山去世后，我收拾他留下的东西，他的所有遗产装了一网兜。这一网兜遗产是什么呢？一条抗日战争系到去世的皮带；两双补丁叠补丁的袜子；一顶抗战时期缴获的日军皮帽子；一条千疮百孔的旧浴巾，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用这条浴巾为他擦背呢；一件灰蓝色褪色呢子外套，穿了十多年，袖口、肘部都是大补丁；一件米黄色毛料外套，领口、袖子都磨破了，这两件现在捡破烂的都不要的外衣，是他在世时上班穿的最好衣服；一张他自己亲自打了20多个补丁的草席子。收拾着他留下的那一网兜“遗产”，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老头子一辈子太苦了。
在家里，曾山常对孩子们说：“我们是劳动人民出身，绝不能搞特殊化。”记得1952年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时，用了几条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黄马搭子，就把被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