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 第32部分

意外之喜
我当时的表情可能一副十足的呆子样，再配上一双惊慌的眼睛，样子一定很难看。所以，毛主席一扭过身，低头看见我就笑起来。　　我一生中曾经有过高潮，那高潮并不是做了多大的业绩，而是为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们飞专机。如果说，领袖们是天空的太阳，那我们是借了光的月亮。　　毛泽东主席从1956年5月开始乘坐我们的飞机，而我直到1957年3月才第一次为毛主席飞专机。在此之前，每每看见战友们喜滋滋地飞毛主席的专机，便羡慕得不得了。嘴里不说，心里总怪领导偏心，不平等待人。　　终于有一天，即1957年3月18日，我们奉命空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降落在济南机场。上级下达命令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一位首长带着夫人要从济南去徐州。　　上午10点左右在济南着陆，大家坐在停机坪的机翼下等待。时过12点，一辆黑色轿车开来。车停稳，门打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走出来的竟是毛泽东主席。这意外的惊喜使我长久立在原地，想喊，张着嘴却发不出声；想笑，脸上的肌肉像被冰雪冻硬了，拉不开。就那么痴呆呆傻愣愣地木桩般立着。看见毛主席到了机舱门前，踩着晃晃悠悠的梯子，摇摇摆摆地上了飞机，我才如梦初醒，一个箭步跳过去双手扶毛主席。　　那时，一切设备都非常简陋，所谓梯子，不过是竖着的两根铁棍子之间焊接着几根横着的铁棍。两旁连个手扶的栏杆也没有，别说现代化的自动客梯了。毛主席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身材又高大魁梧，踩在上面颤悠悠地要出危险似的。　　大概我的动作太猛烈，当我的手挽住毛主席，他的身体轻微地一顿，双脚同时立在一根横棍上，诧异地转过身。我当时的表情可能一副十足的呆子样，再配上一双惊慌的眼睛，样子一定很难看。所以，毛主席一扭过身，低头看见我就笑起来，然后冲我点点头：　　“我能行。”　　“主席，您……您慢点上。”　　我尾随在主席身后上了飞机，看着他走到小桌旁边的椅子前坐下，一双长腿伸直又弯屈，弯屈着又伸直，反反复复。我不知原委，便仔细看着主席的一双腿来回伸屈，由腿再看到主席坐的椅子。原来主席个子高大，一般人能够坐的椅子高度，他嫌低矮，因此，腿怎么样放都感觉不舒服。我试探着走到主席跟前：　　“主席，我把椅子调高一些吧？”　　“好！”　　主席欠身起来，我将椅子调整到合适的高度，他重新坐下，伸伸腿再弯弯腿。　　“嗯，很合适，很好，谢谢！谢谢你。”　　“咦？这花怎么开得这么早？开得真好！”　　在主席面前的小桌上放着一盆塑料花，猛一看，真假难辨，主席带着怀疑的目光盯着那花，脸上一股很新奇的表情，我不愿意看主席受骗，就如实告诉他：　　“主席，这花是假的，您别上当。”　　“哦？假的？跟真的一样嘛！”　　……　　经过一阵紧张和忙乱，飞机滑跑升空，朝着徐州方向飞去。我悠闲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想着后舱里坐着的是毛主席，一种甜蜜和幸福感又充满胸膛。然而，一股莫名的恐惧和责任感也袭上心来。　　“今天飞机不会出问题吧？要是出了问题我可就是千古罪人啦……”这念头一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就再也赶不走、轰不去。尽管检查飞机时一切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又经过试飞和航线飞行，但还是搅得我坐立不安。心里直埋怨胡萍下达任务时不明确告诉我们是毛主席坐飞机，知道是毛主席坐飞机，我就是不睡觉也要把飞机摸千遍，保证万无一失。再想想胡萍也有胡萍的道理，毛主席的专机是要保密的。有一回，下达任务时明确了是毛主席坐飞机，不就有个通讯员打电话把这情况告诉家里了吗？当然，他违反纪律后，组织上把他调走了，不再让他继续飞行。接着我又埋怨自己工作不细致，一点一点回想飞机的检查过程，好像这个螺丝没看，那个旋钮没摸到似的，心更加放不下。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直到飞机安全着陆，我才从自己制造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完成了我历史上为毛主席的首次飞行。　　这次飞行给了我一个很有益的教训，从此以后，无论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不管谁坐飞机，即使是训练飞行，只要是飞机上天，我始终坚持认真检查每一个应该检查的部位，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因此，飞起来心里自然也踏踏实实。  　。。

伊尔—14（1）
数九寒天，凌晨的旷野，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大家轮换着打加温炉，黑黑的羊皮工作服脱了，毛衣也脱了，还是汗流浃背。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早期使用的飞机几乎都是前苏联生产的。前苏联的伊尔—14是活塞式螺旋桨发动机，装有14个气缸。气缸里的滑油在冬天很容易凝固。滑油凝固，气缸内的曲轴便无法转动，发动机就不能工作。因此，必须给发动机气缸加温，温度达到摄氏零度以后，滑油溶化才可以开车。　　一句“加温”说来简单，实施起来却很麻烦。用来加温的工具是加温炉，还有一节厚帆布做成的风筒，把风筒的一端套在燃烧的加温炉上，另一端罩在发动机上，就是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实施加温。困难的关键是点燃加温炉。点加温炉有些像给自行车打气，只有一个阀门控制气的大小，给的气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数九寒天，凌晨的旷野，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大家轮换着打加温炉，黑黑的羊皮工作服脱了，毛衣也脱了，还是汗流浃背。　　那加温炉极难侍候，你在那里累得热汗淋漓，它却常常是咳嗽两声就断了气。每次把它点着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要是出差在外，仅两个随机外出的机务人员根本对付不了，空勤人员总是主动帮忙，携手大干。那个时候的人基本觉悟高，人人思想进步，尽管没有提倡什么精神文明，但个个都讲精神文明，工作时从不讲份内份外。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蔚然成风。尤其是在国外飞行，飞行人员做了大量的机务工作。给飞机加油，帮着收拾整理客舱，擦拭飞机起落架等，给左侧油箱加油的事几乎由领航员、通讯员承包了。　　油箱都装在机身两侧的机翼里，加油必须爬到机翼上去。机翼都有倾斜角，雨天、雾天和冬天翼面都很滑，稍不留神就可能从上面滑下来。而夏天又炎热，强烈的阳光照射在白色的机身上，形成反光。尤其是非洲地区，反光更加刺眼。领航员戴着深色眼镜上机翼加油，待加满油箱回到飞机里，很长时间恢复不了视力，看不清楚地图，但他们毫无怨言。我们搞机务的人并不愿意让他们去干，但国外飞行飞机停留时间短，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就会延误起飞时间，因此只能由他们分担我们的一部分工作。　　现在无论广播、电视还是报纸，经常宣传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理解，“理解万岁”成了时髦。那时候没有宣传，没有提倡，可大家心灵相通，配合默契。大凡没有的东西才需要努力去争取。人人都不缺少的东西便贬了值，便无人宣传，无人赞扬。　　空勤协助地勤，地勤配合空勤，自然得很。只要有空勤人员反映飞机哪个地方不顺手或有点异常，地勤人员马上就干，甚至通宵达旦，故障不排除不罢手。　　伊尔—14制造的时候就存在一个缺点：刹车系统不太灵，两只脚同时踩刹车，轻了飞机毫无反应，加重一点儿力量，惯性又使飞机点头。　　刹车系统装在机头部分，打开不仅费事，而且到处满是滑油。更何况这是飞机制造本身存在的问题，不算故障，我们没有排除它的责任。但为了刹车这个不算问题的问题，机务人员不怕脏不怕苦，牺牲了不知多少休息时间进行调整，直到飞行员满意为止。　　前苏联制造的这种飞机因为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而带来的麻烦还有一个笑话。说来滑稽得很，这个笑话偏偏出在前苏联人身上，而我们在他们的陪衬下反而露脸了，因此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那是周恩来总理乘伊尔—18去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返回的时候在印度停留，刚好赫鲁晓夫也在印度。　　前苏联生产的伊尔—18，设计的时候只考虑到他们本国寒带的气候特点，所以在我国北部和冬季飞行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炎热的夏天和在我国南方飞行就会遇到麻烦。在温度偏高的气象条件下，发动机不好启动，常常点不着火。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南北跨度大，温差大，我们在飞行实践中摸到了飞机的特点，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所以在外国人的眼中，又一次显示了机智灵巧的中国人的才干。可怜的苏联同行们则没有热带地区飞行的经验，闹了笑话。　　赫鲁晓夫在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陪同下，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机场。举行完欢送仪式后，赫鲁晓夫洋洋得意地走上飞机。他停在机舱门口，回身向舷梯下送行的人群挥手告别。可他一双短短的胳膊轮番舞动了好半天，而飞机就是发动不起来，气得一贯趾高气扬的赫鲁晓夫双目圆睁，最后不得不尴尬地走下飞机。　　这天是国内飞行的经验帮了我们的忙。机组成员根据伊尔—18飞机的特点和印度的气候，研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虽然起飞时间是上午9点，但印度日出早，上午9点的气温已经很高，超过了发动机启动适应的温度，我们便改起飞前2小时试飞为起飞前1小时试飞，把绕机场转圈改为爬高上升。因为飞机每上升1000米，温度降低6度半，这样，试飞完在地面停留的时间短，发动机经过空中降温冷却容易启动。　　这个办法很奏效。周总理结束欢送仪式上飞行后，我们一次开车成功。　　周总理在舱门口停顿了一下，很诧异地四周瞧瞧，以为飞机上装了什么新的降温设备，然后用手扇动着衬衣前襟直纳闷：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伊尔—14（2）
“怎么这么凉快呀？”　　先总理上飞机的随机记者揭开了我们的“秘密”。周总理非常高兴：　　“好！这个办法好，一举两得。你们跑到天上去乘凉，我们也跟着沾光啦！”　　一次成功决非偶然，这是全体空勤人员因高度责任心而导致的自觉苦练基本功、钻研业务知识、注意积累经验的必然结果，是对大家尽职尽责的回报。  　。　想看书来

皇家空军
他有些担忧，因为毛主席的脾气他是很清楚的，谁要让主席改变主意那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谈何容易！　　我们师是中央首长的专机师，雅称“皇家空军”。因此，从空军司令员到师里的普通一兵，都把专机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全体人员群策群力，共同为专机飞行安全、为首长乘坐飞机舒服而努力。　　专机师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开始沿袭了原来空运大队的番号，后来才改为独立第3团，简称独3团，其任务主要是运送军内的领导同志，兼飞其它空运任务。后来，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等外国元首也相继乘坐独3团的飞机，从客观上形成了专机团的态势。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前苏联访问期间了解到前苏联有个专机场，设想在中国也成立一个类似的专机团，主客观两相结合，条件成熟，专机团便应运而生。随着接送首长范围的扩大，专机任务的增多，又在团的基础上改建为师。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某飞行师。　　刘亚楼当空军司令员的时候，空军的工作名列前茅。像抗美援朝时我们年轻的飞行员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一事，就令中央领导对空军刮目相看，因此刘亚楼在中央很受赏识。但刘亚楼的一套工作方法却很难被人所接受。比如有的机关干部的公文写得不合他的意，他不是善意地提出批评，或提出修改意见帮助提高，而是悬挂张贴于走廊过道之中，让机关人员围观议论，搞得人声名狼藉，难以抬头，他自己把这一套方法称之为“甩石头”。　　尽管刘亚楼的某些工作方法不那么得人心，但他的工作责任心却让人敬佩，尤其是对领袖们的专机飞行，对毛泽东主席的专机安全，他是竭尽全力，每每亲自过问的。毛主席离京或从外地回京，他总是要亲临机场迎送。　　1957年7月1日那一天，毛主席要去杭州，但杭州的笕桥机场下着小雨，雨水连绵不断，整个机场浓雾紧锁，能见度不足百米，云底高也很低。这样的天气条件给飞机着陆造成很大困难。虽然飞行人员都是精选出来的全天候飞行员，但飞专机总不如艳阳高照、晴空万里来得有把握、有信心。　　刘亚楼早早地到了机场等候，了解到杭州的天气实况后，他郁郁地不太说话。显然，他有些担忧，因为毛主席的脾气他是很清楚的，谁要让主席改变主意那是“蜀道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