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台工作的钱江同志也想进“红大”学习。他看到我为此发愁，就找我商量一起去找总司令。我没有和总司令直接接触过，心里还没有底，更主要的是感到总司令统帅千军万马，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不便去打扰，因而非常犹豫。钱江同志和总司令很熟悉，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便鼓励说：“不要怕，没有关系，总司令待人热情和蔼，可好说话啦！我们向他请求准行。”看到他非常自信的表情，听了他十分有把握的话，我鼓起了勇气，同意一起去找总司令。 总司令和毛主席同住在凤凰山脚下。毛主席住石窑洞，总司令住平房，两位首长近在咫尺。我们住在邮局孙先生家，出门往北走一百多米再向右拐个弯就到了。我们走进总司令的院子，内卫问我们找谁，我们说要见总司令，他就同意让我们进去了。那时见领导可容易了，领导和部下之间真是亲密无间啊！我们没有丝毫的紧张，迈步走进了总司令的办公室。总司令正在埋头看书，听到我们进来，他抬头看看我们，然后用浓重的四川话问：“你们来干啥子？”我们不约而同地先敬了一个礼，而后直截了当地说：“来请求总司令批准我们到‘红大’学习。”“要求学习很好嘛！好学才能上进。”总司令首先肯定了我们的学习热情，接着又问，“你们向局长说过了吗？”我们带着有点难过的样子回答：“提过了，局长不同意，所以只得来求您。”总司令听后笑着说：“来要‘令箭’啊，好吧，我给你们局长写个条子，要他让你们去学习。”我们接过朱总司令写的条子，顿时，心中的石头落了地，高兴得异口同声地连说：“谢谢，谢谢总司令的关怀！”我们心花怒放，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往回跑。二月天气，冰冻路滑，下坡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我们谁也没有顾及这些，归心似箭，爬起来继续往回跑。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上了“红大”。我们进校不久，“红大”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我还向总司令请求过一件事，总司令也批准了。 1938年9月，总司令由晋东南回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一天，我到罗舜初同志那里去玩，谈话中得知他要随总司令到前方去。当兵的谁不想去前方，于是我向他提出，请他帮忙向总司令说个情，让我也随同他们到前方去。在军委二局我和罗舜初同志相处很好，他也有意要我和他同去，因此，给我出了个主意，要我给总司令写个报告。一回生，二回熟。有上“红大”找总司令的经验，我欣然同意了罗舜初同志的建议，拿起钢笔就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没几天，报告就批回来了，总司令同意我的请求。当我看到总司令在报告上的批语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总司令啊总司令，过去您爱兵如子的事人人皆知。现在，您理解部下心情，对部下合理的请求有求必应的事，我要逢人便讲，使您的这一美德也人人皆知。 朱总司令最善于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统战工作，逢机便做。 1938年10月，我们随总司令上前方。同行的有朱光、罗舜初、段连绍、刘公亮、刘力克，还有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办事处主任的王世英同志。由延安出发，乘坐两辆运输车。我们和总司令同乘一辆，报务员和警卫班合乘一辆。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乘坐运输车，这种情况，只有共产党的“官”才能做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少有。 10月，陕北高原已进入冬季，寒风刺骨，冷气袭人。那时我们刚20出头，年轻力壮，火力正旺，不管风吹雪打，满怀激情地顶风冒雪前进。 汽车驶过劳山、甘泉，到交道镇后向东驶至宜川。宜川是阎锡山的“大后方”。总司令是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当时国共关系比较好，阎锡山又非蒋介石的嫡系，因而二战区住宜川办事处的负责人，对朱总司令的招待还算热情，旧社会那一套，接待人点头哈腰，跑前跑后，一会茶一会烟，忙个不亦乐乎。我们住在一个老财家，两层楼房，这在陕北算是阔气的。总司令住在楼上，我们住在楼下。同住一房的王世英同志烟瘾真大，一根接一根地吸个不停，抽得满屋烟云，熏得我们够呛。晚上，我和段连绍同志就在这满屋烟云的环境下忙着译发电报。 总司令对部队管理严，要求高。由宜川出发的早上，警卫班的战士起床打背包、搞卫生，乒乒乓乓又喊又叫。总司令听见了很生气，说他们不像个八路军战士。我们知道后立即上前纠正，要他们动作轻点，说话声音小点儿。我们的战士觉悟高，改正得快，以后再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山西行（2）
由宜川到吉县，汽车不能通行，总司令骑马，我们徒步。过黄河后在故县镇二战区兵站住了一宿，那里招待挺不错。去吉县的路可把阎锡山的宪兵忙坏了，山岗路口布满岗哨，一个排的卫兵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前后奔跑。 总司令去阎锡山那里，名义上是晋谒，实际上是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经营了几十年的山西，抗战不到一年，城市几乎全被日寇占领了，他只好由繁华的太原退到偏僻的山沟吉县。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心烦意乱，对抗战有些动摇。总司令去访，对阎锡山来说是个安慰。总司令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天天会见，共商抗战大事。阎锡山在吉县庙里召开欢迎大会，总司令应邀给他的官兵训话。总司令把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阎锡山的官兵洗耳恭听，会场秩序井然，时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从气氛上看，总司令与阎锡山的会晤是相当成功的。 访问阎锡山后，我们由宜川乘车经洛川、宜君、同官、三原到西安。到西安后，我们在七贤城八路军办事处休息了两天。办事处在珍珠泉招待我们洗澡。当时，这个澡堂是第一流的。解放后我到西安出差时曾特意到旧地重游，珍珠泉已徒有虚名面目皆非了。 由西安出发至灵宝，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辆汽车抛了锚，我们只好在灵宝附近的镇上住宿。那里驻了一些国民党军队，镇上乱糟糟的，夜间时而枪声四起，吓得行人四处躲藏，商店紧闭店门。我们见此情景，甚感不安，便向总司令提出挪个地方。总司令不仅不同意，还批评我们不相信群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提高警惕，加强巡逻，做好应付发生意外事件的准备。 汽车不能走，只好去交涉火车。开始站长爱理不理。后来朱光同志掏出名片，站长看名片是八路军的秘书长，知道是为朱德总司令要车，顿时面带笑容地赔礼道歉，连声“好说好说”、“照办照办”。于是给挂了一节公务车，我们坐的是软席。朱光同志给站长100元“赏钱”，站长千谢万谢。 第二站是拜会卫立煌。我们由渑池过黄河，卫立煌的指挥部设在山西平陆附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卫立煌是###老手，同我们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为蒋介石效过犬马之劳。抗战时期，卫立煌表现尚好，与我们关系不错。总司令除谈抗战问题外，还给卫立煌上了一堂马列主义课。据朱光同志说，卫生煌还很愿听。临别时，卫立煌送给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各一把加拿大造的手枪，还有一支刻有“卫立煌赠”字样的西府里钢笔。 总司令常说：“共产党不能单枪匹马地抗日，不仅要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而且要教育、争取联合国民党的军队，这样才能使日寇陷入灭顶的汪洋大海。”因此，到前方的路上，总司令走到哪里，就把统战工作做到哪里，真是逢机就做啊！ 总司令密切联系群众，与部下同甘共苦，情如手足。 他经常深入下层与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下面的干部、战士都愿意听他讲革命道理。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有请，他从不推辞，大家称赞他是有请必到、到会必讲的好老总。在延安，有个时期由于参加会议讲话过多，把嗓子都讲哑了。我劝他以后少参加点会，他听了有些不高兴。 在大生产运动中，总司令和干部、战士一起摇纺车，捻线线。总司令在南泥湾有个“小农场”，他经常去参加劳动，我跟他去过一次。他种的南瓜，品种好，个头大，我去时适逢丰收，南瓜堆了半窑洞。总司令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个口号的实践者。 总司令爱好很广泛。他书法技艺很高，古诗也作得很好。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起得早，经常散散步，午睡前还要弹一会儿扬琴。总司令很喜爱文体活动。在太行山时，我们打篮球或打排球，他常来参加，而且从来也不中途退场。他还爱打扑克和下象棋。在延安时，晚饭后就找人打扑克或下象棋，我是他的常客。打扑克同他打对家可不能出错牌，更不能打输了。总司令下象棋爱用士角炮，不懂得他的战术，走不了几步就会被他将死。我学他用士角炮总学不好，不仅将不死他的棋，反而常常把自己的棋逼死了。总司令还喜欢养花，尤其爱养兰花，住中南海时，他养的兰花有一百多个品种。他的花只许看不准动，我想摘一朵，他就是不允许，说是“你摘走了，别人就看不到了”。连一朵花，总司令也想到大家。 总司令是官，又是兵，我十分敬佩他。
庐山风云（1）
彭总推门进来，见我正在吃鸡，就说：“好呀！狗×的，你给我吃白水煮萝卜，自己却关起门来吃好的。你不让我吃我偏要吃。快给我拿碗筷来！” 1959年6月30日上庐山。庐山会议我的任务是调遣飞机、掌握空情。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当时听说开什么“神仙会”，气氛轻松愉快，每天晚上都有戏剧、电影、舞会，可谓歌舞升平。彭老总上书后，风云突变，常委决定召开中央全会。我负责派飞机接中央委员，通知在青岛休假的刘亚楼、肖劲光来庐山开会。毛主席讲话后，停止娱乐，批判彭德怀，一时空气紧张起来。批判彭德怀时说有个什么“军事俱乐部”，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彭老总被解职，林彪任国防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会后赖祖烈对我说：“你们的司令员在会上态度不错，没有过火的语言。”罗瑞卿说：“我好久没有做参谋工作了，中央决定要我做，我不能推辞，做不好准备犯错误。”毛主席要彭老总对《决议》表态，彭德怀做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听说由庐山回北京时，同机的同志都不和彭老总说话，身为高干如此对待彭老总，实在不合情理。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有人责令彭德怀供出“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彭德怀气愤地回答：“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来报名罢！”有人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有人说他是“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还有人说他“生活艰苦朴素是假相”等等。我认为这些人的批评很不公正，不实事求是。彭老总的生活艰苦朴素众人皆知，我在前总工作时，他和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管理科科长朱早观说：“我们想给他的生活搞好一点，他不同意，左权同志吃点辣子他还有意见，还说左权同志抽烟花钱太多。”左权同志知道后生气地说：“我吃点辣子不算特殊罢！我抽烟没用公家的钱，是用自己得来的稿费买的。”我亲自处理过一件事，管理科杀了一口猪，送给首长一副猪肝，他知道后，要我问谢汉初同志（管理科副科长），猪肝是他拿钱买的吗？如果不是就是剥削群众，他要我把猪肝送回管理科。 彭老总被免职后，决意解甲归田，履行他的“劳动生产，自食其力”的诺言。在国庆10周年前夕，彭老总自动上缴了元帅礼服、军衣、帽徽、领章、勋章，穿上了灰布衣裤，带着平时所喜欢的书籍，从中南海迁居到北京西邻挂甲屯吴家花园。 还在红军时期毛主席就称彭德怀同志为大将军。1955年授衔，彭老总是十大元帅之一。 彭老总是我军杰出的军事家，战必胜，攻必克，能攻善守，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战争中屡建功勋。 土地革命时期，彭总经常独当一面，直接或间接地指挥所率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各次“围剿”。哈达铺改编，彭总出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统帅一、三军团改编的四个大队。长征到达吴起镇，他伏击尾追我军的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四个骑兵团，消灭其一个团，打垮三个团。战斗结束后，毛主席赠他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