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史有确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恒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以致造成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8年等几次疫的流行规模最大。
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等人,以及曹操的首席谋士郭嘉,都是死于瘟疫。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爆发,持续10年,东汉皇朝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而名存实亡,天下分崩。因兵祸不断,灾疫接踵,人口锐减。
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也是“白骨蔽平野”(王桀,《七哀诗》)“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四民流移,托身他乡,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
董卓徒洛阳人口百万余到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而关东联军攻讨董卓时,“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国志·司马朗传》)。
曹操在攻徐州陶谦时,“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又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相尽,墟邑无复行人。”(《后汉书·陶谦传》)人民的大量死亡的流徒,户口为之减少,史载:“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载一在。”(《魏志·张绣传》)“长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三国志·陈群传》)。
曹操与吕布相持时,军队“乏食,(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三国志·程昱传》注引《世语》),袁绍、袁术军队无粮,“以桑椹、蒲赢充饥。”(《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更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传》)。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东汉末期,根株朽栏,其覆灭已是必然。后有诸葛亮对此叹曰:“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恒,灵也。”(诸葛亮《出师表》)
【一位似乎来历不明的绝*子】
现在我们要言归正传,插入下面的一段——
也就是于此时,我们会发现,谈论起一种生长在树上的小小的昆虫,会是多么地不合时宜:“蝉,无巢无穴,黍稷不享,不食污秽之物,高洁不群。”
但它却被借用于宫中之玉器的名字:“蝉是古玉中十分常见的器形,并以打孔区分它们的用途,如头上打孔的为佩蝉;腹上打孔的为貂蝉;不打孔的专门为陪葬而制作的是晗蝉……”(见《王敬之说古玉》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这种借用有一连串可被意会的暗示:因为一位似乎来历不明的绝*子,也叫了“貂蝉”,这显然是被人命名的,就象后世都有的歌伎一样,要取个艺名。
战火过后的积尸盈野,于天地昏暗中,枝枯叶落,有一只爬在干枯的树枝上的蝉,“无巢无穴,黍稷不食”。然而天无甘露,它也就只是象征地存在。
但是她其质如玉,偏只选于“腹上打孔”,是那种命定的与宫中之事隐约相关的绝佳之色,但却来自于田野,“高洁不群”,过了若干个朝代,很久以后的人们,怎么去还原那时历史的这一幕之真实呢?
遇有异族入侵,后又被蒙古征服的中原汉族,便时常想到他们祖先的血脉,最容易先想到的就是祖先中的英雄,如吕布,当然此人在人品上是小人,不比关大爷。关公之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八十二斤,有道是“酒尚温时斩华雄”,于万之众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当然,有英雄必有美人,只可惜关公在《三国演义》一出场,年纪应该并不很大,就被尊称“关公”。千里走单骑,忠心护兄嫂,是为忠义楷模之武圣,可是没有美人相映衬,仍不能解此困结,于是,元人便编出这许多的杂剧。
【“女色”是可以成为反证其美德的道具】
因为“女色”是可以成为反证其美德的道具。《关大王月夜斩貂蝉》,见于《今乐考证》等书著录,作者无考。究其由来,“斩貂”之事于史无据,也不见于元代话本《三国志平话》。明代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导有四折北杂剧《斩貂蝉》,列入“具品”,并引《庄岳委谈》:“《斩貂蝉》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明代王世贞曾作《见有演〈关候斩貂蝉〉传奇者,感而有述诗》,诗中写貂蝉“一朝事势异,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汉寿,语语厌瘟候。”不料关大爷则闻言大怒,“忿激义鹘拳,眦裂丹凤眼”,最终使貂蝉“孤魂残舞衣,腥血渐吴钩。”
如此狗尾续貂之事,竟有众多的同类型翻版,且有一定的历史之“连续性”:明代传奇《连环计》故事情节中,将“斩貂”情节揉入其中。作者为王济,吕天成《曲品》将其列入“妙品”,所道的是,董卓死后,貂蝉改妆逃到王允府中,王允让吕布与其结为夫妻,后曹操擒吕布,貂蝉自然也顺带其中。
也许正是象传说中的那样,曹操为拉扰关羽,将貂蝉送给他,貂蝉向关羽献媚,却没想到被关大爷斩之。清代刊行的戏选集《缀白裘》中,有短剧《斩貂》。戏中关羽有言:“我想权臣篡位,即董卓父子;妖女丧夫,即貂蝉也。”因此而提剑斥之:“骂一声貂蝉女无义不良”,道一声“俺关公今夜里斩了他万世扬名”。
如此之作,显然不是出自于英雄配美女之意,而是为了反衬关大爷不近女色之“显烈”,但却对貂蝉同为“烈女”之义举,一笔抹杀。对此,李调元《剧话》卷下引《升庵外集》语:“元人有关《关公斩貂蝉》剧,事尤悠谬。”清代毛宗岗言:“最恨今人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并认为:“貂蝉无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
【奇异的一抹艳红】
当然,还有人对关公之行为做过分析,认为不可能有斩貂之事发生:武樗瘿于所编《三国剧论》中《论斩貂蝉》一文中有言“若关公者,塾读《春秋》者也。西子奉勾践命,志在沼吴,与貂蝉奉司徒命,志在死卓、布父子,同一辙也。关公不责西施,而乃月下斩貂蝉,余赦谓关公圣义,不此杀风景事。”(周剑云主编《菊部丛刊》)(13)各有所论,在相关问题上,不仅在于“斩貂”的故事情节各不相同,而且所作议论的“论点”又不尽相同,结论也有不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似乎直至今天,关羽好象也脱不了与貂蝉的关系。如近代粤剧有《关公月下释貂蝉》的剧目上演,民间有关羽拒色故事流传:曹操白门楼擒吕布后,将貂蝉赐给关公,意在迷惑于他,不料关羽拒绝,曹操欲处斩貂蝉,貂蝉闻之悲恸,关羽斥责其“一女二嫁”之事,貂蝉辩白,关羽遂动恻隐之心,助其逃生,送其于前山净慈庵,削发为尼,关羽因此赚得个不近美色的真英雄之名。
还有新编川剧《貂蝉之死》,其故事情节为:刘、关、张随曹操攻吕布,曹操水淹下邳,貂蝉为救城中百姓,遣秦宜禄送书于素有倾慕的关公,请其禀告曹操退水。关公因貂蝉有此爱民之心,而生有爱慕之意。后秦宜禄与候成、宋宪傅吕布而降,曹操缢杀吕布后,送貂蝉给关公,以笼络之。关公果与貂蝉成婚,貂蝉为其歌《倾心曲》。刘备恐关公迷恋貂蝉,遂以送礼之名,提醒其“扶汉兴刘”之大义,关公遂遣走貂蝉,貂蝉突遭此变,深感绝望,在向关公述其衷肠后拨剑自刎。
如此种种。那种不合谐的东西,似乎在我们的查找中,有些层出不穷地增多。且将这些现象背后的表述放在一边,仅只是从形式上来看,各种零碎的片断,附会、猜测、歪曲,甚至是咒语般的东西,它们各自带有不同的色彩,来自遥远的时代,或者就在离我们不远处的那些民间,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传闻,让我们只要有心去贴近,就可以感到它们所带有的田野气息。
如果把这些现象凑在一起,就会挤压甚至肢解了我们原来心目中的那个有关于美的脆弱的形象:她本来就是易变的和敏感的,捉摸不定,在我们以某种词汇:纯真的、善良的,晓大义和富于心智的等等,去试图因定她的形象的时候,她却如此轻易地就消失在中历史的苍茫之中,只留下奇异的一抹艳红,她是难以被表达清楚的,更难以完整去界定。
【人们怎么会去长久地传说呢?】
面对如此之景象,现在被假设的是:我们如果去看那些上面所说的戏,看演员如何表演,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要是不可能的话,只好在书的纸页上看完有关于此了描写——
这些其实并非深刻的故事复杂,它们的情节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可以被证明的是,它们确实破坏了我们原先的感觉,也就是原先对许多有关于此的事,在不甚了解时,破坏了对貂蝉形象的美的感受。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再问一句:有关貂蝉的形象,这种美感,在原先是真实存在的吗?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好象并不是那么想当然的。
对这个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人不以为然,如同对貂蝉其人是否存在的讨论一样。
一位几千年来被人们口口相传中的绝代美女,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但是人人都这样说,会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不是这样,人们怎么会去长久地传说呢?这样回答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见过貂蝉究竟长什么样,但我们认为她是最美的。
这当然是思维逻辑的循环所造成的,它在重述自己,不会有什么新东西。
不过,对这样的回答可以被审视的是,对大众而言,至少是因为《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的描绘,让人们感到,貂蝉的美是真的,如同这本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因为流传,都被我们当成了真人一样。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话说,这样一个被人们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故事中的人物,虽然是美女,似乎也不值得反复去说,是的,也许再离奇的故事,也难以经受得住重复的考验,但是,细节很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但仅限于我们不是亲生经历的听别人说的故事,如今至少已有两个以上版本的《三国演义》,但2010年安徽电视台的新版《三国演义》,收视率不低,正应了这句话,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细节却是不一样的。
【那只明显不合于时宜的微物】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从仍然从貂蝉的名字开始:
这是一个艺名,叫貂蝉。而其真名,元代《三国志平话》卷上称:“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这首先就很奇特,“家长”也就是丈夫,貂蝉的丈夫是吕布,这怎么可能呢,但这本书上确实是这样说的,只不过,遗憾的是,这本被很多人转引的书本身,也已经遗失。清代焦循对此还有论述,其在《剧说》引《知新录》中言:“元曲有吕布,貂蝉及夺戟争斗事……元曲所云必有据。”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好再去查对那些有关于此的资料:貂蝉成为王允府中歌伎,自宫中流散而被收养,但在入宫前,则为乡间农家女儿。这些情况,许多材料中到是大体一致的。
然而,有些情况,我们却只能去假设:无论是她出生于今山西(并州)九原县木耳村,还是甘肃临洮,陕西的未脂,其来自于田间乡舍则不会错。让我们不竟会想一幕景象——
于细柳高飞之处,却是满目荒芜中零落的枯枝间,有“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唐·刘禹锡,《答白刊部闻新蝉》)的蝉鸣。那只来历不明,且又明显不合于时宜的微物,天旱时已无甘露,更无数叶蔽身,如口语之叫声“知了,知了”,竟知何事?如此“多含断绝声”,真是“历乱起秋声,参差搅人虑”。(隋·卢思道《和阳纳言含听鸣蝉》)。
如司徒王允于自家后更漏三下,夜月正圆,花影婆娑的朦胧光影之中,听见的那一声啼哭,来得不是时候,正搅了心中之事,却于牡丹亭傍,发现是自家所养歌伎貂蝉,这样一次偶然中的相见,却导出了后世所叹喟的“连环计”之惊心动魄,事出巧合,却并非不合理。
【职业女谍和古人之隐讳】
貂蝉若确曾为宫中执掌朝臣所戴的貂蝉冠之“官”,自宫中流数后,为王司徒所收留,到有几分可解:因为在王允全盘托出离间董卓、吕布二人之“连环计”后,貂蝉一句“妾许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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