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利害攸关的事:貂蝉艳美形象背后的隐秘- 第4部分

　　甚至新闻道：成都郊区发现了貂蝉墓；如此等等；似乎有些人惊奇不断，又似乎有些让人感到荒唐，最重要的是，于“美感”而言，貂蝉与关羽故意的“画蛇添足”之说等说法，所表现出的粗浅、流俗和难以接受，如果都不存在，我们仍然会觉得貂蝉是“古代第一艳女”吗？（10）

　　这也许会被解释为“舆论”的作用，但如果没有人说，古代美女貂蝉也早就被*了。而这种情况，会让我们想到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种“舆论”呢？从古至今，也许还会有人说，貂蝉为救国难而从大义，值得“舆论”，但仔细研究这些“舆论”的内容，会发现会发现矛盾、错漏、编造等等，而将关羽与貂蝉相关联，则在不经意间，也就是我们没有去留意的时位，透露了其中的缘故：

　　没有这个“画蛇添足”的故事，或类似的东西，我们并不会认为貂蝉是“古代第一艳女”。

　　对此，我们再引一段美学理论：“现在包含着过去”。知

　　觉会对被掩盖着的，或者是残缺的部分，进行“补足”，如“被遂道断成两裁的火车，是被看成是一个运动中连续的整体，完全是由知觉自身的本领造成的。”（11）

　　【貂蝉之美存在的“内部”】

　　事情正是这样。有关貂蝉下落的多种“版本”，是人们于想象中对历史的“补足”，然而这种“补足”，如前所述，对于貂蝉之美而言，则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多余，但也正是这种多余，让我们发现了貂蝉之美存在的“内部”，并因此而与如前引的若干对其美的“外部”形象描绘相联系，从而构成其存在的统一性。

　　但这个“内部”存在显示的貂蝉之美，并非她自身的艳美胜过其他女人，而仅仅是道德概念的外化。

　　是因为她的是在个性化的存在，其献身于拯救国难的义举，但在道德概念上所留有的“污点”，这个对“内部”存在的暗示，让我们找到了对此进行认知的途径。也就是关羽斩貂蝉之所以难以被接受和认可，恰恰证明了貂蝉之美的形象塑造，已近完善。

　　正是这位的娇小而艳美绝伦的女子，其“丁香舌”吐出的莺啼燕的悦耳之声，却原来是一柄锐利的锋芒无比的纲剑；她犹如在风中袅娜而动的新花一枝般的身姿，带来一缕异香，让那个在当时充满诡谲气氛的半明半暗的画堂，刹时竟有如看天般明媚温暖（“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春暖不胜春。”），但仔细再往下看，却会于惊心动魄中发现，这竟然是一部刀光剑影不交错，锵铿之声刺耳的血腥之戏的荒诞意味十足的开幕——

　　其惊人之处是在于，貂蝉之美竟与如此重大的利害攸关之事相关，其中即有欲示张扬又似被遮掩中暧昧的*，又有在瞬间可能发生的骤变前可怖的宁静，这其中全部的注意力都被集中于一点：

　　一个绝*子惊世骇俗之举的内心世界，被某些我们不可能看见的细节，在后来的描述中所留下的残缺，开通了缺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看见紧张、复杂而又充满诱惑力的美，在以个性而被体现时的概念外化，是多么生动、丰盈和完善。

第三节心灵中理想的美：貂蝉形象的象征性。
【在战乱和天灾中颤粟的时代】

　　一个在战乱和天灾中颤粟的时代，大瘟疫的流行，饥饿和*，还有连续不断下的大雨，树叶都落光了……

　　属火的赤德之汉朝，有黄巾军大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是钜鹿人张角提出的口号。

　　“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干。”“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而“二时俱起”，“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

　　自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夏，四月，旱”；公元183年，“夏，大旱”（《资治通鉴》卷五十八）也就是在这一年，张角率三十六方之众（数十万人）起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十月，张角病死后，“皇甫与张角弟梁战于广宗”，“大破之，斩梁，获三万，赴河死者五万许。”（《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张角被剖棺戳尸，张宝也随即兵败于曲阳而阵亡，十余万黄巾军士兵被杀，真可谓血雨腥风。

　　而公元204年至公元219年，长江以北出现大瘟疫（流行性出血热），死亡人数约两千万，这在当时，全国人囗约五、六千万的情况下，可以称之为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是岁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饿馁遍野，人相啖食，白骨堆积，可见情形之恐怖。如曹操那首著名的《菩里行》中所描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外戚宦官专权】

　　此外，东汉政权外戚宦官专权的情况十分严重，导致的多次宫廷政变中的相互残杀。章和二年（公元88年）和帝即位，其为新君时尚年幼，母后窦皇后临朝。永元三年（公91年），窦皇后之兄窦宪征匈奴，大胜还朝，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诛宪《后汉书·宦官列传·郑众传》：“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众首谋诛之。”窦宪死亡，郑众以功迁大长秋，自是常参与政事。宦官弄权，至此开始。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八月，顺帝崩。其在位时，以皇后兄梁冀为大将军辅政。皇后与梁冀立两岁皇子刘炳为帝，是为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正月，冲帝崩，而如此之事情发生，前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皇太后梁氏与大将军梁冀又立八岁建平候刘缵为帝，是为质帝。因其年幼，囗无遮拦，在一次上朝时说梁冀：“此为跛扈将军也。”于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冀毒死质帝，另立十五岁的蠡吾候刘志为帝，是为恒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恒帝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合谋，诛梁冀。而这五个宦官因此而被封候，人称“五候”，“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单超封候后不久死去，百姓对所余四人称之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可见其权倾一时。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正月，解亭候刘宏被立为帝，是为灵帝，年十二岁，窦太后临朝。太后之父窦武，与太傅陈蕃，共辅朝政，并欲铲除宦官集团。但事有意外，建宁元年九月，中常侍曹节矫沼诛杀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并诛其族，皇太后窦氏被幽禁于南宫。于是宦官继续专权。

　　曹节死亡后，灵帝又以张让、赵忠等“十常侍”专政。“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皆封候。”就连皇帝本人对此情况，不以为耻，或者是什么不好的事，当然，也许是无可奈何，竟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

　　灵帝崩，皇子刘辩即位，年十七岁，是为少帝。灵帝皇后何氏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共辅朝政。何进欲灭宦官集团，却被骗入宫中杀掉。何进被　杀，袁绍与何进部下发动兵变，冲入皇宫，“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面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后汉收·何进传》）。

　　【董卓之乱】

　　当然，最为严重的是董卓之乱。董卓是何进欲铲除宦官集团而召进京的，但“卓未至，进败。”董卓入洛阳，“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又奸乱公主，一如既往略宫人，虐刊滥罚，睚眦必死，群傣内外莫能自固。”（《后汉书·董卓传》）

　　初平元年二月，其“乃徒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陆墓，取宝物。”其时，“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数千，百姓嗷嗷，道路以目。”“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以上情况并非能让我们对东汉末年礼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全面的了解，这里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东汉时期，累世公卿家族，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这些门阀大族，是朝廷的贵族，又是地方豪强，占有大量的田地人口，形成自成一体的田庄。

　　《后汉书·窦融传》记载：“窦氏一公、两候、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当时“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中的邓氏，也是如此。

　　《后汉书·邓禹传》：“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候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十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渴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东汉后期，灵帝与宦官更是公开卖官，由于所得金钱贮存于西园，史称“西园卖宫”。

　　中常侍候览，家在山阳；小黄门段瑾，家在济阳，两人都在济北境内兴立田业，“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后汉书·宦者列传·候览传》）候览“贪侈奢纵，前后诸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十八顷。”（同前）。

　　宦官张让，赵忠等人皆为中常侍，封候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传》）。

　　【汉代经济的发展】

　　当然，话说回来，汉代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体制。其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而形成了专业的官僚阶层，因此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有互利共生的一面，又有对抗的一面，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紧张关系，又有一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而其人多地少的精耕农业的发展，包括一牛挽犁的短辕犁和铁犁畜耕技术，得到普遍推广（《陕北东汉画像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畜养禽畜，以农舍做为手工业产品的主要产地，通过而市集交换集散，所构成的经济交换体系，以及相应的道路网络，形成庞大的市场网。（12）

　　东汉时期，因庄园的规模和数量的迅速膨胀，东汉政权不得不与豪强势力相妥协。

　　《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伍》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其“田完逾制”，已是公认的事实。仲长统在《昌言·理乱（篇）》中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固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豪强地主控制下的田庄不计其数。东汉前期，实行“柔道”方针，在施政中，“务用安静，解王葬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经过光、明、章三代四十余年的粗安岁月，由于精兵简政，减轻赋役，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这从人口的增加上可以略有所见：《后汉书·郡五国》注引《帝王世纪》，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国有（户）4，279，634（户），人口21，007，820（人）；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有户5，860，573（户），人囗34，125，021（人）；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5年），有户7，645，734（户），人囗43，356，367（人）；至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有户9，237，112（户），人口达5，356，229（人）。

　　【东汉末期，根株朽栏】

　　但至东汉后期，不仅宦官专政，“戎事不息”，还有长期的战争，大瘟疫的流行，据《晋书·地理志》，在恒帝永寿年间，全国有户10，677，960（户），人囗56，486，856（人）；但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减至户9，348，227（户），人囗47，566，722（人）；此为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而在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量竟锐减为780万人。按照人口学家的分析，汉末永寿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换而言之，在灵帝中平及献帝建安短短数十年间，人口减少了85％。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减少近5千万？除去战争的原因外，主要是瘟疫流行。

　　在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史有确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恒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以致造成十